第二章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出生于帝俄时代一个海军军医家庭，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因撰写具有反专制色彩的戏剧《德米特里·卡列宁》被学校开除。1834年发表《文学的幻想》，开始批评家的生涯。1839年前往圣彼得堡，先后主持《祖国纪事》文学批评栏和《现代人》杂志，不到十年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别林斯基出身寒微，生活简朴，差不多靠自学成才。他经由饱受西方教育的俄国知识分子学习经院哲学的思想，包括德国观念论及其俄国追随者们枯燥而抽象的哲学，但他受人尊敬的主要不是哲学，更多是激情。“在我，思考、感受、理解和受苦乃是一回事”，他认为真正的理解并不来自纯粹理性而来自直觉洞察。思考和激情的融合贯穿了别林斯基一生。他以特有的理智与道德激情接纳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个性和自我的理念。他坚信正是这个核心价值使人成为人，给人以权利和尊严。他说，“我只有感受到个体的自我在受苦才能感受到宇宙的存在”，“个体自我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更重要”。他凭借这种通过复杂思想斗争获得的价值观念与周围现实争斗，猛烈地抨击专制统治和农奴制，抨击贫穷、迫害、酗酒、官僚的冷酷、对弱小者（包括妇女）的欺凌。

别林斯基短暂一生主要的工作是文学批评。他的文学论述与道德判断密不可分。他相信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唯一的自由只能用笔争取。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批评家和思想家，别林斯基有生之年一直将文学作为社会良心来捍卫，把俄国文学视为自己的生命。他向文学所要求的首先是“真实”。这不仅是忠实地反映现实（他痛恨仅仅取乐、逃避或唯美的作品），还要提供“真实的”理念——正确的道德意识（最重要的是对个体尊严的关怀）。正如他在有名的致果戈理的公开信中所说，公众“总是可以原谅作家写出一本坏书（美学上糟糕的书），但绝不会原谅作家写出一本有害的书（观念和道德上糟糕的书）”。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的《致友人书简》有害，因为它“放弃了唤醒人们争取人的尊严的努力，而在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人的尊严一直被践踏在污泥浊水中”。

《文学的幻想》追溯18世纪古典主义以来俄国文学的简史，凸现民族性和现实主义两大问题。《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将文学划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肯定果戈理作为“现实生活的诗人”的意义。《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将普希金定义为俄国民族诗人，提出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若干基本原则。在关于40年代俄国文学的几篇气势雄伟的年度概观中，别林斯基对真实、典型、形象思维、人民性、天才、激情等一系列文学和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1846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简》，倡导恭顺、调和的社会理想，激起别林斯基的愤怒，时在德国养病的他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公开信》，赫尔岑称这封信是充满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别林斯基的“精神遗嘱”。

作为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评家、思想家之一，别林斯基和稍后的另外两个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一起，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世界文学批评。“别车杜”被许多人视为世界文学批评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写于1835年，显示了典型的别林斯基风格。他总是把作家作品放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从一个作家某部或某几部作品出发，逐渐扩展开来，顺理成章地涉及整个社会、政治、历史和人性问题，加上别林斯基特有的思辨和道德激情，其文学批评因此成了社会批判、美学分析、哲学探索、道德拷问的综合体，既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又高屋建瓴、吞吐万象。《致果戈理的公开信》写于1946年，并不拘泥于对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分析，而是单刀直入，直指本心，始终围绕果戈理《与友人书简》中的社会理想和宗教立场展开论辩，但仍然显示着别林斯基式的思想洞察力和道德批判的火热激情。对比这两篇针对同一个作家、前后褒贬不一的文学批评文章，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别林斯基的立场与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