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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厂房已经废弃，静默无声，高处的格窗由于日久天长结满厚厚的灰尘。成排的旋工机床和铣工机床已经忘记了工人的熟练操作和关机离去——也蒙上了一层黏黏的灰尘。在一排排的机床中会有几处露出空地：有些机床找到了新的外地的主人；有的被扯下来，挪到旁边——等着哪一天被四面钉上木板，从这里运走。

在厂房中间，主过道上，一辆电瓶车侧翻在地，八成是被人故意掀倒的，并惨遭痛骂，四只黑轮朝天翘着，上面布满了金属切屑的划痕，仿佛一个老顽童一把抛掉了这个他已经厌倦的巨无霸玩具……车床旁边堆砌着无用的工具：磨损的锉刀、折断的钻头、有豁口的钝铣刀，居然还有：破损的油布工作服、塑料防护镜、粗厚的充革皮鞋。

空旷的厂房回荡着谢尔盖·康德拉托夫的脚步声，在高处的拱顶隐约传来回声。谢尔盖抬头望了一眼：从前，这里有人的时候，在穿堂的水泥顶梁上常常落满了野鸽，它们不怕车床的嘈杂声。如今，鸽去梁空，看来，连鸟儿也对这破产的经济退避三舍。

“没什么好遗憾的，康德拉托夫！企业完蛋了，那就让它见鬼去吧！喏，看看那些美国大片，凡是匪徒都在哪儿火拼？想起来了？对吧？”车间主任奥古涅夫身材粗壮，形似牛肝菌，秃脑门，一双灰色的眼睛机敏灵活，现在特别饶舌；他似乎在辩解，尽管车间工人普遍失业，而他还能又有工作，又有职位，“在老美那儿，整套设施都废弃的。仓库、港口、各种机库。人家也不当回事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好，永远都是拖拖拉拉，磨磨唧唧！”

“我不看美国大片，”谢尔盖低声说道，“为什么不发钱？已经拖欠一周了。”

“明天新厂长上任，你问他吧。我算什么？我跟大家一样。我在这儿跟门卫没什么区别。自己也没钱。车间主任不过是个虚名。什么实权也没有。在老美那儿，合同是跟经理签订的，里面什么都写着……”奥古涅夫又飞快地喋喋不休起来，顺便举些国外的例子。

谢尔盖垂下了头：要知道，说实话，他是来找奥古涅夫借钱的。他们从同一所母校毕业，是工学院同年级同学，一起在这儿工作有年头了，在同一车间的屋檐下，两家人甚至还曾经一道去旅游基地游玩过。可是如今奥古涅夫对于谢尔盖而言已经难以接近。讨好，逢迎，谢尔盖对这样的事理解不了，友好地拍拍肩，他做不到。

“车床，设备哪儿去了？已经卖了？”谢尔盖问道。

“给些波兰人讨价还价地便宜买去了。多半是些二道贩子，倒爷。他们擅长这一手。不像我们，磨磨唧唧。”

“怎么你一点儿好处都没捞着吗？”

奥古涅夫气得撇着嘴，暴躁地挥了挥短粗的胳膊，开始了暗中进攻：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到我的实验室去。我在那儿……”谢尔盖停顿了一下，“还有点儿东西，有些书。实验室里的设备也都卖了？”

“暂时还没。再说谁要它们啊？会陆续都搬走的。一色儿过时的旧货：鬼都不要。”

“谁有钥匙？”

“我有。为什么给你？”

“我说了，收拾自己的东西。”

奥古涅夫不情愿地从写字台里找出钥匙，递给谢尔盖，用一种缓和到令人愉快的语调问道：

“玛琳卡在管理局怎么样？没裁员吧？”

“好像没有。”

“去他们那儿试试。那儿有铁路局。那儿的工作更稳定些。暂时还不会分着卖掉。”

“我试试。她一回来我就去试试。”

“她现在哪儿？”

“黑海，疗养院。”

奥古涅夫假装高兴地接茬道：

“你看，康德拉托夫，不是什么都那么糟。我们失业人员的妻子在南方游玩！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去过海边。”

“玛琳卡也没去过。头回摊上。”谢尔盖低声说完，走出了奥古涅夫的办公室。

破败：就像看不见的传染病……谢尔盖站在测量仪实验室中间，他到这里足足十年了，他站在那里，环顾四周，留意到物是人非的变化。就像一栋老房子，里面的居民永久迁出分居到各地，而房子注定要拆除，不是因为过于老朽，而是因为妨碍了某个人；居民丢掉了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尽管它们实质上还是可用的。没有外壳的示波器，内部缠满了导线，损毁的测试仪上的玻璃已经碎裂，烙铁的尖端扎在一小罐松脂中，歪斜的绞合电线圈，半罐反沙的黑加仑果酱，上面覆盖着白色的霉菌，桌子上、隔板上、窗台上落满了褐色的灰尘。种植着普鲁士红的花盆里，土中插着烟头。地板上撒满了曲别针。

谢尔盖在办公桌上安放了一个试验台，上面填满了仪器、按钮、接线端子。这个试验台他装配了几个月，将近一年……谢尔盖甚至最后也没有说出这些想法：它们似乎盘旋在污浊沉闷的空气中，乱扔在地板上，陷于厚厚的灰堆中：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痛苦不堪……工厂会计科的出纳小窗上贴着告示：“无款。请勿敲窗。”设备卖了，按照部里那些功利者的意愿，工厂如今就要属于新的主人——外国人，或许，不过是些冒名顶替的人，他们未必能让工人回到车床前。试验台？谁会要呢？他们会以几美分的价格把它卖了，或者丢尽垃圾堆。会有酒鬼陆续把它拆走当作有色金属……谢尔盖从钳工箱里拿出安装工具，走到试验台前用尽全力朝它抡去。一下、两下、三下：朝着正中间，朝着仪器的核心，朝着显示器。玻璃碴、弹簧、仪器的指针四下里飞溅，还有只小灯轰然破裂。谢尔盖用工具依次挂住试验台的四角，用力将自己的合理化建议活动连着墙皮从砖墙上扯了下来。又是散落、坍塌，不可挽回地破裂声。谢尔盖把工具放回原处，看到试验台脸朝下倒栽下去，已然无法恢复，心头涌起一阵恶意的满足感，随后步出了实验室。

没什么好遗憾的：无论是体力，无论是时间，无论是脑力！仅有的是：命运带来的麻木的绝望。就像准备一场重要的考试：不停地读书、钻研、记背，之后突然取消了考试。这些知识，他们说，没啥用。可是付出的精力白白浪费了。

“实验室里，试验台掉下来了。紧固件，可能，松了。你跟清洁工说一声，让她打扫一下。”谢尔盖闷闷不乐地说道，把钥匙交给了奥古涅夫。

“我他妈的一点儿都搞不明白。什么试验台？”起初奥古涅夫疑惑不解，不过看来很快就明白过来了，秃脑门涨得通红：“你怎么着，康德拉托夫，想找事儿是吗？想上报纸？是吗？”

“代我向你夫人问好。”谢尔盖打断了他，走出了办公室。

***

在工厂的无果之行的前一天，还在大清早，谢尔盖看了眼走廊里的蔬菜摊儿。土豆几乎没了：只剩下几个又松又皱、长出白芽的小土豆。于是他抓起网兜，去桑·桑内奇和瓦莲京娜那儿一趟——去地窖，取些土豆。不久前入春的暴雨带来的肆虐的雨水已经撤离了地下室和菜窖，虽然亲戚的土豆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最终没有彻底受损。

去老城并不近。本来该坐公交的，但是谢尔盖决定徒步，他想省点儿钱，买包带过滤嘴的香烟：廉价的“首席”牌香烟抽着总咳嗽。“坏蛋，又拖欠工资！只能去借债了。”空寂无人同时又好像骗人的工厂，落在了身后。在工厂通道的玻璃上贴着一张传单，号召工人们参加抗议游行。

温暖的暴雨过后，乌鲁扎河的两岸裸露了出来，乏味的织物替代了皑皑的白雪：暗绿的草和去年灰褐色的落叶。峡谷陡峭的斜坡上某些地方潮湿的粘土呈现出暗红的颜色。通常在四月中旬，或者四月底，浮冰从河面漂离。如今，似乎已经没有冰了，飓风涤荡着河面，乌鲁扎河的冰壳已经非常细薄，眼看着就要咯吱作响，提前爬走了。

河面上一个渔夫都没有。就在流冰期前，甚至在毛蓬蓬的酒红色杞柳呈马蹄铁形环绕四周的河湾处，冰窟窿旁还坐着无精打采的农夫，可是眼下——一个人影都没有：也许是因为脆冰危险，也许是因为鱼儿在沉睡，不上钩。就是说，谢尔盖对于冰下的世界没什么好奢望的。

沿着滨河街展现出一座不大的公园，公园里栽种着成排的杨树、白桦树和槭树，还有稀有的橡树，黑色的枝杈分得很大。好像一直在寻找而恰巧赶上这样难得的东西，谢尔盖无意间，却敏锐地发现在长椅附近有一个空瓶子。黑色的玻璃瓶。这样的瓶子值一卢布，浅色的要便宜一半……不，这一个还不够：应当收集空瓶子！不管怎么着还能撑一阵子。马琳卡回来之前还得想出个法子。谢尔盖没告诉她，没有承认，在她走之前，他和工厂之间当然已经——完蛋了！——无法回去了；现在肯定是回不去了，和奥古涅夫见面之后。让一切都见鬼去吧！受够了！他希望忘记不快，幻想些美好，将思绪转移到光明愉悦的事情上，哪怕是童年的回忆，他们一群小男孩常去乌鲁扎的那个河湾洗澡，每到傍晚就躲在灌木丛中，偷窥恋人接吻……可是这样的回忆也只能解一时之渴。没钱的痛苦此刻重压心头，搅得心烦意乱，好像肌体内某个重要的腺体有了炎症似的。

天幕阴沉沉、雾蒙蒙的，只有几小片蔚蓝。太阳活跃起来了，但是还没有燃旺春天，基本上隐藏在云层后面。吹自河面和对岸原野上的风，凉丝丝的，像色彩中的灰颜色。在这里，人烟稀少、几近空旷的河滨，失落和无望的处境愈发明显。似乎，谢尔盖·康德拉托夫在现在这种处境，只得像饿狼寻食一样走访各个机关，给自己弄个新地儿，可是他拐进了一家公司，在一位看来是“人事经理”的黄毛丫头面前腼腆地倒着脚，这位人事经理看起来营养不良，鼻子上敷着厚厚的粉。还没听她说完编写简历的训话，谢尔盖就像被碰伤一样走了出去；说实话，他还去了一趟职业介绍所，确切地说，尼科利斯克就业服务站，谢尔盖坐在一位平庸的检查员对面，这个婆娘已是退休年龄，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翻领锃亮的小上衣，她说：“工程师的空缺暂时没有。”谢尔盖撞了几下公告板，好像不再相信……算了吧，听天由命吧！

突然谢尔盖回头看了一眼后面：没人。前面也没有碰到一个熟人。他猛地转身走向白桦林。两只空瓶子颈对颈、肩对肩地躺在那里，就像两个朋友，可能不久前还一起宿醉后喝醒酒，在这里，在白色的树干下。谢尔盖环顾一下四周，迅速地将瓶子塞进网兜，然后快步往回走，拾起自己从前会嫌脏的空瓶罐。“既然都这样了，多几个算不了什么！”他腼腆而又自嘲地向某个假想的人承认道。

当谢尔盖踏上老城的街道时，他网兜里的五个空瓶子轻微地叮当作响。粮店的不远处，行人更多的十字路口旁，堆着一摞空箱子，旁边坐着收空瓶罐的人，一个妇女，穿着厚大衣，戴着一方小披肩，脚蹬带套鞋的毡靴。她的装扮和这样的工作很般配：别看是春天，在外面要无聊地待上一整天！

“收瓶子吗？多少钱？我这是黑瓶的！”

穿着厚大衣的妇女飞快地回头望了一眼这亲切的声音。她坐在箱子上，把报纸摊在双膝上，脏兮兮的白手套里握着铅笔，做着纵横填字游戏。

“一卢布一个，谢廖沙，所有的地儿一个价。”

“塔妞哈！”

“正是她，如你所见。”

不知道从哪儿，从天上、从青春星球上，掉下来了同年级的同学塔吉扬娜。毕业后他们几乎就没再见过面。

“塔妮娅，塔涅奇卡，塔妞莎……”也许是有过这样的歌，也许是民间故事的引子，也许是诗歌的开端，这些对于塔安卡都是那么贴切。那时女孩子流行穿迷你裙，梳“加夫罗”短发，心爱的户外游戏是：羽毛球。谢尔盖和塔安卡打羽毛球度过了多少时光啊！甚至不是同一年级、同桌、而是轻盈的羽毛球，在两个球拍之间飞来飘去，画下了信任的轨迹，使他们成为了朋友。

“她是多么壮的一头小母牛啊！我要破了她的童贞。我要塔安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绰号“班房”的窃贼做出了决定。他服完两年徒刑后刚刚出狱，走出狱区，看到了已经发育成熟的塔安卡：化过妆，穿着短裙，于是用贪婪淫荡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她。“班房”在尼科利斯克城的无赖中是非常受宠的：他的身后是一段光荣的履历：做过少年犯，也做过成年犯，名牌的监狱文身，而兜里总是揣把芬兰刀。谢尔盖和流氓团伙没有交往，不过对于“班房”的胃口早有耳闻：传言来自同年级同学，而塔安卡自己也曾痛苦地暗示过：她说，在猎捕她……塔安卡没有庇护人：没有兄长，没有有权有势的亲戚；父亲是个残疾人，半个酒鬼，母亲呢，是工厂食堂的保洁员。“我不管怎么着都要塔安卡。”“班房”眯缝起凶巴巴、色迷迷的双眼。不要说他总是蓄意侵犯别人，单是他那一脸土匪相，就够让周围的年轻小伙和姑娘们害怕的了：寸头、中间梳着典型盗贼般的分头，眉毛，纵横交错的伤疤，手指上的指环文身。“你要不成，混蛋！”谢尔盖暗自下定了决心。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和塔安卡交谈之后。塔安卡向他坦言：“他昨天把我往板棚里拖。为了不留反抗的痕迹，他想用毛巾把我的两只手捆起来，开始粗暴地戏弄我，纠缠不休，还说，让我们好好地……我勉强挣脱出来。警察局我不会去的，因为如果去了，所有的人都会开始戳戳点点……”“你别哭，塔妞哈，我想个办法。”“你想什么办法？”“随便什么办法。”

他想出了办法。他躲在暗处等到了“班房”，虽不粗鲁却坚定地告诉他：“你别动塔安卡。我是她的男朋友……”“什么？你小子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别动塔安卡！我……我要和她结婚……她是我的未婚妻。你不许动她。”“班房”本人没和谢尔盖交手：当地的六人流氓团伙在“班房”的唆使下，打掉了谢尔盖的牙，打得他满身瘀青。不过谈话还是起了作用：“班房”不再厚颜无耻，只是贪婪地死盯着塔安卡，嘲笑“未婚夫”，但是手没再伸向别人的未婚妻。谢尔盖从那时起尽心地扮演着未婚夫的角色，每逢天黑必送塔安卡，舞会之后把她送到家，送到门前，却从没有过一次接吻的举动。

不过在六月那充满激情的夜晚，在中学毕业晚会上，塔安卡一再邀请谢尔盖到自己的祖母家，而祖母恰巧不在家，她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整个身体紧贴着他，笨拙的激情，少女式的，热烈地对他耳语道：“听着，谢廖任卡，爱我吧。你有权利得到我。如果不是你，‘班房’不会放过我的……你救了我。反正我也没有心上人，而你是朋友，永远是我的朋友。就让你成为我的第一个……”

塔安卡的声音颤抖着，此外她那笨手笨脚的拥抱更是充满了诱惑。谢尔盖满脸通红，觉得血往太阳穴上涌，脉搏加速，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汹涌中烧的欲火战败了。他羞涩地推开塔安卡，说道：“这样有些不妥。你说了，你没有心上人……不需要献给我。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助你。不需要回报……你还会碰到心上人的。一定会碰到的。”就这样他们分开了，彼此始终没有明白对方的某些想法。起初是几天，接着是半年，然后一别将近二十年。

塔吉扬娜的心上人并未让她久等，很快就来了。尼科利斯克城的战时警备司令部来了一位年轻的见习中尉，他成了心上人。很快塔吉扬娜站在火车的踏脚板上，挥动着三角巾告别了尼科利斯克，作为军官的妻子前往远东海滨驻防部队。

“就这样我们随着部队辗转漂泊。滨海，中亚，科拉半岛……后来开始压制军队。周围到处都是贫穷、混乱。丈夫转业复员，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梁赞。而我：到了这儿，我的故乡，一个小地方。我们离婚了。他开始疯狂地酗酒，家暴……女儿长大了，去了彼得堡，她考上了那里的大学。而我在这儿，在郊区买了房，住在那儿。我什么专长都没有。于是就回收瓶子，经常算错多给钱……我其实见过你，谢廖沙，有一次。你和妻子、女儿从这儿不远处经过。我没叫你，不好意思叫。生活嘛没有非常厚爱我。”塔吉扬娜苦笑了一下，伸开双臂，说道，来让我们看看欣赏一下：穿得多么暖和的一只要下蛋的老母鸡。随后她整理了一下手上的破手套，露出的中指上涂着玫瑰色的指甲油。

“还是老样子。”谢尔盖鼓励道。可是恭维之后，想的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显然，生活把你折磨得不像样子，塔妮娅，塔涅奇卡，塔妞莎。”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非常同情她，发胖的身材，难看的外貌，同窗，打羽毛球的伙伴，曾称作未婚妻的人。那种同情：就像流氓头子“班房”又要侵犯她一样。

“来，谢廖沙，瓶子给我。”塔吉扬娜把瓶子放到箱子里，开始数钱。

“刮了飓风，你那儿怎么样？房子没事儿吧？”谢尔盖问道，把话题从瓶子引开。

“狂风大作，我还想，如果吹跑了，”塔吉扬娜大笑起来，“就飞起来，像童话里的那个小女孩……”

“绿宝石城里的艾莉。”

“你什么都记得。难怪在学校里是好学生。”

“我不久前给女儿读了这个故事。她喜欢听童话。”

在这样的谈话中，不自然的沉默是可预期的。似乎可以说呀说呀，讲述呀，回忆呀，可是有某些言外的东西：眼神、灵感，无需解释就揭露了两个人的底细，两个多年未见，在回收瓶子的空箱子旁意外重逢的人。谢尔盖点了点头，告别了。塔吉扬娜冲他摆了摆手，重又坐到箱子上，埋下头来猜报纸上的纵横字谜，却不忙着拿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