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知识
中国步入现代世界并非一定意味着要与过去的知识传统一刀两断，它完全可能对过去的传统进行“再发现”和重新连接。到美国去寻求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曾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这一文化传统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虽然对什么是实用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在学什么科目的问题上即可看出对待知识的实用态度——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就学什么；而国家也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起重要作用。1908年以前清政府并不规定留学生该学什么，也不对那些学习实用技术的学生加以奖励。相反，如我们后面将讲到的，在1905年开始的特为归国留学生开设的考试中，持技术学位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中国历来重文而轻视“奇技淫巧”之术。1903年梁启超访美时发现，学技术如工程（Engineering）及相关科目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太少，他对此表示不满。[1]1908年后清政府对留学学科的选择有了严格的规定，强调实用技术的学习。那年朝廷发布了一道圣旨，要求所有官费留学生学习工程、农业及自然科学等科目；自费学生如要申请官方资助也需学习这些科目。[2]一年以后制订的庚款留学计划要求80%的庚款学生学习工程、农业和采矿。[3]1910年又颁布了一系列规定，要求重视“实用科目”，限制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人数。[4]结果，在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学习技术科目的人占了大多数。在1909年派出的第一批47名庚款学生中，43人学习科学技术。[5]此后的庚款留学生也大致是这种情形。[6]
清政府限制学法律和政治的做法显然反映出它对那些政治激进的留日学生不满，后者倾向于选修这些学科，这也表明清廷对修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热衷。但清政府转向重视科技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与中国知识传统重实用有关。
张灏认为，儒家——它从根本上为中国人定义了知识的地位——的核心动力就是实用主义。[7]19世纪末被频繁使用的“实学”一词体现了儒家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明清之际到清末民初，实学的含义经历了不断的变化。17世纪时它指的是从“经验”的角度研习儒学，即能在明清过渡期有助于中国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8]19世纪中叶以后，当西方人的力量体现为“坚船利炮”，“实学”获得了新的含义。随着中国开始建造船坞、兵工厂和现代海军，“实学”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用来指来自西方、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技术。
中国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出洋务运动片面强调军事的缺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一代改革者开始提倡更全面更彻底的革新。“实学”成了代表一切有助于促进发展工业、国防、商业、教育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知识，它基本上等同于多学科的“西学”。到了20世纪初，尽管人们对“西学”有了更广泛的理解，许多人仍然认为它主要指的是技术知识。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实学”的含义几经演变。尽管如此，其核心含义始终是：凡称得上实学的科目须有实用价值。[9]当梁启超们、留学生们以及清政府的官员们提倡“非中国固有”的学科如工程技术等，他们实际上是继续甚至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强调实用的一面。
一些传教士教育家也强调技术学科对中国的重要。1904年刘景山和其他几名北洋大学堂的学生一起赴美国留学。[10]去国之前，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人丁家立（Charles Tenny）会见了他们。丁家立问学生们想学什么。刘答道：“铁路工程。”丁听了很高兴，说：“很好，中国需要铁路。你要好好学习。”与刘受到的鼓励相反，一名表示对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受到了丁的责备。[11]
清朝灭亡之后，尤其是北洋时期，政府不再规定留学生们该学什么。[12]这反映了对西学更加开放的态度，也与政府自顾不暇有关。在有更大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导致了留学生专业学科的多样化【注：从1909—1929年清华学生选学专业可以看出学习科目的不断多样化（Y. 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11）：
】，并带来了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本章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
不过这一时期学习科目的多样化并未影响技术科学的主导地位。以1914年为例，当年从中国来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三说他们打算学习工程。1909—1929年，清华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专修工程，比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如果再加上学农业和不同门类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占了清华学生总数的一半多。[13]留美中国学生总体学科的分布情况与清华的差不多。另一方面，专业科目的多样化并不说明不再重视学科的实用性。选择学社会科学的人往往强调他们的实用性目的。换句话说，“实学”的定义又被拓展了。
[1]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第130页。
[2] 圣旨起因于梁敦彦的谏言，梁是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时任外务部尚书。有关梁所起的作用，见颜惠庆：《颜惠庆自传》，第54—56页；又见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6—17页。根据汪一驹的说法，让大多数留学生学习实用科目是一位“谏官”建议的（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57）。
[3] 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145页。
[4] 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58.
[5] 其中有人后来改学其他专业，如胡适起初到美国时学的是农业，后转人文。
[6]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56—65页。
[7] Hao Chang（张灏），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9.
[8]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 Chou School, pp.76-85.
[9] de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deBary and Bloom,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Introduction”.
[10] 北洋学堂创建于19世纪90年代，1949年后改名为天津大学。
[11] “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对刘景山的采访。
[12] 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04.
[13]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