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的“路数”（A Technical Approach）
选择学什么意味着对什么是“现代化”的理解。对世纪之交的许多中国留美学生来说，现代化的本质是工业化。一位学生在一篇写于1910年的文章中解释了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和为什么那么多人选修工程：
以商立国者，英国是也；以工程实业立国者，美国是也。……美国幅员四百万方里，土地肥饶，物产繁多，金银钢铁各种矿产极富，其盛也在于发达天然之富而大图之。中国之形势地利，不与英国同而与美国同者也。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故工艺之巧，工程之精，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1]
学习“实学”是为了促进“实业”，“实业救国”是当时的流行语。研究20世纪中国经济的学者指出，清政府曾试图促进实业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民国成立后，在北洋和南京民国政府时期，现代工业和运输业相对发展较快。尽管在工业发展上有了一些进步，大规模的工业化并没有出现。[2]20世纪初的头二三十年，中国出现了专业技术人员，但并没有相伴随的工业大发展。尽管环境不利，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仍然憧憬着一个工业化的中国，这成为他们坚守的理念。
我们今天知道，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未能实现工业化。清末民初时，一些留美学生对中国工业化的到来是充满希望的。在辛亥革命席卷中国的前夕，一位留学生预料，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基本上是工业的”而非“主要是政治的”[3]。
当时的形势似乎支持许多留美学生类似的期盼。1910年6月在南京举行了全国博览会，展出国产的工业和手工业制品以及国外进口产品。受国外类似博览会的启示，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图“考察中华帝国的经济资源和工业条件，以便取得快速发展与进步”[4]。博览会规模宏大，有38座展厅，其中一些是西式建筑，有的甚至模仿哥特式教堂。《留美学生月报》热情洋溢地报道说，“我们国家发展之快甚至来不及报道”[5]。《月报》上还刊登了一张灯光辉煌的博览会夜景照片，给人“样样东西都光彩夺目”[6]的印象。熟悉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被称为“白色的城市”）的人会感到南京博览会与之有几分相像[7]。《月报》想告诉它的读者，工业化的时代就要降临中国了。
1912年共和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增强了学生们对中国工业化的期待。预料民国的诞生会大大促进实业的发展，学生们欣然将注意力转向“工业、经济和教育等问题”，因为它们将是“我们要面对的实际问题”。[8]许多学生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抱技术解决的态度，纷纷写文章赞颂科学和技术的理性与实用性价值。芝加哥大学矿业地质系学生Y.Tsenshan Wang（王）的文章颇有代表性。1910年他陪同两位美国教授考察了山西和四川的矿产，事后在《月报》上发表了文章。两省丰富的矿产资源给王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也对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漫不经心和无动于衷感到惊讶。他一方面指出采矿条件的恶劣并对矿工的境遇表示同情，但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使国人利用自然。他认为现代科技是减少贫困的关键[9]，相信技术性的路数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不少学生认为经济发展是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最有效途径。一名学生1913年写的一篇文章认为，“工业是维持新生共和国生存的手段，对改善整个社会状况有巨大影响”[10]。即使到了军阀混战时期，学生们对工业化的救赎能力仍然抱有信心。一名学生在191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坚持认为工业的发展是保证“我国人民昌盛、社会繁荣、国家振兴乃至生存的唯一之路。归根结蒂，一切依赖于这一点”[11]。
当然，并非只有留美学生怀抱技术救国的观点。如前所述，这种想法部分缘自清末广泛流行的实用主义思潮。但是与一般民众不同的是，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与学生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声誉，因此他们成为中国工业化积极的鼓吹者也很自然。在毫无保留地称颂工业化的合唱中，M.H.Li（李）发出的批评之声显得不太协调。在191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李论述了工业化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弊病会像数学级数一样迅速滋生。”他所说的社会弊病包括工业事故、工人阶级道德的丧失等。与美国“进步”时期（progressive era）的中产阶级改革者（他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带来的问题提出批评）一样，李提出以下解决办法：“现代公园、优良道路、纯净食物、充足住房、社区音乐会、宗教服务、科技演示等都是应考虑的因素。”[12]
那些一心一意拥护工业化的人设想自己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出人头地。一篇文章满怀信心地宣称：“谁将是工业化中国的舰长和将军？谁将是中国的爱迪生和瓦特？他们最可能出自留学生。”[13]一个学林业的学生想象自己不但是一名“将军”，率领“军队”去“制服摧毁山林的敌人”，还是一个征服饥荒的“慈善家”，“不是通过临时性的救济，而是通过把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变为富庶的园林”。[14]许多学生流露出对所学专业的自豪乃至信念。学采矿的John Wang称：“毋庸置疑……直接开采自然资源应当是我们首先和最须关注的事情。”[15]与此相仿，一位叫C.L.Wu的麻省理工学院学化学的学生认为：“在所有解决这些麻烦问题的办法中，化学工程最为重要。”[16]显然，这些留学生们是在树立自己所学专业的权威。
顾名思义，现代专业意味着学科的专门化。要树立专业化的权威，留学生们需要挑战根深蒂固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业余化”（amateurism）的思维、“票友”式的态度。列文森（Joséph Levenson）认为“业余化”是“中国思想的状况”[17]。从孔夫子的“君子不器”，到明代士大夫文人蔑视把绘画当作谋生手段而不是陶冶性情的“画匠”，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观念，即认为学识是清高的，是社会和文化地位的象征。虽然儒家中实用主义的流脉对这种清高观念有所修正，特别是在出现社会和政治危机时，人们也被鼓励去解决实际问题，但儒家并不主张任何领域的专业化，相反，作为一个儒士就意味着做一个通儒，而不是某一行业的专家。
“业余化”的模式遭到留学生的迎面挑战。一名学生在写于1916年的题为《需要专家》的文章中说：“中国是一个业余者的国家，无论治国、教育、工商，抑或办事决策，都掌握在业余者手里——他们没有相关活动领域的专门训练、专业知识和技能。”[18]一些留学生批评旧式文人“太偏重文学”，称之为“负担”“寄生虫”和“攫取土壤中养分的杂草”。[19]实用性和效率成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新标准。如一位学生所说：“教育只跟书本知识有关的看法已经过时了。现在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在实用和物质方面的重要性不亚于在纯知识方面的……我们应当知道，学习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接受教育，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20]一些学生认为专业化（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是现代人的重要美德。一个学生评论说，专业化“这个最重要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选择一门专业，否则人的头脑就是茫然的、不集中的，就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他的结论是：“这种人生必定是失败的。”[21]
这些新的知识精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不是实用主义，因为它在中国传统中早已存在，而是对专业的崇尚。他们认为现代男子（女子常被排除在外）需掌握一门专业技能。对专业和专业权威的崇尚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讲求实用的一面。
也有人意识到片面强调专业化的问题。在一篇写于1912年的题为《使人变狭隘的专业教育》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专业化与担当领导角色之间的冲突[22]，因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而不仅是狭隘的专门知识。出于同样的思考，另一个学生鼓励学工程的同学改变“人型机械”的工程师形象。[23]对人文知识衰落的担心在这一时期一直存在。早在1908年，有个学生就建议学技术的同学也应当学一些“人文、经济和哲学”，因为“我们要的是引领而不是跟随其后，是取代外国人。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关于物的知识，也需要关于人的知识”。[24]一些外国观察者也注意到学技术的归国留学生知识面的狭窄。一名美国人在1914年撰文谈到留学生这一“致命弱点”，他说：“比起外国人的技术知识，中国更需要外国人的管理方法。”[25]
虽说中国传统的“业余化”模式无法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西方强调的专业化和技术教育也无法使学生具有广阔的人文视野和领导能力。工程专业培养出来的人被认为“不会考虑和处理人际关系”[26]。留学生们想以专业技术来建立自己新的权威基础，却发现他们往往受到自己所推崇的理念的羁绊。这成为一个悖论。
尽管意识到专业化本身具有的局限，那一代留学生大多认同专业化的价值，认为它对一个现代人极为重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专业化文化的影响。1870—1900年间这一文化在美国出现并变得成熟，专业协会纷纷成立，专业标准得到承认。到1900年，法律、医学等众多领域已牢固地建立起专业的权威，专业化文化也普遍地渗透到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校园成为它的重镇。[27]中国学生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美国，生活在弥漫着专业化氛围的校园里，潜移默化中接受着影响。但要使专业化文化在中国生根，仅有一些专业化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专业人士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改变。对于归国留学生来说，只是到了1915年左右，在科举制度的残余完全消失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更多的独立和自主。
[1]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225页。
[2] Feuerwerker，“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Economic Trends，1912-49”；Wellington K. K. Chan，“Government, Merchants, and Industry to 1911”.
[3] Ruby Sia，“China's Need of Industrial Educatio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4月，p.300。
[4] Y. S. Tsao，“The First Chinese National Exposition of Industry”，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4月，p.536。
[5] 社评“Indicia of China's Progres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1年4月，p.533。
[6] Ibid.
[7] 有关“白色城市”的报道，见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pp.208-234。
[8] 《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1月，第246页。民国成立后，《月报》发表了很多有关科技的文章，如“Future Work for Geological Engineers in China”，“Scientific Agriculture and Its Prospective in China”等。
[9] Y. Tsenshan Wang，“Our Hope and Our Task”，载《留美学生月报》1910年6月，p.535。
[10] M. H. Li，“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4月，p.406。
[11] T. L. Li，“What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Do When They Retur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8年1月，p.163。
[12] M. H. Li，“The Social and Economc Significance of Technical Development”，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1月，p.219。
[13] T. L. Li，“What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Do When They Return？”
[14] “The Prospects of Foresters in China”，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5月，pp.618-619。
[15] John Wang，“China's Industrie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5月，p.540。
[16] C. L. Wu，“The Importanc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o China at Present”，载《留美学生月报》1918年5月，p.382。
[17]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p.43.
[18] Loy Chang，“The Need of Expert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6年5月，p.467。
[19] K. T. May，“The New Chinese Scholar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5月，p.342。
[20] Ruby Sia，“Education for Efficiency”，载《留美学生月报》1910年6月，p.549。
[21] T. L. Li，“Production ，Profession, and Specialization”，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2月，p.194。
[22] “Vocational Education Narrow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2年6月，p.642。
[23] “Engineers Should Have Self-respect”，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9月。
[24] W. Way Tam，“Students' Problem of the Hour”，载《留美学生月报》1908年1月，p.113。
[25] Thomas T. Read，“Future Work for Geological Engineers in China”，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3月，p.383。
[26] Terence J. Johnson, Professions and Power, p.17.
[27] Bledstein, 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Preface and 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