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说细读与重读
1 《女房客》：框套叙事与性别越界
安妮·勃朗特的《女房客》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认同形成了极大挑战，小说通过作者与男性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跨性别现象，阐释了性别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可操演性。这种跨性别叙事完成了一次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框约、进行女性主体建构的尝试，宣示了作品的前瞻性与美学价值，促其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作者安妮也因成功操刀消解小说文本内外的性别符号，由名不见经传而跻身文化精英的行列。
自盖斯凯尔夫人1857年出版《夏洛蒂·勃朗特传》起，英国文学史上天才三姐妹的神话开始传布，此后勃朗特研究的趋同性始终存在，比如肖瓦尔特把“勃朗特崖”[1]划为英国女性小说四座地标之一，布鲁姆认为她们“共同创造”了北方传奇文学[2]。但三姐妹的知名度绝非等同，《简·爱》和《呼啸山庄》的接受度要远远好于其他五部小说。这些小说出版之初即遭到诸多恶评，再版时夏洛蒂主观取舍将几部小说搁置，小妹安妮的第二部小说《女房客》就此埋没。进入20世纪，《女房客》重受关注，乃至被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重要性甚至“超过《简·爱》，和《呼啸山庄》并驾齐驱”[3]。女性主义者看中里面的平权思想，从中读出了颇多激进的元素，如安妮在序言中声称，“所有的小说都是或者应该是写给男女读者共同阅读的，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些真正有损女性尊严的事情，而女人写了任何在男性看来再合适不过的东西就要受到批判呢？”[4]
事实上，作者在《女房客》的文本内外罗织了一张庞大的性别之网，尝试模糊自己的性别身份；框架叙述者为男性，以异性眼光反照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将女主人公的抗争包装于框套叙事结构之中，缓冲个人思想的激进性。小说涉及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叙述交流与人物呈现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性别研究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安妮叙事迷宫的线索。
女作家与男叙述者
《女房客》以阿克顿·贝尔为署名出版后，很多评论家对作者的真实身份进行了种种猜度，《沙普伦敦杂志》上的文章颇具代表性：一方面认为只有男作家才能如此“明目张胆”“肆意妄为”地使用粗野的语言，另一方面又将“疲弱到卑鄙”又“荒唐可笑”的男性人物归咎于女作家，最后只能推测该小说是由一位女作家在丈夫或其他男性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5]。之所以出现如此荒谬的结论，源于维多利亚时期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女性应主要在家庭内部活动，服侍全家饮食起居、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在经济与心理上完全是依附者的角色。然而，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一股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潮，这给精英男作家们垄断的文学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让他们焦虑、恐惧，进而堂而皇之地开始从女性的生理以及阅历上寻找借口，指责女作家长于情感表达与细腻观察，却无法实现男作家的宏大叙事与雄浑笔触。[6]这种性别偏见倒逼勃朗特不自觉地进行身份裂变，一面是名为阿克顿·贝尔的女作家，另一面是安妮·勃朗特本人，这种身份的双重性反而为小说家开启了方便之门。
女性作家进入文学市场并非易事，性别上的劣势促使她们诉诸语言的工具，使用男性笔名或者匿名发表成为当时盛行的做法。夏洛蒂这样解释姐妹三人取男性笔名的原因，“女作家可能会遭受偏见；我们注意到有时评论家对作家的人格进行严厉谴责，至于褒奖与奉承，又显得不是那么真心实意”[7]。毋庸置疑，笔名为来自弱势群体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创作梦想的通道，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同时为作家本人以及亲友屏蔽不良影响。勃朗特姐妹将笔名当作一种处事策略，“一种自我赋权”，希望通过笔名可以让她们三人来“对抗整个世界”[8]。从本质上说，笔名是一种诗学行为，是与作品正文连接在一起的创作行为；小说家的身份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建构物，这种笔名出版策略构成对维多利亚时期既定性别角色的极大挑战。
此外，叙述者的性别身份同样可以由作者自主选择，并根据需要适时转换不同叙述者的性别表征。广义上的叙述者其实是一个把叙述文本和现实世界割裂开来的“框架”，“一个体现了框架的人格”[9]。通常情况下，人格化的小说叙述者在女作家作品中多以女性人物出现，但有时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也会出现跨性别现象。安妮的《女房客》即是一部偏离常规之作，将女叙述者海伦嵌入丈夫的外围叙述框架，从而给人一种夫唱妇随的假象。无独有偶，夏洛蒂的《教师》同样采取这种跨性别的叙述手法，但与《女房客》的一时大热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它屡遭出版商退稿。可以推测，1850年夏洛蒂将妹妹的作品再版时并未收录《女房客》的原因，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评论者攻击，是否有鉴于《教师》在叙述者层面上的“失败”而心存考量？
“你得和我一起回到1827年那个夏天。”[10]《女房客》的男性叙述者吉尔伯特·马卡姆就这样开始了故事讲述，受述者是他的好友兼妹夫杰克·哈尔福德。叙述者的写信人身份时刻宣告着受述者的缺席，不可否认这属于书信体小说的固有特征，从另一层面看也透露出女作家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强烈渴望，同时为她提供了阐发个人理想、评论社会现实的平台。老马卡姆夫人曾经这样教育女儿，“在全部家务事之中，我们只需考虑两件事，首先，什么是该做之事，其次，什么是最合家里男人们心意之事——而女人嘛，怎么着都行。”（78）已经对海伦心生好感的马卡姆，驳斥说将来会“更乐意于让自己的妻子感到幸福和舒适”，夫妻双方“互相承担责任”，这让老妈妈大为震惊。叙述者由此向受述者发问，“那也是你家庭美德的限度吗，你那位幸福的妻子不企求更多吗？”（79）显然，这些疑问与前述序言中作者对男女有别的讨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叙述者的性别跨越只是包裹“思想炮弹”的那一层糖衣，这种女作家与男叙述者之间的跨性别叙事凸显为作者反驳男权、主张平权、倡导女权的叙事工具。
框套结构的性别编码
包含框套结构的小说总体上呈现为框架与嵌套两个叙事层次，分别由不同的人物担纲叙述者，两者的性别身份可能不同，《女房客》就是典型一例。整部小说由两封书信构成，主要描述了马卡姆追求海伦·亨廷顿（故事开始时名为格雷厄姆夫人）并最终娶她为妻的经历；第二封信中又包含长达29章的日记，真实记录了海伦早年那段凄苦的婚姻经历。总体来看，马卡姆讲述的故事为外层框架，海伦日记则为嵌套故事。热奈特区分了不同的叙事层次，并指出任何叙事中故事层与次故事层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关系类型。[11]对照《女房客》我们发现，海伦日记记录的是1821至1827年间她的初婚经历，而马卡姆的框架故事回忆的是1827年海伦入驻怀尔德菲尔庄园之后两年内发生的事情，两者并不存在时间上的交集。马卡姆的出现终止了海伦的日记书写，同时也终止了前者的阅读体验，求偶心切的他读到此处时惊呼“多么残忍啊！”（400）此时此地，叙事的主动权已经发生了变化，从马卡姆转移到嵌套层的聚焦人物海伦身上。从篇幅判断，外层框架故事只占全文45%的篇幅，而内部嵌套叙事则占据了剩余的55%。[12]可见，安妮关注的重心在于嵌套的海伦叙事，而非外部的框架。
这种框套式叙事结构在文学史上渊源已久，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是典型的叙事案例，薄伽丘《十日谈》、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以及《呼啸山庄》等经典作品也有之。[13]对于熟读18世纪书信体小说的安妮来说，这种结构更有利于调节艺术与现实的美学距离，帮助她借由过去的文学传统以包装自己激进的女权思想。然而，评论家们对《女房客》的叙事结构诟病颇多，认为是一种“非常不熟练的构造”[14]，“笨拙的设计”， 日记“将故事分割为两半”[15]等。其实，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直线型叙事风格，即讲故事要遵循开端、发展、高潮、退却和结局的弗莱塔克“金字塔式”五段论模式，任何违背这种主流创作模式的作品都被认为是有缺陷的。[16]显然，《女房客》的框套结构与此相抵触，被视为异端也就顺理成章；诚然，这种指控存在明显的偏误。
叙事框架一方面有其严格的确定性，另一方面看又是极其片面与武断的，存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容易被重构入另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17]也就是说，外层框架的约束力往往在叙事进程中就被解构掉了，《女房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马卡姆自称是借用“我的某本褪色老旧日记本”向哈尔福德“完整且忠实地叙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34）事实上，这本日记属于妻子海伦，20年前她为了消除马卡姆对于自己与劳伦斯之间兄妹往来的误解，才将其抛出，并当场约定“不要向任何一个活人透漏里面的一丁点儿信息”。（146）这里，马卡姆在履行男人间契约的同时，践踏了他与妻子（当时是恋人关系）订立的契约，履约与毁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为显示了男女主角在知识归属权上的争夺。知识意味着权力，多年前他为揭开海伦身世之谜而屈尊去阅读日记；然而，这一姿态延续到写信之时，他选择在“家人都外出串门”时才找到“非常适合的心境”（34）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可以想象出再婚后海伦与丈夫之间的关系绝非传统的男主女从。马卡姆未选择与哈尔福德当面讲述这个故事，难道不是说他需要征求妻子意愿吗？他在妻儿外出时“窃取”海伦的隐私而为己有，难道不是说20年前的契约持续发挥效力吗？可以看出，马卡姆的外部框架虚有其表，海伦日记才是安妮文本的真正聚焦之所在。
然而，小说的框架叙事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根据雅各布斯的观点，首先，该叙事结构证实了作者和读者需要借壳外部官方的说法才能绕到舆论并不认可的事实背后；其次，它显示了家庭内部事实可以通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层级包装而有所遮蔽；最后，它复制了现实中男性和女性生活空间的分裂，而这至少构成亨廷顿悲剧的一个诱因。[18]显然，安妮借用马卡姆的叙事外壳，目的就是保藏海伦的日记叙事，彰显了作者建构女性主体的努力。作为出道不久的作家，安妮需要借道传统的叙事手法，揭开主流意识形态忽略或不愿承认的社会现实。本来看似插曲的、“形式上去中心化”的一段故事，不经意间成功博取上位，在重要性上“取代外围的框架”。[19]换句话说，框套结构一旦贴上性别的标签，一定是为其开放性与颠覆性服务的，而非固守传统的封闭模式。
女性的抗争与自我认同
海伦日记中的核心事件是女主人公的离家出走：当丈夫将情妇以家庭女教师的身份请进门，海伦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凌虐，愤然夺门而去，曾有评论家指出摔门的那砰然一声“响彻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20]。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到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再到弗莱彻的《铁嘴》，女性离家出走这一话题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但从创作时间上判断，《女房客》“大概是文学史上最早将女权意识付诸实践”[21]的作品。
在性别壁垒高筑的维多利亚社会，海伦出走虽然惊世骇俗，却也绝非无源之水，她从内心深处经历了“从沉默到觉醒的成长历程”[22]。海伦与亚瑟的相遇颇有一见钟情的色彩，自幼由姑妈抚养的她带着几分大家闺秀的任性，在男方看来本是不经意的交往却让她“不能忘怀”（148），并不顾姑妈的多次劝诫匆匆答应了他的求婚。很快，不谙世事的海伦发现了未婚夫的颓废堕落，却天真地坚持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他少犯错误”（166）。后来，海伦以一位年轻少女对爱情的真挚渴望，对亚瑟的玩世不恭一再忍让。婚后的生活验证了姑妈的判断，海伦并不幸福，这时的她“有意无视”（215）丈夫的丑恶本性，直到亚瑟给她讲起与有夫之妇私通的经历时，海伦的抗争意识萌醒，当晚就把丈夫锁在卧房之外，让他知道“我的心灵并非他的奴隶”（223）。此后，夫妻二人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亚瑟忙于社交、打猎、游玩而不肯回家，偶尔归家却设宴会友，沉迷酒肉之乐。在无望的等待中，在日记的倾诉中，海伦对丈夫由思念转为排斥，视之为“我最大的敌人”（318），最终被迫选择离开。
与此同时，海伦作为一个孟母式的人物，把全部精力倾注于儿子身上，她立志要让他免受来自父亲的负面影响。她似乎在证明一个当时是很难听闻得到的理念——父亲角色在家庭生活中可有可无。海伦的专心教子，其实是她早年企图“改造”（reform）前夫意识的一种延续。应该说，作者与后来的阿诺德在文化观念上取得了共鸣，文化可以用来感化和转变人心，帮助被称为野蛮人的贵族走向人性的美好与光明，成为“最优秀的自我”[23]。其实，安妮·勃朗特非常重视自己小说的道德说教功能，她写作《阿格尼斯·格雷》是为了让“为人父母的从中得到哪怕一点有益的暗示，或者某位不幸的家庭女教师由此获取一丁点儿益处”；[24]而《女房客》前言中作者亦称“如果我能警示一位鲁莽青年不去步[故事人物]的后尘，或者阻止一位草率的姑娘重蹈我的女主人公的覆辙，这部书就算没有白写。”（30）作者强调小说的教育意义与她自身的家庭女教师经历是分不开的，曾经有两次、长达六年的执教经历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心，将母亲与家庭女教师的双重身份捏合在海伦一个人物身上。至此，作者在海伦身上找到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换个角度看，海伦在叙事中实现了另一种觉醒，从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蜕变为声色俱厉的女家长的过程中，她不仅从生活上而且是在美学地位上逐渐抬升，实现与男性平权甚至超越他们。《女房客》中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马卡姆没有亲口讲述自己的婚恋故事而是付诸纸笔，当年海伦也没有选择面谈而是抛出日记本来让他读。书写而非讲述，是早期评论家指责小说叙事结构的“硬伤”所在，为什么不让叙述者直接讲出来呢？这与叙述者的美学位置有很大关联。兰瑟将叙述者划分为公开型与私下型两种。[25]所谓公开型叙述，就是面向文本世界外的受述者进行故事讲述，也就是说受述者可以等同为普通读者；而私下型叙述则是面向故事内部的某一位人物，普通读者通过这个人物间接地对故事内容进行解读。在《女房客》中，因框架受述者哈尔福德始终未露真容，他的美学价值其实等同于文本外的读者，所以可以认定马卡姆是一种公开型叙述者。而海伦的受述者依次为日记本、前夫亨廷顿、追逐者马卡姆以及哈尔福德（普通读者），这个逐渐拓展的读者圈实际上是海伦个人隐私不断泛化的过程，尤其是马卡姆经历了由叙述者降格为受述者的美学历程，而海伦始终是信息的源头，她的叙述本质上说是私下型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在公共空间公开陈述己见几乎成为一种奢求的情况下，她们只能诉诸看似封闭的日记、书信式的书面交流，从而间接实现对话语的自我赋权。书写要比讲述更加有效，甚至具有疗愈效果，海伦就曾写道：“我写出来，心里就感觉平静多了。”（186）从这个角度看，安妮在文本中并未让马卡姆和海伦诉诸口述也就有理有据了。
从安妮·勃朗特的男性化笔名，到作品中的跨性别叙述者，再到挑战性别规约的女性人物，这是一条女性作家对自我、叙述者以及故事人物的性别身份进行演绎的道路。笔名作为一种副文本，将作品内部人物的性别越界现象延伸到艺术的框架之外，烘托出一个极佳的背景氛围。作者安妮把海伦与马卡姆的叙述者身份相互对调，即框架叙述者马卡姆成为嵌套叙事的受述者，其关注的核心人物海伦到了嵌套故事中变为叙述者；更为隐蔽的是，框架叙述者与嵌套叙述者的性别气质实现了隐性置换，尤其是在女性人物身上闪现着强烈的异性色彩。因此在安妮笔下，性别，尤其是社会性别看似一成难改，实际上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与未完成性，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性别面具。
安妮·勃朗特模糊作者以及叙述者性别的写作行为，就像勇于冲出藩篱、离家出走的海伦一样，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框约、进行女性主体建构的尝试。海伦的日记书写及其丈夫的阅读行为，显示了作者强烈的创作动能，因为现实生活中女性作家并不具备牧师布道式的公共话语平台，她们通过抛却自己的性别劣势，用小说创作去追求虚构世界里的话语权威。《女房客》的跨性别叙事宣示了作品的前瞻性和美学价值，促其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作者安妮也因成功操刀消解小说文本中的性别符号，由名不见经传而跻身文化精英的行列。
[1]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 to Less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iii.
[2] 转引自李维屏等：《英国女性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3] 赵慧珍：《重读〈房客〉话女权——论海伦的离家出走》，《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0-64页。
[4] Anne Bron,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3, p.31.
[5] Miriam Farris Allott, The Bront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 pp.263-265.
[6]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 to Less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p.73-90.
[7] Charlotte Bront, “Biographical Notice of Ellis and Acton Bell, 1850,” in Anne Bront, Agnes Grey.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1998, p.156.
[8] Juliet Barker, The Bronts. London: Abacus, 2010, p.679.
[9] 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第2-8页。
[10] Anne Bront,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p.35. 后文中凡出自本小说的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只随正文用圆括号标示出页码，不再另注。
[11]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4.
[12] 赵慧珍：《简论安妮·勃朗特及其代表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社科纵横》1997年第2期，第76-78、80页。
[13] 张静波：《〈女房客〉：“房中天使”的觉醒》，《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76-83页。
[14] Miriam Farris Allott, The Bront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 p.255.
[15] Winifred Gérin, “Introduction,” in Anne Bront,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3, pp.13-14.
[16] L. M. Birden, “Frank and Unconscious Humor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Anne Bront’s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Humor 24. 3 (2011), pp.263-286.
[17] Brian Richardson, “Introduction: Narrative Frames and Embeddings,” in Brian Richardson, ed. 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29-332.
[18] Naomi M. Jacobs, “Gender and Layered Narrative in Wuthering Heights and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3 (1986), pp.204-219.
[19] Terry Eagleton,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s.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135-136.
[20] Winifred Gérin, “Introduction,” in Anne Bront,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3, p.19.
[21] 赵慧珍：《简论安妮·勃朗特及其代表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社科纵横》1997年第2期，第76-78、80页。
[22] 张静波：《〈女房客〉：“房中天使”的觉醒》，《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76-83页。
[23]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修订译本），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6页。
[24] Anne Bront, Agnes Grey.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1998, p.28.
[25] Susan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in Robyn R. Warhol & Diane Price Herndl eds.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Revised Edi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74-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