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地》：土地意象与女性身体

赛珍珠的《大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地意象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而同时她对妇女地位的深刻反思，又反映出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本文试从文学原型的角度解读《大地》，破译土地和女性身体在该小说中的象征性联系。

赛珍珠以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1]而荣获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大地》三部曲,自出版以来一直倍受广泛关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她的作品先后曾被翻译成145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出版。^[2]赛珍珠凭借着她对中华大地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为自己在江苏镇江的中国邻居著书立传——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大地》中各主要角色的原型，像王龙、阿兰、荷花、黄家地主等等，他们都曾经是赛珍珠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首部曲的《大地》（The Good Earth,伍蠡甫译为《福地》），描述了旧中国典型的农民形象王龙从农民到地主的“乌鸡变彩凤”式的故事，作者在此勾勒了“以农人的生涯为经，而以水旱兵匪的灾祸为纬”^[3]，以土地和女性为焦点的中国农民生活的历史画卷。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土地”意象，与阿兰为代表的女性角色相映成趣。显然，作者在这里构建了“女性身体=土地”这一文学原型，反复再现了西方文化中的这种“集体无意识”。

列维-布留尔把在集体中世代相传，在每个成员身上都留有深刻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个体对存在物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的意识片断称之为集体表象，^[4]受其影响，荣格把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原始意象总称为集体无意识。而原始意象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在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反复出现于创造性作家的作品中。弗莱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这些典型的重复出现的形象就是原型^[5]，它存在于各时期所有文化的文学形式之中，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本文借助原型理论以及叶舒宪对地母神的阐发，解读充斥着土地和女性描写的《大地》，重现作者和故事主人公王龙所一直关注的两个话题及两者间的象征关系，并分析作者如何通过原型把两者结合起来。

大地上的庄稼汉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土地对于先民们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发展。赛珍珠在与中国农民长达40年的亲密接触之中，深刻体会到土地在农民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培养了深厚的土地感情。这也让长期漂泊的赛珍珠找到了根基，油然而生一种家的亲切感。土地成了她的一种心灵归宿，所以经常作为中心意象出现在她的作品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地是农民、地主及其家族的命根子。小说开篇交代了王龙结婚当天清晨的喜不自持后，转而描述“大地就要结果实了”^[6]。这里的寓意不言自明，王龙结婚成家即将有子，阿兰的到来肯定会给王家带来好运气。果然，婚后的她勤俭持家，为丈夫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枚铜板；中国农民别无他路，只能靠土地维持生计，养家糊口，只有土地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从经济角度讲，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政治上看，封建统治阶级推行重农轻商政策，通过对土地的控制达到稳定其统治的目的^[7]。反映到王龙身上，他没有了别的追求，除了在土地的积累中逐步翻身做土地的主人；因此，土地对他来说是一种标志和象征。

地在人存，地无人亡，这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中国农民持有的根深蒂固的理念，也是地主阶级家道兴衰的试金石。当天灾人祸来临时，王龙有着宁可赔上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变卖土地的念头，老秦在丧失妻女后仍不言放弃播种的希望，但黄姓地主则是卖了侍女又卖地，到头来只落得个人去楼空的结局。农民就是有着如此一股与土地割舍不断的情缘，土地甚至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图腾。然而，中国农民对土地神灵的崇拜充满着功利性^[8]，小说中提到王龙真正的结婚时刻是与新娘站在土地庙前等香烧完，而当大孙子出生难产之时王龙近乎诅咒地祈求：“如果生的不是男孩，我就再也不供奉你们了”（239）。可见，王龙对土地神灵的崇拜只是心存侥幸，一旦难关度过就抛之脑后，而非虔诚的宗教信徒。旧中国农民的这种宗教意识的残存片断，也正反映了他们关心的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地产，土地才永远是第一位的。

半边天下的女性

赛珍珠是一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自从在美国上女子高中开始就时刻关注并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从她自身来看敢于冲破世俗的观念去逃脱索然无味的第一次婚姻，这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最好的明证；她母亲在经历了半生的沉默后也毅然走上了维护女权的道路，对作者也有着烙印般的影响。所以，女性地位和身份就成为赛珍珠作品中时常关注的焦点，她笔下的女性靠着勤劳与智慧支撑起男权世界里的另一半天空。

“一个女人真正的一生，是从嫁给一个男人才开始的，”^[9]母亲卡洛琳如此教导赛珍珠，赛珍珠笔下的人物也重复着如此信条。小说中阿兰曾经是地主家的丫环，当她过门后，“这个有三间屋的小房子到处都堆得满满的”（34），而此前这屋子自从王龙母亲去世后就总是显得空荡荡的。赛珍珠无意中把女性与房屋并列，她们为其中的王家人遮风挡雨，是她们撑起了王家的半边天，有了女人的家庭从此收获着希望。土地有了好的收成，阿兰也在生儿育女，土地与女性身体相协调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在此彰显。人不嫌多，地不厌广，阿兰的生育能力与土地的收成是成正比例的：大旱之时阿兰娩下死胎，之后的好年景中她又生下了对双胞胎。斯普瑞特奈克说，“大地和子宫都依循着宇宙的节奏”^[10]，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人类中的女性曾最早地充当神话思维中生命不死或死而复生的象征符号，”^[11]而这正是大地与女性身体间的相似性。女性身体的这种周期性变化，让人们相信：“大地母亲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人类妇女的怀孕同样是依赖于地母的无限生育能力，或者是直接从地母那里获取生命再生产之神秘功能的。如果把地母的无限生育能力看作是神力的本源，那么妇女的怀孕则是在较小的规模上重现了地母神特有的神力。”^[12]从这种意义上说，王龙对土地的眷恋，就是对大地母亲的依恋，对女性或是母性的不舍。

当阿兰完成了生儿育女的重任，她的悲剧也就随之开始，从丈夫的无端指责到感情上被抛弃，从性生活的权利被剥夺到被彻底拒之于亭台楼榭的后院之外，她被无情地边缘化了。如果说阿兰此前以自己的生育能力客观上占据了家庭的中心地带，毕竟能够传宗接代对于封建农民来讲是至孝，那么此时的王家彻底进入了夫权时代，正如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发展到父权制社会一样。但是，“父权制社会把远古女神宗教从正统意识形态中驱除，这并不意味着女神宗教的彻底灭绝，它必然因意识的压抑而潜化为集体无意识。”^[13]王龙一时迷恋的只是荷花的貌美，或是出于他自身的情欲，而当有一天“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168）时，潜藏于意识深处的土地崇拜从此觉醒，从而对曾经的发妻也逐渐改变了看法。这里唤醒浪子回头的，与其说是土地，不如说是对地母神的天然依恋，是向着原始的母系社会回归的集体无意识。但此时的王龙已无力回天，阿兰的死给王家带来的是比她到来之前更糟糕的烂摊子：既有游手好闲的叔叔一家寻衅生事，又有大儿子的挥霍无度，还有儿子与王龙情妇的私通等等，真是塌了半边天。

此外，小说人物的姓名提供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王龙拥有一个非常普通、非常传统的中国名字，由此可以看出他父母（尽管小说中年迈的父亲形同虚设）望子成龙的期盼。而当我们从右向左读时，便可以得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中国传统文化里能呼风唤雨的龙王，他既能给百姓风调雨顺以润泽大地，当然也能够带来水旱灾害而坑害黎民。他的位置有点像基督教中的耶和华，是男权世界里权威的象征。女性形象中阿兰、荷花和梨花的名字都原本是土生植物，永远无法逃脱大地母亲的怀抱，同时也是大地母亲美与力的象征。她们都曾是王龙的贴身女性，而对于他而言，女伴的增加与土地的积累是成正比的。至于侍女们，除了杜鹃（也只是依附于荷花），其他均无名无姓，但他们的存在使王龙和阿兰大大前景化了，体现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层次性。无论王龙的力量多么强大，他都要依附于大地，依赖于大地而生存，他承认大地的原初能力与无尽的创生力，就等于承认了母性乃至女性的伟大。不管是妻子、情妇、还是侍女，女性的存在让王龙得以不断地聚敛土地，踏上翻身做地主的坦途。可想而知，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何以在兵荒马乱的旧中国立足？

土地与女性身体的原型关联

卡西尔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研究神话，他发现是同一个生命力（即大地）引起了植物和人的生成，并用著名的“田野婚床”习俗^[14]作例证，“巫术中的男子是使土地多产之雨水的对应者，女子的子宫是农田的对应物：有此方就有彼方。”^[15]同样，美国比较神话学家坎贝尔也认为，“对于（原始的）耕种者来说，作物是播种到地母身体中的：耕地是一种性交，作物的生长则是生育。”^[16]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赛珍珠不会不知道，神通广大的龙王正像巫术表演中的男子一样，用雨水滋润大地使其多产，而希腊神话中极尽拈花惹草之能事的宙斯同样如此。原始的神话思维已经在土地和女性身体间建立了象征性的联系，这构成了后世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常见的原始意象，或者称之为原型。这里，我们把女性身体提喻为女性，是看到了人类对女性的认知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开始于对她们身体的认知。女性身体的原型在神话思维里追溯到了对地母神的崇拜，对大地母亲无限创生力的顶礼膜拜，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从原型意义上说，女性身体=土地。而这一原型在弗莱那里同样得到了验证，他认为花园（伊甸园）是夏娃出现以前的象征性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了亚当的象征性配偶，当然这位新娘是由大地母亲转变而来的，土地拟人化为新娘了。^[17]从大地母亲到新娘，在西方文化的宗教背景下阐释这一原型，弗莱让它有了更丰富的理据。

《大地》这个充斥着土地意象的文本中，女主角阿兰在多个场合的出现都伴有对土地的描写，女性身体的原型无法割舍地落在土地身上。小说中王龙在新婚次日便躺在床上享受生活，这时萦绕在他脑际的只有交替出现的土地和新娘：有地有妻，这恐怕是穷苦农民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生活了！当阿兰首次出现在麦地时，作者用一句话便完成了对“女性身体=土地”这一原型的再现——“她像个土人，浑身成了和土地一模一样的褐色”（24）。后来，阿兰边劳动边照看孩子，她的“奶水渗入土里，形成一小块柔软、黑色的沃土”（34）。母乳与黑土地浑然一体，暗示着女性继承了大地母亲永不枯竭的创生力，生活在大地上的子民将世代生息，永不陨灭。所以，耕种土地的农民是最接近大地母亲的人，像王龙这样有过暂时脱离土地经历的人，必将很快就会全身心地回归土地，与土地达成最亲密的接触——他忘我地劳作，全然不顾自己已经“浑身沾满了泥土”（189）。这正是原始人的性爱表演的现代版演绎。

土地和女性，是赛珍珠的创作永远游离不出的两极，而原型理论正是串联这两极的或隐或现的丝线，是我们更好地理解赛珍珠作品的有力工具。《大地》的成功，是“女性身体=土地”这一原型存在于西方乃至整个人类全部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又一铁证。

从原型角度解释艺术创作，荣格说：“创作的过程，就是在能涉及的范围内，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然后加工制作，使它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通过这个加工的过程，艺术家把它转换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从而让我们有可能发现一条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源泉的道路。”^[18]像赛珍珠这样的文学家所做的，正是从集体无意识当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素材从而能够完成作品的创作。

面对土地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原初的劳动对象，西方文化通过其文学想象不断重复“女性身体=土地”这一原始命题。而赛珍珠以其近四十年的中国生活的独特经历，痴迷地在作品中再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以期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她因长期漂泊于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而缺失的家的归属感。远离了大地母亲，也就无法找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关爱，无法得到祖国母亲无私的庇佑。赛珍珠通过对土地感情的升华，把自己对中国的热恋融入作品中的人物，从而把中国农民生活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放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赵家璧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她认为赛珍珠的小说是“自马可·波罗以来真正改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文学作品。”^[19]赛珍珠由此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20]，而其作品中的土地与女性之间的桥梁，则要由原型理论来架设。赛珍珠在这个文本中所要建构的女性身体的原型，我们可以循着荣格和弗莱的思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表演，追溯到堕落前的人类始祖亚当和那个象征性的女性——伊甸乐园，追溯到史前文明中对大地母亲的顶礼膜拜。

[1]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宣布的赛珍珠作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

[2] 张宏等：《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3] 刘龙：《赛珍珠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9页。

[4]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5] Zhang Zhongzai et. al. 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p.117.

[6] 赛珍珠：《大地》，王逢振、马传禧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3页。后文中凡出自本小说的引文，均以圆括号标示出页码，不再另注。

[7] 《后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参见《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222页。此外，夏镇认为《大地》是一部基督教的劝善书，其思想性在于维护阶级社会的长存。参见《赛珍珠研究》第190页。

[8] 刘龙：《赛珍珠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

[9] 刘宏伟：《中国恋情——赛珍珠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

[10] 转引自左金梅：《〈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99-103页。

[11]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12] 同上书，第85-86页。

[13]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14] 卡西尔这里提到的是一种原始人的巫术表演，他们为了祈求来年获得好的收成，男女采用比较夸张的动作在田地里模仿人类的性行为。

[15]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

[16]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17] 诺斯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1-217页。

[18] Zhang Zhongzai et. al. 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p.233.

[19] 郭英剑：《论中国20世纪的赛珍珠研究》，虞建华主编：《英美文学论丛》第三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20] 尼克松和埃德加·斯诺都曾对赛珍珠有过如此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