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环境哲学
一般而言，“环境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环境的哲学思考。[1]更具体地说，它是人类思维对于自然存在的理性思考，是人类对所面临的各种自然生态与环境难题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思考，也是人类关于自然界与生态环境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认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知与思考，并不仅限于或停留于理论层面上的概念推演和逻辑思辨，而是会进一步转化或具体化为人们对于自然界万物的适当（伦理）态度和行为（或“道德良心”）。由此可以理解，“环境哲学”的另一方面就是“环境伦理”——关于人们适当环境相关言行的伦理规范，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一体两用”的关系。[2]当然，就像哲学与伦理学在人类知识史上所长期呈现的那种关系一样，长期以来人们更经常使用的术语是“环境伦理学”而不是“环境哲学”。[3]但从总体上看，二者是一组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环境哲学包含着环境伦理，而环境伦理往往是环境哲学的具体化或形象性呈现。比如，“环境伦理要求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思想的狭隘眼界，从而要求伦理学的根本性改变。而它之所以受到现代正统伦理学的极力压制，就在于它的出现具有某种颠覆性的作用”[4]。环境伦理学是“为当代环境危机诸如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物种灭绝、土壤侵蚀等所推动的一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力图把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确立人对它的责任”[5]。总之，建立在整体主义与系统论基础上的环境哲学思考，其明确目标或指向都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态度和责任。
依此而言，环境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或学科。如果说环境哲学就是人类对社会周围自然存在或生存生活环境的理性思考，那么，人类社会或文明自诞生那天起，就在不断地思考自身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探求与各种自然现象和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存之道。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许多划定为“科学”或“非科学”的人类古代知识，都可以称之为先祖们的“环境哲学”或“自然哲学”——前者的实例是古代科技，后者的实例是巫术。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致力于达成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与和谐关系。
但是，狭义上的或当代环境哲学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及其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与挑战的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针对现代社会与文明如何摆脱生态环境困境、如何实现工业文明的生态化否定与超越的新哲学思考或哲学新形态。由此可以理解，环境哲学其实是一个依然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崭新学科。环境哲学在美欧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迄今只有大约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而环境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就更为短暂，大约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当然，当代环境哲学的真正新颖或挑战之处，是它所指向的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基础，以及因此所声称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明）观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明）观的历史性取代。换言之，在研究主题和价值取向上，当代环境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现代哲学的新哲学，它旨在构想和促进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其中，人类可以与自然世界和平、和谐与共生地生存，而不再坚持和追求对于自然世界万物及其整体的征服与主宰地位。
依此而言，当代环境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建起来的新哲学。[6]它是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的最核心理念或价值，就是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与诠释，更为强调的是人、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而不是人类个体和社会对于自然生态资源的经济开发活动和技术掌控欲求或能力。如果说这种哲学特别尊重或依赖某一门当代科学，那么，这门科学就是生态学，因为，正是它提供着人们生产生活中最为需要和重要的科学知识，即如何更好地构筑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健康性关系。[7]对此，卢风甚至认为，“生态文明指用生态学指导建设的文明，指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文明”[8]。
因此，可以说，当代环境哲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一方面，环境哲学理念来自并将最终现实化为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实践。应该承认，无论是在西方美欧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我们已都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立志于超越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反生态特征的实践努力，正是这些实践努力，促动着我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与自然关系、对于自然生态的独立与独特价值、对于人类保护与养育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等的全新理解。就像任何文明的实质性革新都来自那些先知先觉的少数先驱者一样，各种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先行者，将持续是环境哲学观念孕育、生成和传播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环境哲学理念是生态文明实践的理论想象和推动。环境哲学是环境智慧之学，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慎反思与系统思考，体现了人类精神辩证认识自然的过程及其历史积淀。可以说，环境哲学既是要澄清近代社会以来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认知上的误区或谬误，矫正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模式鼓动或裹挟下受现代性思维所操控的短期性行为，也是设想与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架构与文化精神。换言之，当代环境哲学同时是抗拒性和促动性的——将在努力消解现代工业文明的合意性与合法性的进程中催生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
当然，对“环境哲学”概念的准确理解，还离不开对其前缀“环境”一词的必要阐释。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态”来代替“环境”，并因此拥有两个提法不同的分支学科称谓：“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9]严格地说，环境是一个历史更为古老、词源学渊源更深的概念，源自人类（社会）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地理环境，意指“环绕所辖的区域”，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特指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对于社会环境），比如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声音环境、辐射环境和生物环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目前的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工程技术学科。比如，当前许多环境保护法律所规定的作为保护对象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但也偶尔涉及社会环境，包括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0]
相比之下，“生态”一词源自生态学，而现代生态学具体指的是自然界各种各样的生物群落之间及其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同时包含着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与人为因素等方面。因此，“生态”或“生态学”，在更多情况下其实是一个整体或“生态系统”。比如，按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系统是“某一具体空间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综合体。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构成包括矿物、气候、水、土壤、阳光和所有其他无生命成分，其生物构成包括一切生物种类”[11]。可以看出，生态或生态系统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整体主义或相互关系观念，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生物多样性都具有启迪价值。不仅如此，它所蕴含和彰显的“无中心”或“反中心”意蕴，对于构建一种更广泛和一般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意义重大。
基于各不相同的理由，不同学科和学者会把“环境”或“生态”的相对重要性做一种特定形式的解读，比如认为其中某一个概念更具包容性，相应地，“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相对于对方有着更为宽广的理论视域或深刻意涵。但一方面，“环境”和“生态”其实是都难以离开或回避人类这一角色的，甚至可以说，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的考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或等同的。另一方面，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来使用，它指的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因素的总和，由许多生态因子综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无机盐等。在自然界中，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地对人类与生物起作用，而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发挥一种综合性作用。”[12]
上述的概念性解析有助于说明，当代环境哲学何以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绿色”的生态文化理论。[13]一方面，环境哲学所关注或聚焦的“环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人类社会与文明之物质资源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而是生命承载与自我更新能力遭到严重破坏和被现代工业文明所肆意蹂躏或劫掠的生态环境。二者的明显不同在于，前者对于天地万物和大自然本身的描述与思考，尽管有时可能有着极端神秘主义或崇拜主义的色彩，但总的来说，自然环境更多呈现为一种人类敬畏、感恩和欣赏的对象。相比之下，后者视域下的自然环境是满目疮痍的或“病态的”——呈现为从局部到整体的严重失调现象或不可逆转的衰败退化（生命生存条件的恶化或消失），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近代社会以来不断深化与扩张的工业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当代环境哲学具有一种明确而强烈的现实批判主义色彩，而它所涉指的最基本现实就是近代工业文明本身，最主要的理论观点就是认为近代工业文明是反生态的或环境不友好的。
另一方面，环境哲学所依托或弘扬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或人生智慧，而是一种自我否定或超越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新思维或行为，一种人类智能和智慧重新走向内向性聚敛的质变或回归。当代生态环境危机所折射出的文化与文明意蕴是，近代社会以来的工业文明与文化已经处在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人类社会及其文明不太可能在一种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凭借不断扩展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体系，来实现对自然生态的人为（主观）性掌控或改造。换言之，人类需要重新学习在地球之上生存与繁衍的智慧，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14]，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逐渐习惯于从一种关系的视角而不再是唯一主体的视角，来阐释与对待自然生态及其构成元素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逐渐弃置尤其是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功而确立或膨胀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代之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认知和道德立场，并依此来重构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
正是在上述双重意义上，当代环境哲学显然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改变现实和重构未来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其核心性要点是，社会大多数公众要逐渐实现对于当前主流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弃置与对一种新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接纳，从而带动整个现代社会与文明的物质生产生活基础与文化观念的合生态化重构。很显然，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理解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及其程度，而不是“生态哲学”或者“环境哲学”的名称，决定着其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激进性质。
[1] 李淑文：《环境哲学：哲学视阈中的环境问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叶平：《环境的哲学与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 卢风：《人、环境与自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5]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309页。
[6] 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Kim Rogers, “Ortega and ecologic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55/3（1994）, pp. 503-522.
[8] 卢风等：《生态文明新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9] 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任春晓：《环境哲学新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2页。
[11]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7页。
[12]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6页。
[13] 郇庆治：“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 《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1期，第21—34页。
[14] 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