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严绍璗

俄罗斯（中国学）汉学家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是20世纪俄罗斯人文学术在对中国文化研究中极具重要地位的一位学者，他作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超越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以丰厚的世界文化史的理念与知识，以及多方位的学术视野对中国古今文化的相关的课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讨；李福清在苏联时代的后期又曾经担任过苏联国家总统顾问，致力于积极推进中苏两国民众以“文化理解”为桥梁的相互认知。在21世纪他的生命的最后的十二年间，以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业绩先后荣获中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3年）、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奖”（2007年）、中国政府（国务院总理）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2010年）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民间文化贡献奖”（2011年）。就世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阵容来考察，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是有史以来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受到我国学术界和政府这么多层面嘉奖的唯一一位学者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李福清中国学（汉学）”为我们解读“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俄罗斯中国学（汉学）这一宏大的学术提示了一个内涵极为丰厚的学术样本。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相关的时间内，在相关的区域、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跨文化性质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科。各国家各民族的研究者各自在不同的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依据自我的哲学本体理念和社会进程的内在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多元层面的言说，构成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性形态。

本书著者张冰博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了与李福清院士的学术交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著者在莫斯科大学有较长时间的访学，深化了对包括李福清院士在内的俄罗斯中国学（汉学）的认知。她的大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正是在梳理了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李福清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李福清学术”置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能动”的宏观视域中，还原“李福清学术”中具有经典价值的课题的命题意识、揭示他对原典实证材料的汇聚与判定、探讨研究者在解析课题内容层面的多元的思索以及课题论说阐释的逻辑运作过程，从而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俄罗斯中国学（汉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中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本质意义，使我们领悟了“李福清学术”的内涵价值。作为本书的最早的阅读者之一，我体悟本书在俄罗斯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中以一个学者的学术作为经典，对俄罗斯的“中国学”（汉学）作了相当深入的理性透析。著者的一系列的阐述不仅对理解“李福清学术”本体，而且为理解俄罗斯的中国文化研究，乃至更加广阔的“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做了很有意义的价值提示。

本书著者以她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总体状态的把握，在较为全面地检讨李福清院士丰厚的学术业绩中，着重研讨了在两个层面中内蕴着的属于“李福清学术”的本体性的价值，这不仅对于读者理解“李福清学术”，而且对于关心和从事“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者们都具有启示性的引导意义。

第一层面是本书著者揭示和强调了李福清学术课题构成的基础是在于他对于中国民间文学、中国神话（包括台湾地区原住民的神话），以及以年画代表的中国民间艺术和以“三国故事”为中心的市民文学这样四个领域的高度重视，较为详尽地解析了李福清院士对它们的认知思考与研究阐释。张冰博士对李福清学术的这一把握，我感知无疑是摸索到了这位俄罗斯中国学（汉学）家的“中国学（汉学）”的学术命脉。

从国际中国学的总体内容考察，除了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中国学表现为以“观念”和“问题”作为学术的主体言说之外，其他区域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般都主要是以对中国原始儒学文本的翻译和阐释作为其学术起始的主流，并演绎为其后的文人文化研究。李福清院士在理解与继承前辈学术的基础上独具慧眼，他致力于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精神生活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底部基础。诚如本书以较大的功力，全景式地解析了李福清院士从20世纪50年代起着力于以“孟姜女故事”为核心的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他从当时在苏联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东干人（中国回民西迁的一部分）采访开始，又进入中国本土进行考察，对我国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孟姜女故事起源于《左传》中的杞梁妻传说”，即“孟姜女故事”是从典籍走向民间的论断提出质疑，依据自己多元实证材料实证，主张这一故事原本是集体承传的口头叙事之作，在承传中进入史传和书面文学。它体现了“李福清学术”对中国文化的“底层建构”和“民族特征”的关心和把握，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李福清学术”发掘和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的核心与初始性价值。这并不是说李福清院士脱离了中国文化的文人传统而只关注“民间底层建构”，事实上他具有很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修养。20世纪下半叶震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坛的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石头记》八十回本（钞本），正是由李福清院士在1964年向世界公示而引发《红楼梦》研究的一波新的热潮。张冰博士在本书中强调的是提示学术界关注“李福清学术”的最基础型的建构，而这样的“学术基础”在这一世界性学术的总体上的考量还是相当薄弱的。

第二层面是本书著者感知并把握了“李福清学术”在构思与阐释中表现出的“跨文化视域”的理念与“多元实证”的方法论特征，从而成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中扩展自身学术研究视野，使研究阐释更加接近本相的一个学术范本。“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无论就其研究的对象或者是研究者本人考量，他们事实上都有可能内蕴着跨文化的丰富的元素，但我们的“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有些论著，却往往对研究者在总体理念中缺乏表述由“世界性文化语境”造成的“多元文化元素”不以为然。本书著者则十分关注李福清院士关于“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基本理念，所以本书与以往关于研究同类主题的论述有所不同，十分关注把握李福清学术中由“跨文化”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化大视域”以及与此相连接的多种文化学理论的表述。仅就神话研究而言，本书从梳理李福清对世界神话类型的理解进入对中国神话的研究，例如他把“古羿神话”放置于一个阔大的神话群体中加以研讨，涉及北亚通古斯族群、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族群（其中迁徙到中国台湾岛的移民当地称为“曹人”）等的神话中考察从而确认“中国古神话不是一个封闭体系”。依据张冰博士的研究，李福清的这一理念贯穿于“李福清学术”的整体。

依据张冰博士的解析以及我与李福清院士后期的交往中获得的感知，或许正是他这样的研究状态，我们可以把“李福清学术”作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具有相当经典意义的学术个案。

我曾在李福清院士的晚年和他有过数次的接触，深深感知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的热情，更感知他把握中国文化的丰富和理解的深刻、彼此交换见解的坦率和真诚。他长我数岁，谈话中态度很是谦和，快八十的人了，求知欲还特别旺盛。在他离世前几个月我们在北大勺园面见，他对我说：“汉字的发展史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最先是象形，这好理解，世界古老文明早期的文字都具有象形的本质，但除了中国，其它地区后来都消失了。学者们讲的各种理由我觉得都不能说服我，严先生觉得怎么样？”还没等我说话，他又自己回答自己了。他说：“我认为一个族群的文字是与一个族群对世界万物的认知有密切关系的，你觉得对不对？”我觉得他的思考很有意思。我意会到李福清院士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中国文化”，我感知他的生命力就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中。

现在，张冰博士的大著已经付梓，她以自身丰厚的学术修养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可以作为本门学术“经典”的俄罗斯中国学（汉学）李福清院士的学术，承蒙她的好意嘱我写几句话，我就用上面的表述作为我阅读张冰博士这本大著的些微的感知体会，既作为本书的序文，也作为我们对尊敬的李福清院士的纪念吧。

2015年立秋
撰于京西“清华-北大蓝旗营”跬步斋

严绍璗
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