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鼻祖的非理性

在经济学中，有两位开山鼻祖，一位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他被认为是传统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另一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他创立了宏观经济学。

一提起亚当·斯密，大家马上就能想起那本经济学开山巨著《国富论》。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均出于其中。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已经忘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也曾是一位心理学专家。

其实，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经济人”一词，而是后来的经济学提炼所得。并且，人们所熟知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仅能看见一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传统经济学家开始夸大“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他们引用“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忽略后面那句“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早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前，《道德情操论》就已经发表了十余年。《道德情操论》提出了同情、激情、良心、美德及自我控制等问题。也许是经济学家们太过重视人们行为的研究，对心理的研究“不屑一顾”，《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本是同根生，但在知名度上不可相提并论。

以《道德情操论》中的“自我控制”为例，理查德·塞勒在提出了自我控制问题之后，才了解到亚当·斯密是研究自我控制问题的第一人，早在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损失厌恶”之前，《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提到了这个概念的雏形。

然而，那些继承其衣钵的传统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内容，将精力投入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等问题的分析中。人们总是希望看见他们希望看见的，并极力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这是一种“证实偏见”，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偏见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认为，传统经济学家们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基本没有兴趣，该书与《国富论》相比逊色了很多。[16]一位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的观点也表明，某种程度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作品是互相矛盾的。[17]

一些学者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之父，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因为他提出了“动物精神”一说。他在1936年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对金融市场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人们所具有的“动物精神”特征影响了投资决策。

所谓的“动物精神”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无法用理性进行解释。现实中，市场因为受到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情绪所支配，出现了季节性、假日性规律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人们“动物精神”推动着资本市场。

另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职业投资者的专业性表示了怀疑。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述，考虑到从众效应，持有反对意见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从个人声誉上说，墨守成规的失败要强于不守规矩的成功。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的决策并不基于真正的客观事实，而是在揣摩其他人的想法。他用生动的“选美”案例对该观点进行了诠释：竞赛者一般不选他自己认为最美的6张，而选他认为别人认为最美的6张。

这种选美的比喻，可以用在很多场合，尤其是金融市场方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因此提出了过度波动假设以说明股票市场的不稳定和投资者对消息的过度反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演说中说道：

“凯恩斯的一般理论是当今时代之前对行为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几乎在所有地方，凯恩斯都将市场失灵归咎于心理倾向（如消费）和非理性（如股市投机）。”[18]

这种做决策时考虑其他人想法的情形，后来被经济学家用在经济学理论中，称为“猜数字博弈”：

“从0～100中考虑一个数字（可以是小数），最接近其他参与者提出数字平均值的三分之二者胜出。”

假如参与这个游戏的人都随机选择0～100中的数字，那么50就该是均值，那么33.33应该就是最接近50的数字。进一步，有些理性人会认为，其他人也是这么考虑的，我要比他们聪明一点，因此选择22.22。再进一步，数字变成了14.81，依此类推，直到数字变成0。这个时候，达到了博弈的均衡状态——纳什均衡。罗斯玛丽·内格尔（Rosemarie Nagel）率先通过实验对这个博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理查德·塞勒也通过《金融时报》对这个博弈进行了调研，获胜的数字是13。问题来了，《金融时报》的读者们真的是有限理性的吗？还是他们认为，很多人是有限理性的，因此把结果进行了上调呢？总之，这个调研最终并没有以理性的结果而告终。

看来，“理性的”经济学家们也被证实偏见左右着他们寻找支持自己的证据，而那些唱反调的证据，即便是“祖师爷”提出的，也会避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