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国学”辅翼革命
就章太炎个人层面而言，他针对变法派或保皇党而发的政论，及其本人因“苏报案”所成就的革命气节，最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气。革命斗士的形象加上国学大师的身份，使其格外受人敬重，也使他的思想言论更具感染力；而他深厚的国学根柢，反过来也使他宣扬的民族大义更具感召力，且其革命言论由此更见说服力，这些都有利于掀动人们的爱国热肠与“逐满”反帝的革命情绪。既是革命党人、又是太炎门生的汪东（1890—1963）曾如此评述其师说：“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63]又说：“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收了不少门人，影响是很大的。”[64]学与行的结合，再加上社会思潮的转变，共同激发太炎国学思想的影响力。有言谓：
作《訄书》之章氏者，即余杭太炎先生也！先生为国学界之泰斗，凡能读先生书者，无不知之。今先生避地日本，以七次逋逃、三年禁狱之后，道心发越、体益加丰。是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而吾人之欲治国闻者，乃幸得与此百年不逢之会……先生之学如彼，其为人昭然如日月如此，则吾所谓昌明之当属之何人者？则先生亦实未见其有偶。[65]
在当时（1906年前后）已被公认为国学泰斗的章太炎，既大谈革命又高倡国学，主编《民报》以外更发起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和成立了“国学振起社”，身体力行地领导着当时新思潮的走向，为一代新青年灌输了革命思想，也培养了他们厚实的国学根基。
查太炎前后所主编的15期《民报》，一共刊发了169篇文章，关于国粹研究的有57篇，占总数约35%。从第6号起至第24号为止，他个人发表的文章共有64篇，关于国粹的有34篇，占总数53%；[66]已经改变了汪精卫（1883—1944）主编《民报》时的风格。太炎这段时期除了多作“佛声”以引发人们的宗教情怀外，同时也借着《民报》这个舆论平台，把救国救时的论述从借重西学转为多研习国学。[6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大讲国学又大力宣扬革命思想的《民报》透过不同的途径由留日学生秘密运送回国，并且在军队中流布。以下引汪东之说略作说明：
留学日本陆军学生中有些人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得到了中下级军官的职位，这就为实行革命打下基础，但鼓动部队中的同僚士兵，还需要宣传力量。《民报》运进内地，是用各种各式的巧妙改装，瞒过侦查耳目而输送各地，由各地的秘密机构再分散到部队中去。最近潘慎明同志跟我谈起，他辛亥前在武昌，住所邻近有一所屋子，常见有军人出入，以为只是普通聚会，可是每人出来，往往挟着一本精装书册，心里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民报》。[68]
除了汪东外，在东京参与太炎国学讲习会的周作人（1885—1967），也曾记述其师主编《民报》所产生的影响力，说：“《民报》的文章虽是古奥，未能通俗……但在东京及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69]
可见，国学与革命在太炎手中发生紧密联系，双管齐下地实践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目的。严格来说，国学更成为实现革命事业的有力手段与方法。虽然太炎自1906年至辛亥革命期间，他的国学演讲会以及宣扬革命活动的场地局限于日本东京一隅，但他的影响力绝不局限在此一地，他与国内知识界的联系没有中断过。在这数年里体现太炎与国内知识界保持紧密联系的事例，可以他与国学保存会的交往为例再作说明。他在国学保存会的机关报《国粹学报》上前后发表了超过46篇文章。当中除了4篇是他在狱中服刑时发表外，其余42篇皆是他在日本东京时刊登的。在这42篇文章里，不少都是以连续刊登的形式发表，说明了章太炎与国内知识界的交流是紧密不断的，同时也证明了国内知识分子跟留日学生般同样能够接触到大量太炎学说。
《国粹学报》成为了章太炎居日期间与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究察太炎与国学保存会之间的联系，其实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里应外合，从而造成革命风潮的。与太炎有师友之谊的马叙伦（1885—1970）追忆云：
余昔固与太炎共鸣于《国粹学报》，彼时乃以挤覆满洲政权为职志。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70]
1935年太炎写的《黄晦闻先生墓志铭》（黄晦闻即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学报》负责人之一的黄节）一文，便清晰交代了他主编《民报》以跟《国粹学报》遥相呼应、共同光复民族的心迹。其言曰：
晦闻讳节……与同学邓实等集国学保存会，搜明、清间禁书数十种。作《国粹学报》，以辨华夷之义。时炳麟方出系，东避地日本，作《民报》以相应。士大夫倾心光复自此始。[71]
上述所论让我们看见太炎借国学宣扬革命思想，对国内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看出他既讲国学、又搞革命以及融讲学于革命事业之中、寓革命事业于讲学之中的思想个性，并且表现出一种坐而论国学、起而能借之搞革命的行事态度。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06年）、《印度人之论国粹》（《民报》第20号，1908年）二文，也能让我们体会到他那种讲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讲学的精神特点。国学在他而言，不只在讲论，更贵乎践履实行。他是这样说的：“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72]又云：“吾侪治国学者，固不贵空言，而尤重在力行。”[73]坐而言国学，不离于追求学术求知、求真、求是的价值，起而可行则是使国学从纯粹的学术层面走向当下现实社会、进入致用层面而发挥其救国救时效能。太炎以下这段话，把他宣扬国学的动机与目的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
兄弟从前主张推倒满清，所以要研究国学；因为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推倒满清。研究国学与推倒满清，表面看来是两项事，其实就是一项事。[74]
阐明之，因为要推倒清朝，所以要研究国学，从中引发国人的民族自觉心与自信心，发挥国学的兴革力量与批判力量；经过研究国学，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中建立起对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觉心，所以真知国学者、真知种性者必定“不为异种役”，也不屑于为“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的“君学”卖力。[75]他把为清政权效力的人讥评为异族的“爪牙”“妄人”，“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为源宝”，[76]也视自己“小少未尝应试，至今犹是汉族完人”为可夸之事。[77]
承上所论，也可看见在太炎以及一众革命派的门生后学心目中，要救国救时便要从所治之学术研究与讲论中标举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从视满人为犬羊的种族歧视到宣称汉族方有治国资格的种族革命，呼吁彻底破除满洲政权，复兴由汉人统治的国度，为中华民族缔造重拾新生之机会。在太炎多番论述下，“革命”比梁启超所谓的“改良”更具合法性与合理性。不只如此，在他看来，“改良”也罢、“立宪”也罢，都不过是忠爱旧君、扶植旧政权。然而，太炎与革命党人不但要时人认识到“扶满不足以救亡”这个事实，更要让人认识到满洲政府已成“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78]“逐满”反帝势必成为时代潮流的趋向，也合乎人心取向。他把当时兴起而用于对抗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潮直接套用在对付同样被视为外来侵略者的清政权。章太炎曾如此说：
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79]
在民族主义之下，“逐满”反帝革命实是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为民族救亡图存，也非颠覆现存异族政权不可。太炎推动此一政治目标，除了投入革命洪流中而走到运动前线外，更加透过学术讲论与宣扬，掀起知识界再造中华的思想革命。太炎门生黄侃（1886—1935）曾这样评述其师说：
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国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80]
研究国学与推倒清廷的革命运动的关系犹如一个钱币之两面。这反映了向来在“学术的兴亡”与“天下的兴亡”挂钩的文化传统下，作为国家传统固有之学的“国学”在章太炎的手中不再是学术那么简单，已被直接地视为立国之本以及救国之法，而国家民族的兴亡也被视为与国学的兴亡息息相关。学术的价值地位在章太炎的诠释下，享有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把国学与民族的存续命脉紧密结合，彰示了太炎关于国学灭亡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忧惧感的思想渊源所自。太炎与一众门生是这样论说的：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81]
把学亡看作国亡的根亡原因，或许会让今人感到有夸大学术影响力之嫌。但这种思想可不是异数，可以将之看成直接传承自顾炎武“亡国”“亡天下”之论。从顾炎武到章太炎，构成了一种欲借学术研究以救国的强烈信念。国学或传统文化在他们的眼中成为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民族性得以彰显的根据。因为一个没有民族性的国家与一个没有灵魂的死人无异。在晚清最后十年，中国国学一如日本国学般要面对西化带来的挑战。根据章太炎的观察，西方文化大举涌入的背后，往往隐藏了帝国主义者欲亡中国的野心。
以传教士来华办学兴教为例，太炎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者对华实施的长远而又根本的侵略政策，有计划地存心灭绝中华民族的“种性”，使中国国民成为没有种性的国奴。他如此说：“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侧以求之者也。”[82]在他的诠释下，基督教与宣教师被看作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工具与先锋队，他们首先通过莠言游说的西方之士，向中国人灌输“借科学不如西方之名以为间，谓之一切礼俗文史皆可废”的思想；于是，“一夫狂舞蹈，万众搴裳蹑屣而效之”。当中国被蹂躏得“已糜烂不可收拾”时，西人“犹以为未足”。他继续向国人揭穿基督教的宣教师们在山西兴学的原因是觊觎当地博奥丰富的矿藏而已；借教授科学及欧语为名，有计划地从根本上废除中国的礼俗文史及汉文汉语，最终实现他们“鼓铸汉奸之长策，而宝藏可任取求矣”的奸恶目的。[83]在他眼中，白人任意掠夺中国宝藏前的策略就是用西学取代中国人的“国学”。
国学亡而种性亡，种性亡而民族一亡永亡——这便是太炎学亡国亡天下亡的基本信念，也是他极度重视一国固有之学的原由。但呈现在他眼前的，毕竟是一个西学愈兴、国学愈衰的景象，国人已是竞相放弃民族身份而欲成夷人。其言曰：
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84]
在国人厌弃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时，欲废汉字而代以万国新语（即世界语，Esperanto）的声音也甚嚣尘上。太炎以强烈的反对态度直斥废汉字之举将为中国带来亡国灭种之祸。他认为这等“绝文字”“杜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的行为是“无感怀邦族之心”的表现，而废汉字者也无异于“挟白人以陵同类”，“不恩民族，不赖国家兴替存亡”。他相信一国语言文字既亡，则“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85]国民因为“愈杀其种族自尊之念”，结果也就不知耻地“比昵白人而乐为其厮养”。[86]对汉字的极端重视，是因为他深信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国学的根本与载体，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同时，掌握语言文字之学，也是人们研究国学的“管钥”和进入国学“堂奥”的必由之路。[87]
太炎对本国语言文字的重视，承袭了清代朴学家“读书必先识字”的治学态度。在这点上，他及前辈学人与日本国学家的持论颇为类似。“国学四大人”之一的荷田春满认为“国学”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阐明，是由于古语没有得到研究，他强调研究古语的必要性说：“不通古语，则不明古义。不明古义，则古学不复。先王之风扫地，先贤之音殆荒，唯因不讲语学也。”[88]
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个内外交困的时期，更进一步地把语言文字的存废与国之兴亡直接扣上关系，这与他对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变化的独到观察有莫大关系。他深刻认识到强国对于弱国的征服，并不限于军事武力，往往是并其语言文字而灭亡之，如“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便是一个显著例证。[89]
在别国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而亟欲先摧毁中国国学的同时，国人却以“自甘暴弃”的态度对待国学，太炎视此等态度为“国将亡，本先颠”的先兆。[90]他认为欲救时弊，其方法就是反时而行地保护国学，进而从国学或其所蕴含的国粹中发扬文化精神资源，由此而发动“民性”，感召国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晓得中国的长处”。他相信由此而能使民众“爱国爱种的心”“风发泉涌，不可遏抑”。[91]他更乐观地相信，由国粹引发的革命情感，其兴革力量不逊色于促成革命大业的其他必备条件，比器物之用的枪炮、比天才领袖的政治才能都更具效用。他指出，国人如果“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所以，“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的知识及能力都不是最首要的。[92]在他的这种思想意识下，发扬国学，在对抗欧化和“排满”革命运动的国家大事上均有极大帮助。清末国学在他的这种思想意识下直接参与了晚清的“排满”革命运动，发挥学术的救国作用。
国学发挥革命救国的力量，主要在于它被视为能促进人们的民族身份觉醒，认识汉种的历史和民族的优长面，由此而引发爱国爱种的心，辨识种性之异而不为异种的满族统治，最终恢复占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汉族主权，把强种的异族政权驱除出去。他相信唯有先把那“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的清政府推翻，[93]中国才有力量抵御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立足于世界之林。因此，我们可见章太炎在推动“反满”革命时，也十分警惕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文攻武夺，说明了他视欧西诸国与满洲异种一样均会为中国带来无穷祸患，更曾有言曰：“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94]
在救亡图存的思想意识下，国学从原本学术层面的求知、求真性质转而化生干政致用的性质，治学的目的由此被导向民族救亡的事业，披上了革命的色彩。于是，借“国学”以救亡的主张，便顺理成章地走上清末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