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社会政策二——募役法

第一节 改革役法之必要

安石废差役，行募役。差役法何为而必废？是宜先详其所自。按差役之法，盖昉于三代。大抵以君主之威权，役人民为奴隶。苟调节得宜，尚不足为患。然孟子尝有“夺其民时”之叹，则暴君缘此以厉民，要为不可掩讳之流弊。秦汉以下，历代相沿；迄至宋初，循旧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供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此差役制度之大凡也。

差役之弊，在真宗以前，时有补救，然终无根本改善之策。至仁宗即位，臣僚遂以民户供役之苦况上达。略谓：“伏见劝课农桑，曲尽条目，然乡闾之弊，无由得知。朝廷惠泽虽优，豪势役凌罔暇，遂使单贫小户，力役靡供。乃岁丰登，稍能自给。或时水旱，流徙无踪。户籍虽有增，农民日以减少。……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休闲。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景祐中，韩琦尝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韩绛、蔡襄亦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当时虽力谋救弊补偏，罢“里正”“衙前”，而另选赀最高者，为“乡户衙前”，此诚惠及“里正”，终不免捉襟见肘；或权两害而得其轻耳，而衙前之弊终如故也。观其后司马光所言：“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又韩绛所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自经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于官户，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余戕贼农民，未易遽数。”然则欲使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可不亟求根本解决乎？今日言社会政策者所标榜之“解放农民”，即与此同一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