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青苗法之评价

安石自道青苗法之大利曰：“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故此法之旨趣，实基于“救济农民”。与今之倡办农民银行，及提倡农民合作社者，同为社会救济政策。苟行之得其人，毋使不肖官吏从而张其虐，何尝不大便于农民。即在当时，亦有可证者。按袁守定《图民录》云：

宋行新法，苏文忠（轼）通判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又黄庭坚撰《湖南转运判官吴革墓志铭》有云：

方使者行新令，给青苗钱。公不格诏令，而实予可贷之民。使者按常平钱不尽予民，取文书视之，皆如令。

夫所谓“予可贷之民”云者，即视人民果有借贷之需要，乃借以青苗钱也。苏轼通判杭州时之“因法以便民”，当亦类此。然而其有所谓“使者”者，遍按州县，务督常平钱必尽予民，苟有不尽予民者，必责其玩法。果尔，则不必甚不肖之官吏，亦相率而尽力抑配，以顾考成，而以多散为功矣。黄庭坚为吴革志墓，亟称其“取文书视之皆如令”，此其所以为便民之贤吏；而青苗法苟得其人而行之，信乎其非不能便民也已。安石亦有言曰：“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是则此法之不能为利，而终于为害者，其故从可思矣。

马端临《文献通考》对于青苗法有折衷之论云：

以常平之储，贵发贱敛，以赈凶饥，广蓄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则青苗未尝不可行。

此盖本于朱熹之论。南宋孝宗乾道四年，朱熹令崇安时，因民间艰食，尝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土居刘如愚共任赈济。夏受粟于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后逐年敛散，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现管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后此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此朱熹社仓法之大概。其夏散粟于民，冬则加二以偿，与安石之青苗法，固无以异也。朱氏殆依青苗法而加以改善者。观其《金华社仓记》有云：

……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急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于一邑，而不能行之于天下也。

朱熹此论，极为平允。吾人试以今日之事验之，亦甚觉贫农之举债于私人者，往往苦于债权人之盘剥，不可无农民银行薄其息而救其乏也。

按“青苗”之名称，当时虽系沿自陕西，然唐之季世，即已有税青苗钱之制。但其实际，则有迥不相侔者。清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云：

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云：“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为常制。寻又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骑。《通鉴辑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则安石虽沿其名，而尚异其实也。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之杂税钱之法耳。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言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杨希闵对于赵说纠其误曰：“按荆公立法初意，是要摧豪强兼并，其所放之钱，必在上户中户，而下户不放。无如上户其势力足以夤缘津要，地方有司，亦未便威压之使应令，又或多方贿赇营脱。故所放，反不免抑勒下户也。至两放两收，按期按数征息，各还其二，亦不可云加四。以中熟为价，果有司得人，何以遽加之五六？有司贤否不一，大概不肖者总多耳。当时各人奏疏，言其不便者，有云：‘人情多钱到手，必至多用，及后征回，便成訾窳。’此亦得一端。然则唐代杂税，并无钱相贷，直是加赋取民，又何如耶？总之，群欲梗令，不愿委曲迁就，劳心费力，欲加之罪，患无辞乎？其法琐碎扰民，固有之；比于暴征横敛之极，则言之太过。程正叔有言：‘青苗一事，放过何害？’则知当日多甚其词，而后世耳食之徒，亦一味随声附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