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义军成分考略

农夫渔父也知兵

义军人员的社会成分，是我们要考察的第三点。由《水浒》可知，这支义军的基本群众多为农夫、渔父；其首领的成分则要复杂些：市井豪侠、投诚官军、乡绅文士、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

这里不妨再引《水浒全书》那段骈语文字作为参考：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

这一篇赞辞，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梁山好汉社会地位、职业分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似乎偏重于头领层面，没有涉及广大基本群众。笔者以为，小说中数至十万的山寨“喽罗”们，仍当以农夫、渔父为其主。小说第七回回末联语称“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便充分显示作者的认知立场。

至于梁山头领的职业分工，则要比赞辞所述还要复杂些。齐集忠义堂的好汉中间，既有押司牢头、财主员外，也有官军降将、道士僧侣；更多的则是店主渔牙、工匠负贩、无业游民……也间有塾师医士等落拓文人。在人员构成上，小说的描写与洞庭史迹是十分接近的。

“舟人鱼子，溃散兵卒”

李纲《与宰相论捍贼札子》有一段关于洞庭“盗贼”的概述：

盖此贼非陆地群盗之比，据重湖环千余里，出没不常。其徒皆舟人鱼子，便于操舟。又有溃散兵卒窜其间，以教之战。

撇开前后语境，这更像是对梁山义军的概括写照。梁山好汉中确有不少“舟人鱼子”，如前所述，其中既有泊子里土生土长的阮氏三雄，也有来自长江沿岸的李俊、张顺、张横、童威、童猛等人。他们是这场水泊起义的水战主力，梁山泊的水军基础，正是由这两伙人奠定的。

至于山寨中的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张清、徐宁、索超、黄信、孙立、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等，或是主动造反，或是被迫上山，都是军官出身，相当于洞庭队伍中的“溃散兵卒”。而林冲本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徐宁则是京师金枪班教师，“以教之战”，正是他们的本业专职。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军事素质及战斗能力。——农民群众虽有自发的反抗热情，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一经职业军人调教训练，其战斗力便不可小觑。即如《水浒传》中梁山义军屡败于呼延灼连环马，而金枪班教师徐宁一到，教以钩连枪法，连环马也便立刻瓦解。

不过李纲的描述，仅从军事角度着眼，未能涉及广大“舟人渔子”亦耕亦战的现实。事实上，义军大众无不兼具双重身份，拿起刀枪是抗击官军的劲卒强兵，放下刀枪又是自食其力的农夫渔父。他们“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学者把这总结为“兵农相兼”“陆耕水战”。这也是洞庭起义的创举之一。

《水浒传》毕竟是文学作品，小说家不必为梁山义军的吃饭问题细作筹划。事实上，梁山十万之众的口粮供应始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重问题。单靠向周围州县侵夺“借”取，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小说极力夸大战果，谓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第五十回），却只是徒然破坏了小说的真实性。——五千万石相当于五六十亿斤，若以每亩打粮三百斤计算，这差不多是两千万亩良田一年的收成。祝家庄不可能有如此广袤的土地，那相当于一万多平方公里！

归根结底，小说照搬了洞庭起义的人员规模，却未能了解洞庭起义独特的社会经济模式及生活保障机制。假如真有一支梁山义军存在，要想解决粮饷问题，无疑也只有走“兵农相兼”“路耕水战”的道路。对于广大义军群众而言，捏锄柄本来就比拿刀枪习惯得多。

所谓“市井村坊无赖之徒”

至于梁山头领中多有市井豪侠，也并不奇怪。洞庭湖头领们，便多是市井豪强。《杨幺事迹》写道：

钟相余党，多是龙阳县市井村坊无赖之徒，杨华、杨幺、杨钦、刘诜、周伦、全琮、杨广、夏诚、刘衡、黄佐、杨二胡、高癞子、田十八十余辈，各为头领，占据龙阳县，分布于所居村，分置立寨栅。

这里所谓“市井村坊无赖之徒”，一般来说包含着这样的内涵：这些人或居市廛，或寄村坊，有的生计上无所凭依，纯属无业游民；有的虽有固定、半固定职业，却又不同于一般老实勤苦的田夫野竖、负贩工匠。他们久在江湖，见多识广，胆识过人，交游甚广。在太平年月，他们混迹于市井，潜伏爪牙，并无特异的表现。一旦世乱时艰，他们往往能以独特的眼光、超群的勇气，相机而动，一呼百应。而广大农民及市民群众，在生灵涂炭的乱世欲求保全性命，也正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做他们的“主心骨”。因而一场农民运动由“市井豪侠”来领导，本是很正常的事。

洞庭湖中既然存在着拥众十万的庞大人群，自然形成独立于主流社会、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体制，产生对士农工商、五行八作的职业需求。反映在《水浒》故事中，小说作者为山寨准备了各种行业专才：铁匠出身的雷横、汤隆，做过屠户的石秀、曹正，“飞针走线”的裁缝侯健，擅长相马的段景住，“打银为生”的郑天寿，至于私商小贩之属，又不计其数。此外，神算子蒋敬是财会专家，掌管钱粮出纳；萧让、金大坚长于书法篆刻，帮办文牍印信，安道全、皇甫端是医师，负责治疗人马疾患……另外，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集团中，打造战具应是重点“军工企业”。水泊梁山中的造船专家，先后有孟康、马麟、叶春等人。总之，小说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给自足、秩序井然的乌托邦社会图景，其中肯定融入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同时也不能排除洞庭湖的影响。

“上等人”也来加盟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中的义军成员还包括一些“上等人”。不算关胜、呼延灼那样的高级军官，卢俊义是北京有名的大财主，柴进更是帝子皇孙、前朝宗室。其实这一点也可在洞庭义军中找到根源。史载：“及湖湘盗起，（钟）相与其徒结集为忠义民兵，士大夫避乱者多依之。”这里所说的“士大夫避乱者”，当指随宋室播迁南来的中原士族。他们初来湖湘，人地生疏，立脚不稳，正需要钟相这样的地方豪强做靠山；他们便是洞庭义军中的“卢员外”和“柴大官人”。

被洞庭义军裹挟的群众中，也有文人。尽管在起义初期，曾发生过仇视儒生、任意杀戮的现象，但随着盲动情绪的平息，理性在起义队伍中得以恢复。文人帮办文书，是任何军事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人物，理当被义军接纳。——从杨幺寨中逃出的“唐教书”，想来就是一位下层文人；他的“教书”身份，让人想到《水浒》中的吴学究。

复杂而又无所不包的人员构成，是梁山泊在政治、经济上能独立于外部社会的重要保障。小说中展现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体制，应即洞庭湖独特的“军事经济”的生动反映。——至于历史上那支三十六人的小分队，是永远不会梦见这种宏大气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