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军万马自何来？

十万好汉聚梁山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是义军的规模问题。历史上宋江领导的，是一支人数有限的“游击小分队”；而《水浒传》中展现的，却是“千骑卷平岗”的宏大气势！二者差距由何而来？这也是研究者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水浒传》中的义军，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小说描写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梁山草创之初，山寨中头领不多，人马有限。王伦占据山寨时，只“聚集了五七百人”（第十五回）。晁盖“小夺泊”后，山寨人马略有增加，“聚集得七八百人”（第二十回）。此后不断招兵买马，至第三十五回宋江向清风山燕顺等介绍时，道是“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人马”。嗣后梁山又纠合了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饮马川、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芒砀山、枯树山等处兵马；在与官军的对抗中，又屡有俘获，队伍迅速壮大。三打祝家庄时，梁山共出动六千步兵、六百马军，还留一些人马镇守山水寨；此时人数应在万人以上。及至攻打高唐州时，可动用的人马已多达八千。第六十八回宋江攻打曾头市时，计出动五路兵马，人数超过两万。而宋江、卢俊义分头攻打东平、东昌时，两人各带一万人马，义军气候已成。

大聚义后，义军规模又有扩展。童贯征讨梁山时，调集了八路兵马，总计十万大军；而高俅亲讨梁山时，更征调十位节度使，总计十三万人马，都足以反证出对手的强大。而小说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赚萧让”，燕青对宿太尉禀告：“……宋江等满眼只望太尉来招安。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题奏此事，则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这是梁山全盛时期的人马总数，与历史上的“三十六人”不啻天壤之别。

“有众八万、号十万”的洞庭义军

从义军规模来看，历史上的宋江显然不是小说的主要原型。只有洞庭湖起义，才堪与小说中的描写相匹配。钟杨义军声势浩大，然人数究竟有多少，文献记载各不相同。或谓“（绍兴）三年五月四日，杨幺尚有二万余人，侵犯公安、石首”，或谓“时鼎寇杨幺、黄诚，聚众至数万”。《建炎》说“时杨幺据洞庭湖，聚众十余万，扰沿湖州郡”。《中兴小纪》又谓农民起义被镇压后，“除杨幺就戮外，招到黄诚、周伦等众十余万”。《杨幺事迹》则谓“钟相既破，贼白德者，领其子子义号太子，与杨幺聚众于鼎州龙阳县洞庭湖，有众八万，号十万”。王明清《挥麈三录》卷三甚至说“有贼徒钟相，众号四十万”。

诸说各异的原因，一是起义长达五六年，各书所记时间不同，规模人数也随时变化。二是自古兵不厌诈，两军对阵，或虚张声势，或夸大敌情，都会造成统计数字的失实。三是洞庭义军与职业化军队不同，实际是荆湖百姓面对金人杀掠、官府压榨以及溃兵骚扰而采取的据寨自保举动。故山水寨中既有披坚执锐的战士，也有大批老弱家眷。这些人亦农亦兵，“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载老小于船中，而驱其众四出为暴”。因而所谓“四十万”，恐怕是连带家小而言。《朱子大全·张浚行状》记载张浚功绩时说：“公遣岳飞屯鼎澧益阳，压以兵势，其党大恐，相继约日来降，丁壮至五六万，老弱不下二十万，公一切以诚信抚之。”这里的数字即便有所夸大，也应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拿洞庭义军“有众八万、号十万”及“丁壮至五六万，老弱不下二十万”与《水浒传》的“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相比，二者大致相埒。梁山义军的主要原型是谁，不言自明。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洞庭湖与梁山泊的一致之处，还在于两支队伍都汇聚了五湖四海的豪杰。这在地域性较强的起义活动中，是很不寻常的。

梁山泊位于山东，忠义堂中自然应是“山东帮”的天下。宋江、吴用、李逵、武松、花荣、戴宗、阮氏三雄、解家兄弟，还有女将扈三娘，全都是山东儿女。此外，山寨中的河北英雄亦不少，如第二把手卢俊义就是河北财主，此外尚有神通广大的公孙胜、仗义疏财的柴大官人、多才多艺的小乙哥……河北是山东的近邻，梁山泊中收留了大批河北籍逃亡者，于理并非不可理解。

然而水泊英雄的籍贯远不限于山东、河北。如武艺高超的林冲、徐宁、张清、韩滔、彭玘等，都是中原好汉。而关西好汉，则又是山寨中极有特色的一群。他们开口称“俺”“洒家”，言谈举止带着关西大汉的独特气质。内中最具典型性的是鲁智深，此外还有“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的杨志以及遍身花绣、少年英雄的史大郎……山西豪杰在水浒寨中也位列上乘，像义勇武安王关羽之后的关胜，河东名将呼延赞的嫡派子孙呼延灼，有着“一直撞”威名的上党英雄董平，梁山泊的草创者之一、西潞州好汉刘唐等。

然而更令人注目的，是北国水寨中竟还有一批南国英雄。拿水军头领来说，泊子里土生土长的“舟人渔子”，只有阮家三兄弟；更多的水军头领，则来自长江流域。如李俊、张横、张顺、童威、童猛……此外，穆弘、穆春、朱武、侯健等，也都来自长江流域。

忠义堂上的江苏籍好汉也为数不少，如石秀、安道全、马麟都来自金陵建康府；王英、项充、李衮、乐和、王定六，也同是江苏人。还有一位郑天寿，“祖贯浙西苏州人氏”，生得“清秀模样”“白净俊俏”，人称“白面郎君”，与鲁莽粗豪的北方汉子相比，人物气质上的地域差别分外明显。

湖南、湖北（宋时为荆湖南路、荆湖北路）的好汉在水泊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蒋敬、吕方，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欧鹏，还有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的邓飞，本身就是洞庭湖的英雄。另外，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脾气暴烈的秦明来自四川；而在祝家庄一役充任“卧底”的孙立、孙新兄弟，竟都来自海南岛。

宣和年间，北宋封建统治大厦将倾，但大规模民族迁徙的动乱局面尚未形成。然而在山东梁山泊的义军中，非山东籍的头领人数竟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南方籍的好汉也占了约四分之一。这究竟当如何解释？文学创作固然可以任意虚构，但在文学刚刚摆脱历史的羁绊，还在踉跄学步时，作者的一支笔，不可避免要向现成的文字资料中寻求支持。在这方面，模糊零散的宋江起义资料，显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倒是洞庭义军的传说和史料，在义军人员构成上，显示了与《水浒传》十分类似的特点，印证着小说的素材取向。

洞庭起义正值南宋初年，随着金人南侵、宋室播迁，大批中原衣冠及溃败官军涌入南方各省。洞庭义军也正是在这种地域格局遭到破坏、社会人群空前混杂的局势下组织队伍，举起义旗。故洞庭义军中不但收容了来自中原的“士大夫避乱者”，也接纳了大量北方“溃散兵卒”。《水浒》中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正是洞庭义军籍贯组成的特点，也是南宋初年民族迁徙、人口混杂局面的一个缩影。

东北、西北“无归之人”

南宋初年，如何安置离乡背井、无家可归的北方士卒，曾成为南宋王朝头疼不已的社会问题。杭州勾栏瓦舍的创立，据说就与安抚北方军士的政策有关。钱塘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这样写道：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江南北方军卒人数之众，统治者为安抚此辈绞尽脑汁的窘迫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更令统治者大伤脑筋的，是一些北方官军散在江南各省、蜕变为军贼流寇，四处烧杀抢掠，严重扰乱南宋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政治、经济秩序。而在荆湖地区，这一现象格外严重。前举孔彦舟抄掠鼎州的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南宋名相李纲在经略洞庭湖地区时，即为肃清溃散军卒，颇费心力。他曾就此向上司汇报说：

某自到本路，夙夜究心措置……前后七捷，除杀获外，招降到三万余人，拣汰老弱，放散驱虏，得强壮几万人，分隶诸将。此曹皆东北无归之人，纵之使去，又复为盗。已刺手背团结，与旧兵同为队伍。逐日训练，假以时月，当皆为精兵矣。

这一时段的文献中，常见“东北无归之人”“西北无归之人”等说法，正是指来自山东、河北及中原、晋陕一带的溃散官军。从李纲书信中可知，单只荆湖一区，这类外来散兵就多达数万人，两宋之际因民族迁徙导致的荆湖地区人口成分的变化，由此可见。

李纲的工作，仅仅是扫荡了零散的流寇武装。面对被朝廷视为“腹心之患”的洞庭义军，他却计无所出。针对洞庭义军吸收了大量北方职业军人这一事实，南宋统治者深为忧虑，并处心积虑制定相应策略。高宗赵构即于绍兴二年诏令王说：

大军讨荡，已累破贼寨。访闻其间有西北无归之人，为贼诱胁，窃虑一例杀戮。有旨降旗榜五副付王，晓谕招收……

一看便知，统治者并非对“西北无归之人”特别关怀、格外施恩，实是以籍贯划线，借以达到分裂义军、削弱其战斗力的目的。然而诏令也使我们清楚看到：洞庭义军的籍贯构成，确实体现了《水浒》作者所称颂的“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这一特点，并不是任何历史时期都会产生的，只有在类似南宋初年民族播迁的历史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生。

即是说，《水浒》中五湖四海聚于一堂的特殊景象，显示的正是洞庭义军的籍贯构成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