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山泊水通洞庭
历史上的梁山泊
洞庭起义与《水浒》描写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我们不妨依照前列八点，分别从地理环境、义军规模、人员组成、领导更迭、持续时间、影响轻重、朝廷剿抚情况以及起义结局八个方面，一一加以对照。
首先，如《水浒》所示，这次起义应发生在一处水乡泽国，义军依山傍水构筑山水寨栅，与官军交战也是以水战为主。
《水浒传》说到梁山泊，动辄称“四方周围八百里”。小说第七十八回开篇有长篇赋文，称说梁山形胜道：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
这段描摹之词，实系抄自元戏曲家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第一折中宋江所念开场白
，除了几处讹写之外，几乎毫无二致。
众所周知，梁山泊为黄河的泄水湖，历经晋开运、宋天禧及熙宁三次河决，合汴、曹、单、濮、郓、澶、齐、徐诸州之水，汇为汪洋巨浸，当时号称八百里。
宋人邵博《闻见后录》，曾记录王安石打算“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的笑话。——然而只要稍具地理测绘知识即可发现，这里的“八百里”并非实指，当是夸饰之词。
我们不妨将梁山泊平面投影视为近乎圆形，则水面周长八百里，意味着直径应在二百五十里以上。如此，则梁山泊水几乎要漫到百里以外的泰山脚下，这显然不是事实。
而据今人绘制的历史地图看，宋政和年间的梁山泊平面投影呈肾形，长轴不超过一百里，周长至多不过三百里。又据明人曹学佺《大明舆地名胜志》载：“《河纪》云：南旺湖在县西南三十里……宋时与梁山泊水汇而为一，围三百余里，即……梁山泊也。”这是古代地理学家的严谨估量，与我们上面的推算相同，应较笔记传说中的说法更为可信。
不过梁山泊水面随黄河水量枯丰而变化不定，也确是事实。在王安石时代，其水面可能还要大些。若将梁山泊与北面的东平湖及附带湿地连带计算，这一狭长地带的长轴约为一百五六十里，周长至多不会超过五百里；这应是历史上梁山泊面积最大的时刻。
至政和时，则面积缩为三百里，已见前述。复至金大定时，黄河移归故道，梁山泊也渐渐干涸，大片土地被垦为农田。元至正年间，黄河曾再度溃决，水患殃及梁山泊故地，但经都漕运使贾鲁昌的治理，河水不久又复于故道。
明景泰时，梁山泊水面只剩下八十里。至清代，有位曹姓官吏到梁山游览，发现梁山“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不要说八百里，就是八十里水面，也不复存在了。
总而言之，北宋政、宣年间，梁山泊并没有八百里之广，是可以肯定的。元代，黄水再浸梁山泊故地，恐怕也不会超过三五百里。可知高文秀在《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中盛称梁山泊“四下方圆八百里”，不过是承袭前人的夸张之语，并非据实写照；尽管他本人是东平人，梁山泊就在他的脚下。
说高文秀笔带夸张，文多虚构，还因为梁山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水浒寨！历史上的梁山泊确曾因盗贼出没而被视为“盗薮”。清人汪师韩《韩门缀学续编》“梁山泊”条，即谓“梁山泊在宋为盗薮”，至明代“犹有水有盗”，并举宋代蒲宗孟、许几、任谅等穷治梁山泊贼的例子加以佐证。
不过彼时所谓“盗贼”，多指泊中散居的渔民舟子，因生活所迫兼为盗窃劫掠的勾当。牧民者一旦建立起户籍保伍制度，“伍其家，刻其舟”，则盗贼也便化为驯民。梁山泊历史上名声最著的反抗者是抗金英雄张荣，他不过“有舟师三二百人”，舟船很可能便是他们的战具和居所；史书并未记录其筑寨自保的情况。
也就是说，宋元明诸朝，梁山泊水势从未达到八百里之广；而组织严密、水寨坚牢的义军根据地，在梁山泊历史上也从无踪影。那么包括元杂剧作家在内的《水浒》故事作者们，到底是从何处得来蓝图，描绘出“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形胜之貌，构筑起三关雄壮、水寨坚牢的纸上寨栅？笔者以为，是借鉴了洞庭起义的史迹传闻。
洞庭湖中的“水浒寨”
洞庭湖位于湖南境内，古称云梦泽，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湖南诸水尽汇湖中。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第二百九十八卷“洞庭湖部汇考·巴陵之洞庭湖”记述：
洞庭湖在今湖广境内，东北属岳州府，西南属常德府，吞赤沙、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合沅、渐、元、辰、叙、酉、澧、资、湘，九水俱汇于此。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浩浩荡荡，真宇内大观也。
近人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洞庭湖”条下介绍洞庭形胜：
岳阳居其东，华容、南县、安乡居其北，汉寿居其西南，沅江居其南，湘阴居其东南。沿边有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黄驿湖、安南湖、大通湖，合为洞庭。……湖中小山甚多，君山最著。湖水与长江相通者，分东西二道。东道至岳阳东北之荆河脑，入于长江；西道在华容县境者，有华容河、焦圻水等。在安乡县境者，有虎渡河。武陵山以东、袁山以西，五岭以北之水，皆由此吐入长江。春夏水涨时，长江上游雪消，洪流下泻，遂由西道灌入湖。周围至八九百里。冬春江水减量，则又大半涸为洲汊沟港。湖水但由东道入于江，故洞庭实为长江之蓄泄湖。湖口沙滩沉积日广，土民筑圩成田，产米极丰。然上游之水，宣泄不畅，水盛时每病水灾。
洞庭湖自古及今水量充沛、水域稳定。文献称其水面“横亘七八百里”，“周围至八九百里”，都是据实描述。据历史舆图可知，北宋政和时洞庭湖水面最宽处近三百里，加之边缘曲折，周长足有八九百里。又湖岸洲汊密布、沟港纵横。这些特点，与杂剧、小说中描写的“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梁山泊，正相吻合。而《水浒》中水寨林立的画面，也只有在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才能见到。
钟相、杨幺所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几乎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唯一一次凭借“重湖之险”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战争。以水为命脉、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水浒寨”与官军相对抗，是此次起义有别于历次起义的重要特征。
尤其是在起义的第二阶段，杨幺等利用洞庭湖河港交错、丘陵起伏的自然条件，建起牢固的水寨；寨栅以“茅竹为舍，密比如栉”。
起义初期，湖中水寨已多达七十余座，遍布于洞庭湖周围。其中尤以夏诚、刘衝两座大寨最为坚固。据《中兴圣政》卷六三记载：“（夏诚大寨）寨据芷江，东西北各阻陂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贼设重城重壕，其外设陷马坑。”宋熊克《中兴小纪》也形容夏诚大寨：“三面临大江，背倚峻山。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官军兵临寨下，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杨幺大寨更是戒备森严。程昌㝢打算派人行刺杨幺，先招来由水寨脱身的“唐教书”，向其询问寨中情况。唐教书禀道：“如别个寨栅，犹自通人来往，唯是杨幺寨，大段紧密，水泄不通。日逐离寨二十里，陆路使人巡逻，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绰。寨门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虫豹子，也则入去不得。”程昌㝢还不死心，问道：“君恁地却有个甚道理去得？”对方回答：“除是飞，便能入去得。”——此话被人视为谶语，因为大寨最后确实是被“（岳）飞”打破的！
金沙南北说异同
洞庭湖水寨的建造，是钟、杨义军因地制宜的一个创举，在军事史上几无先例可循。而《水浒传》中恰恰就出现了类似的水寨模式，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小说中的义军水寨包括山南大寨和金沙滩、鸭嘴滩两座水寨。水寨之间互为犄角，与建在山顶的忠义堂及六座旱寨互为表里，水陆相依。这种形势，正宜“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
忠义堂外围坚固的宛子城垣及雄壮的三关，又使人联想到夏诚大寨“重城重壕”的不凡气势。而梁山泊外圈，又分设东、西、南、北四座酒店，专司哨探消息、接纳好汉之务。这也使人想到杨幺大寨二十里外水陆巡逻、戒备森严的景象。
比较而言，小说中的水浒寨建造得更为集中，这恐怕与小说对素材的拣选提炼有关。梁山泊中实行的是晁、宋一元化领导，与洞庭湖中的松散联盟有所不同。不过在早期水浒故事中，还留有洞庭湖素材的遗迹。如元代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第一折中，宋江自夸规模道“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便还有着洞庭湖水寨的影子。
小说中的金沙滩水寨是梁山泊的门户，当年林冲上山，便是由此登陆的。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梁山泊，并无金沙滩遗迹。倒是洞庭湖中有一处有名的金沙滩，乃是洞庭水路的冲要之地。
南宋洪迈《夷坚志》有《金沙滩舟人》一则，记述成忠郎王佐因旅途炫富而遭杀身之祸的故事。王佐的行程乃是“自竟陵挈家赴官沅州乘客船泛湖……二日，到金沙滩”。竟陵、沅州，分别是今天的湖北天门和湖南沅陵；自天门至沅陵，洞庭湖是必经之地。王佐所“泛”之“湖”无疑便是洞庭湖，而金沙滩正当其道。王佐被舟师谋害于金沙滩；他日罪犯被官府捕获，也是押赴“金沙元（原）犯处，脔而枭首，挂于水滨竿上”示众的。
无独有偶，《夷坚志》中还有一则《巴陵血光》，也提到“金沙”这一地名。此则恰好记述钟相在武陵起义的情况，起首谓“建炎四年五月，武陵陈莘叔尹自巴陵舟过洞庭，夜泊青草湖金沙堆岸”。——“青草湖”即洞庭湖的组成部分，而“金沙堆岸”应即金沙滩。
另外，宋人范成大有《连日风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诗，有“金沙堆前风未平，赤沙湖边波不惊。客行但逐安稳去，三十六湾涨痕生”句。一处港口数见于当时人的笔记、诗文，可知彼处是洞庭湖水道的重要码头。这倒很像《水浒》中金沙滩与梁山泊的关系。
有据可证，早期《水浒》故事作者对洞庭湖的造反史迹并非一无所知。例如元代《水浒》戏作者李文蔚在《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第一折，即通过燕青之口唱道：“俺也曾那草坡前曾把滥官来拏，俺是那梁山泊里的宋江，不比那洞庭湖方腊……”（【初问口】）
方腊起义在两浙，并不在洞庭湖。李文蔚于此张冠李戴，犯了常识性错误。不过这个错误同时也证明，远在山东的后世作家，起码知道洞庭湖曾是“盗薮”，那里有一支声势不亚于方腊的起义军。李文蔚让“梁山泊里的宋江”与“洞庭湖方腊”划清界限，提醒人们不要将梁山泊错认作洞庭湖；而读者恰恰是从这种特意表白中，窥见了元曲作家对洞庭史料的了解与把握，察觉宋江故事与洞庭素材的模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