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洞庭波涌连天雪
“水浒”之名出《诗经》
检讨《水浒》一书得名，可以追溯到《诗经·大雅·绵》。这是一首周民族的史诗，全诗九节，叙述周人为躲避夷狄侵扰，在古公亶父（周太王）的率领下，从豳地（今陕西旬邑西）迁徙至岐山（今陕西岐山县）的史实。
诗的第二节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诗句。据《毛诗故训传》解释：“浒，水涯也。”“水浒”的本意即水次、水边。诗中所说的“水浒”，是指漆水、沮水的涯岸；而岐山即处于二水流域之间，地称“周原”。此后周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羽翼渐丰，并向殷商中央政权发起挑战，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周王朝。“水浒”一词也因而被赋予“反抗者根据地”的特殊含义。
《诗经》中的这首诗还因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的引述而传播广泛、尽人皆知。《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不但全文引述了“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诗章，还讲述了古公亶父（文中称“大王”）率族迁徙的历史传说：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这里所说的“邠”，即豳地。而在古公亶父举族迁徙的必经路线上，恰好也有一座梁山。——中国传统疆域内的梁山不止一处，这一座位于陕西泾水以西、渭水以北。比起山东梁山，它的“资格”要老得多；山东梁山是迟至汉代方得今名的。
《孟子》在宋代即被列为“四书”之一，是读书人的必备典籍。而“梁山”“水浒”等字样又同时出现在这部为人熟知的儒家启蒙读物中，其对小说命名的启迪作用，不言而喻。当时的读书人自会对“水浒”一词心领神会，进而把握小说命名的言外之旨。
为水泊梁山“画影图形”
“水浒”之名得之于水，宋江等人啸聚于水泊梁山，就水而居，藉水自保，以水泊为依托展开反抗官府的斗争。书中若没有这派宽广浩渺的水面，故事也便失去独有的特色，连书名也失掉了依据。
然而事实是，历史上的宋江等人冲州撞府、转略十郡，多以陆战为主。史传对宋江的称呼，或称“山东盗”“京东贼”，或谓“河北剧贼”，有时也称“淮南盗”，随其出没之地而定，显示着义军流动作战的特点。
奇怪的是，文献虽也提到义军在山东一带的活动，却没有宋江兵过梁山泊的记录，更无在梁山泊安营扎寨的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事，人多时也不会超过几百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几乎是其唯一的选择；若要筑寨守险，则无异作茧自缚。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并不符合《水浒传》以“水”为特征的斗争模式。那么小说家又是从何处得到“水浒”式农民起义的蓝本呢？推想之下，那多半是见诸载籍的文字材料，且从作者对农民起义的一贯兴趣可知，素材多应来自一场农民战争。
我们不妨根据《水浒传》所叙述的故事，将这样一场起义“画影图形”，简笔勾勒，以期按图索骥，寻本溯源。
（一）这场起义发生在一处水乡泽国，义军依山傍水构筑了固若金汤的山水寨栅，借以抗拒官军。
（二）起义规模宏大，义军兵马数以十万计。成员的籍贯也不限于本乡本土，还包括远域流民、他乡浪子，体现了“八方共域、四海一家”的鲜明特点。
（三）义军的基本群众多应为农夫、渔父。其首领的成分较为复杂：市井豪侠、投诚官军、乡绅文士、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
（四）义军首领多达数十、上百人，其最高领导层几经更迭，最终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
（五）起义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被统治者视为“腹心大患”。
（六）统治者为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包括水、陆各兵种在内的官军，还在水战中使用了先进的战具，如海鳅船之类。但历经多次征讨围剿，总以官军的失败告终。
（七）统治者在动用武力镇压的同时，还辅之以招安、利诱等措施，并收到实效。
（八）起义被瓦解后，善后工作有条不紊，没有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
以上八点，涵盖了小说所描摹的梁山起义的各个侧面。在《水浒传》成书之前，设若有一场农民战争符合以上各项条件，则无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钟相何许人也？
摊开中国农民运动史，我们惊奇地发现：南宋初年由钟相、杨幺发起领导的洞庭湖农民大起义，几乎符合上述全部条件！
为了对文学（《水浒传》）及历史（洞庭湖起义史实）作宏观的把握与对照，我们不得不腾出一些篇幅，将洞庭湖起义的史迹作一个大致介绍。对于大多数熟悉《水浒》的读者来说，洞庭湖起义的史料显然要陌生得多。
洞庭湖起义发生于南宋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然而这场农民运动的酝酿，早在北宋末年就开始了。
起义的首倡者钟相是荆湖南路鼎州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县）唐封乡水连村人，钟相是一位宗教传播者；可惜其所奉何种宗教，今天已无从考稽。（笔者曾撰文考证，钟相所传播的宗教，很可能是传自域外的摩尼教。该文作为附录，附于本书末尾。）
作为宗教传播者，钟相擅长宣传鼓动工作，自称“天大圣”，夸说自己本领通天，能救人疾患。他聚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种宣传，对于为贫困所苦的广大农民群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据说凡信奉其法者，可保“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于是环湖数百里的百姓，都自带干粮前往拜谒，称为“拜爷”。信徒们还“赍送金帛钱物，积累无算，道路填委，昼夜不绝”。经过二十年酝酿积累，钟相在威信极大提高的同时，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家赀钜万”。
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破开封。钟相响应朝廷号召，组织了一支三百人（一说五百人）的“忠义民兵”队伍，由其子钟子昂（又作钟昂）率领，参加了邓州“南道都总管司”的“勤王”大军，兵发南京（归德府），入卫王室。然而康王赵构对各路民兵心存疑惧，他刚一即位，便要求各路民间武装放下刀枪、“各著生业”，将他们打发回原籍。
钟氏父子并未严格执行朝廷命令。钟昂回乡后，父子二人见世事纷扰，百姓难于自保，于是在本乡天子冈设立寨栅，添置兵器铠甲、旌旗仪仗，把这支合法建立的民兵队伍，发展为结寨自保的地方武装。地方官府无力保证百姓的安全，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虽然钟相一度被人告发，以“私置武器”罪受到编管处分，但不久即被放还，依旧“聚集妖党如故”。
紧接着便发生了战乱。女真侵略军的烧杀劫掠使洞庭湖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而宋军散兵溃卒的骚扰同样让百姓胆战心惊。一些官军蜕变为半兵半匪的“军贼”流寇，如李成、李宏、马友、曹成等团伙，长期盘踞在洞庭湖地区，为害甚烈。洞庭湖周围的潭州、岳州、鼎州、澧州一时残破。百姓家徒四壁，还得交租交税，供养臃肿无能的政府屯驻部队。钟相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举起义旗。
钟相武装在起义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受控于官府，跟随鼎、澧路兵马都钤辖唐悫赴荆南守卫。但随着军贼孔彦舟匪军的到来，唐悫临阵脱逃，民兵失去官府控驭，变得群龙无首。钟相民兵的活动，也很快由抗击流寇、保卫家乡，转变为对官府的攻击。自此，义军开始劫掠弃城出逃的地方官员，又放火焚烧官衙、城镇、寺观、神庙及豪强大户之宅；杀戮所及，包括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等；其间也难免有出于私心的报复仇杀。
义军内部统以“爷儿”相称，把朝廷法典视为“邪法”；又将杀人称作“行法”，劫财说成“均平”。生病的人不许服药，死者也不准行丧。这一切，显然带有浓厚的宗教法规性质。
钟相在荆湖地区的崇高威望此刻发生了效力。这位宗教领袖振臂一呼，荆湖百姓群起响应。鼎州的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的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的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的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的宜都，岳州的华容，辰州的沅陵，环湖十九县顷刻成为义军天下。桃源县知县钱景、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丞叶畲等，都死于义军之手。
不过起义不到两个月，领袖人物钟相就被俘身死。曾遭义军重创的军贼孔彦舟偷袭得手，钟相及其子钟昂、钟全、钟绪等，全被擒获，随即遭到杀害；只有另一子钟子仪逃脱。
钟氏父子被俘后，孔彦舟“乃造法物仪仗，张大其功”。后钟相被杀，“所造法物亦散失”——所谓“法物”，即指帝王仪仗、祭器等。又据《中兴小纪》等书记载，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曾在天子冈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大楚，改元“元载”（一说“元战”）。
然而由“乃造法物仪仗，张大其功”等记录可知，所谓钟相建号称王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孔彦舟的栽赃陷害。孔彦舟因擒杀钟相，也确实捞到政治资本；他随即被朝廷任命为“利州观察使、尚书考功员外郎”，以表彰其“剿灭叛贼钟相之劳”。
钟相虽死，他所点燃的洞庭湖农民斗争烈火并未就此止熄。据南宋《鼎澧逸民叙述杨幺事迹》（下或称《杨幺事迹》）记载，钟相死后，孔彦舟匪帮移军他往，身后留下一座尸骸枕藉的鼎州城，同时也留下了一处权力真空。于是钟相手下头目（钟相余党）杨华、杨幺、杨钦、刘诜、周伦、夏诚、刘衡、黄佐等人各为头领，占据龙阳县，在所居水乡拉起队伍，构筑营寨。又到城中搬取府库中劫余的钱物、粮米、木材之类，从此聚义湖中，拉开了洞庭湖斗争第二阶段的序幕。
杨幺聚义洞庭湖
不久，朝廷新委派的鼎、澧镇抚使程昌㝢带领军马前来赴任。官军一入境，便因强抢牲畜家禽，与鼎口江百姓发生纠纷。
水寨群雄乘机而动，杀了作恶官军，把这位“程吏部”的金银细软抢掠一空，连他的小老婆也抢了去，给义军首领钟子仪做了压寨夫人。——“子仪”一作“子义”，是钟相的小儿子，此刻被杨幺等拥为领袖。义军一不做、二不休，还放火烧了鼎州城的官私屋宇，让新官上任的程昌㝢竟无处坐衙！
程昌㝢对义军恨之入骨，却又作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派人到龙阳县水寨招谕义军首领，要他们“放散徒众，著业耕种”；声称“以前鼎口江作过之人（指在鼎口江劫掠官军的人），一切不问”。
富户出身的水寨头领杨华禁不住诱惑，率先接受招安；日后被授予修武郎、阁门祗候，“添差临安府兵马都监”。而以杨幺为首的大部分义军头领却坚持斗争，不肯就范。经过这番分化，本来各自为战的诸路水寨英雄，逐渐结成联盟。杨幺继钟相之后，成为这一义军联盟的核心人物。
据《中兴小纪》卷十三记载：
（绍兴二年）时鼎寇杨幺、黄诚，聚众至数万，幺主诛杀，诚主谋画，据江湖以为巢穴。其下又有周伦、杨钦、夏诚、刘衝（一作衡），分布远近……大率伦、钦虽各有寨，而专恃船以为强。诚、衝虽各有船，而专恃寨以为固。
面对义军的对抗，程昌㝢现出凶相。针对“水贼”的作战特点，他征集木材，着手打造新式战具——车船。这种舰船可视为现代轮船的前身，船两侧装有桨轮，以人力踩踏驱动。车船大者装有二三十具桨轮，可载士兵千人。其行如飞，称雄水上。
然而先进的车船并未增加官军的胜算，当官军驾车船进攻芷江（今沅江上游）夏诚大寨时，由于河道窄浅，庞大的船体运转不灵，结果车船全部落入义军手中。义军还俘虏了车船设计师，并依样打造大批车船，形制规模远在官军之上。这场大战历时七十余日，官军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这以后，朝廷又于绍兴三年（1133）派遣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神武前军都统制王
任荆南府潭、鼎、澧、鄂等州制置使，率所部军马三万人开赴洞庭。朝廷还下令湖南北所有屯扎部队一律受这位王太尉的节制，又增派健康府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率水军万人与王水陆并进，讨伐义军。
然而程昌㝢心怀鬼胎，不肯与王精诚合作。人地生疏的王只好孤军奋战。初时水陆并举，也曾连破义军寨栅，小胜不断。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官军很快就尝到义军的厉害。鼎口石牌一役，崔增、吴全中了义军诱敌深入之计，在义军车船的围攻下，一万名水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崔、吴两位统制也“战亡溺水”。
接着，在绍兴四年（1134）夏天，义军首领杨钦趁湖中涨水之际，率船攻打官军社木大寨；程昌㝢既不肯发兵救援，又不同意守寨官军撤离，最终导致寨中五百官军全部被杀。经此两番败绩，官军再不敢轻举妄动。
岳飞八日定湖湘
南宋朝廷终于认识到洞庭湖义军对其统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决定调遣精锐之师“岳家军”开赴洞庭，镇压起义。身兼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的权臣张浚，也同时在荆湖地区建立都督行府，监督岳飞的军事行动。
岳飞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后军都统制，并获赐铜钱十万贯、布帛五千匹。朝廷还为此筹划了充足的粮草供应，并颁给金字牌旗榜十副，作为招安之用。绍兴五年（1135）六月，岳飞兵至鼎州。
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岳家军，自非程、王的骄兵馁将、乌合之众可比。而岳飞的用兵之道，又远在中兴诸将之上。他与张浚取得共识，先派人携黄榜到义军营寨进行招谕。黄佐等头领慑于岳飞威名，率先接受招安，并受到优厚的封赏。然而大多数义军将领仍在徘徊观望，招抚效果并不明显。
此时北面又传来金人将欲南侵的消息，朝廷急令张浚、岳飞还朝，以布置防御金兵事宜。镇压洞庭起义的军事计划，眼看要夭折。
岳飞不同意朝廷安排，他早已成竹在胸，向张浚保证“八天破敌”。岳飞在制定军事计划时，也曾考虑过水上进攻的策略，但不久便听从谋士建议，扬长避短，改以陆攻为主，并制定了“以水寇攻水寇”的方案。
岳飞先派遣地方将领任士安率小股官军出战，引诱义军出战，然后发动伏兵掩杀，首战告捷。
官军乘坐缴获的义军船只深入洞庭湖。这年冬天连续干旱，洞庭水浅，车船难以施展威力。义军头领见大兵压境，纷纷投降，连最称骁勇的杨钦，也受黄佐之招率众归附。接受招安的还有全琮、刘诜等。然而杨幺依旧坚持反抗立场，不肯低头。
于是岳飞派人砍伐君山巨木编成木筏，堵塞湖中港汊，进一步限制了杨幺车船的活动范围。又在上游投下大量腐烂草木，使之顺流而下，淤积在水浅处，以阻塞车船桨轮。
官军乘坐木筏，以牛皮遮挡矢石，接近车船，并用巨木撞击杨幺座船。杨幺见大势已去，先将钟子仪推落水中，自己也跳入水中，但随即被官军擒获。杨幺被拖上官军大船时，已经奄奄一息。押至岳飞面前，犹叫了几声“老爷”——“老爷”是义军对钟相的尊称；可见杨幺对钟相的忠诚，至死不泯。
岳飞杀掉杨幺，又一举攻克夏诚大寨，活捉夏诚。黄诚、周伦、刘衝等也纷纷投降。自岳飞发动攻势之日算起，至此刚好八天。而洞庭湖起义从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揭起义旗，至绍兴五年（1135）六月为岳飞剿灭，历时五年，至此才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