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水上鏖兵有典型（上）

高俅的“军事素养”何处来

我们要讨论的第六个问题是：洞庭湖起义是否像《水浒》所描述的那样，曾多次粉碎官军进剿，在水陆战斗中屡屡获胜？事实正是如此。

为了剪除杨幺这一“腹心之患”，南宋王朝调兵遣将，大兴讨伐之师，前后曾七易其帅。李纲、程昌、王、程千秋、张浚、岳飞等，都先后策划并实施了镇压洞庭起义的军事行动。这与《水浒》中朝廷先后派遣呼延灼、彭玘、韩滔、凌振、关胜、单廷珪、魏定国、童贯、高俅等讨伐梁山的情况一般无二。

随着洞庭起义声势日益增大，南宋王朝的焦虑恐惧日甚一日，讨伐规模也步步升级。程昌㝢初到荆湖时，只带了原部蔡州兵马，又招募地方弓手千余人。及至王被任命为荆南置制使，麾下有神武前军三万人，另调一万名建康府水军，专门用来对付杨幺水军。等到岳飞前来洞庭湖，官军兵马已扩增至二十万！一伙“水洼草寇”，竟导致动用国家精锐之师全力以赴，统治者的焦躁不宁，不问可知。

《水浒传》的描写，正是这种逐步升级式讨伐活动的翻版。如小说第五十五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时，不过发兵万人。待到六十三回“关胜议取梁山泊”时，人马已增至一万五千。七十一回以后，童贯、高俅亲征梁山，分别率兵十万及十三万。——北宋末年沭阳县尉王师心阻击宋江，不过凭借一县之兵；海州知州张叔夜袭击宋江，也不过“募死士得千人”。《水浒》故事到底以谁为主要模型，是不言自明的。

梁山义军对付朝廷的陆上征伐，以第七十六回、七十七回的“两赢童贯”一役规模最大。此役童贯亲统“大军十万，战将百员”，声言要“扫清山寨，擒拿众贼，以安兆民”（第七十七回）。此役之前，一向不学无术的高俅，忽然表现出很高的军事素养和战略水平，出谋划策说：“此寇潜伏水洼，不可轻进，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先差的当的人打听消息、贼情动静，然后可以进兵……”

高俅的话，其实是从参与镇压洞庭义军的南宋官军统帅李纲那里抄来的。李纲在《与宰相（张浚）论捍贼札子》中分析说：

我师深入，欲速成功，则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则钱粮之费不赀。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将，则此贼之势，又复鸱张，未有扫荡之期，为吾牵制，非细故也。宜命两路帅臣谨重，未须深入，俟其抄掠，则随宜击之。分兵屯濒湖诸邑，使之不得侵渔种植，以绝其粮……

李纲说要“谨重”“未须深入”，高俅便说“不可轻进”。李纲说“分兵屯濒湖诸邑……以绝其粮”，高俅便说“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李纲说“俟其抄掠，则随宜击之”，高俅便道“诱此贼下山……然后可以进兵”。——这一套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的战术是如此相像，若说是不谋而合，则无疑高估了小说作者的才智。其实这正是统治者对付洞庭“水寇”的办法，被小说作者依葫芦画瓢，搬来对付梁山好汉。只是童贯未能采纳，结果落得大败的下场。

石牌大捷与梁山泊水战

有些具体事例，带有独一无二的性质。例如小说中关于水战的描写，便是如此。在中国军事史中，陆战战例比比皆是；但要寻觅水战的战例，则要困难得多。而洞庭史料恰恰就提供了宝贵而生动的水战素材。

《杨幺事迹》对鼎湖石牌水战有着细致生动的描述。该节叙述官军统帅王接受程昌㝢的教训，征调水军正副统制崔曾（或作崔增）、吴全，率水军一万人进剿义军。水军初至洞庭，其势汹汹，志在必得：

初发兵时，先有戒约，崔曾、吴全一军人船，止令在岳州艑山湘江口及洞庭湖口、牌口等处捎泊，听候上流逼逐贼船下来，即拦截掩杀，辄不得过石牌一步。其奈崔、全二统制以捎泊日久，不闻上流消息，乃贪功轻便，使小舟上石牌探逻事体。水贼先亦知有此水军，又知都是撅头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一面支吾上流大军，遂发八车船数只，不见旗枪，亦不见人，交横放流而下。崔军探人见有空船流来，必是上面杀败，急报崔、全二将。全队舟船乱次争先，撑篙拽牵，悉上石牌入湖。既历油麻滩，又至大梁岸，将至鄱官树湖面宽处，被放流贼车船，擂鼓发噉，踏车回旋，横冲乱撞。将崔军人船大小数百只，尽碾没入水。崔、全二统制皆战亡溺水，其余在沙碛散袒步兵，俱被掩杀。一日之间，万人就死。致水贼杨幺等尽得崔军所将御前器甲、旗幡、枪刀之属，其势转加威猛，已无下流之虑，遂一意抗拒上流官员。实是年十一月十三日也。

“一日之间，万人就死”，洞庭石牌大捷无疑是军事史上著名的水战战例。这场水战的胜败焦点，主要在于农民军的神机妙算、诱敌深入以及官军的情报不灵、贪功冒进。这正是《水浒传》中两次主要水战的明显特点。

《水浒传》中前后写了四五次水战，集中在第十九回及第七十九、八十回。第十九回的水战是晁盖等在蓼儿洼中抗拒追捕官军，后面几场则发生在三败高俅的战役中。这几次战斗，无一例外地借鉴了石牌之战的模式，表现为官军不明就里、贪功冒进，义军虚虚实实、诱敌深入，最终一举歼灭官军。

第十九回写晁盖、三阮等智取生辰纲后遭官军追捕、避迹蓼儿洼中。济州观察何涛等抢夺民船百十只，前往湖中捉捕。阮小五最先驾舟登场，口唱“嘲歌”，诱敌深入。及至官军放箭，阮小五翻筋斗钻下水里去，“众人赶到跟前，拿个空”。——这只空船，值得注目。在石牌水战中，农民军诱敌深入的手法，使的正是“空船计”。

此后阮小七又驾舟诱敌，何涛等被引至一派茫茫芦荡，心下狐疑，不敢冒进，先后派了两批差役前往哨探。——《杨幺事迹》中也有“不闻上流消息……使小舟上石牌探逻事体”的描述。最终何涛冒险向前，被阮氏兄弟擒获。所带官船全部陷入火海，逃到苇岸的官军也被“搠死在烂泥里”。这与《事迹》中“将崔军人船大小数百只，尽碾没入水。……其余在沙碛散袒步兵，俱被掩杀”的结局又十分相像。只是小说中公孙胜祭风助火，是另从“三国”中借来的情节；而此番水战的规模，较之石牌之战也要小得多。

小说第七十九、八十回的水战，从规模上更接近石牌大战，战斗经过也更为逼似。第七十九回写刘梦龙水军经过一次水战失利后，又纠集牛邦喜卷土重来。刘梦龙率先出发，一路上“连篙不断，金鼓齐鸣，迤逦杀入梁山深处，并不见一只船”。渐近金沙滩时，才发现两只渔船，船上渔人见官军放箭，便都跳入水中逃走，官军得到的，依然是两只空船。

刘梦龙不知深浅，催动战船深入泊中。甫才登岸，两边伏兵骤起，“刘梦龙急招呼军士下船，已折了大半军校”。后路牛邦喜听得喊声，正要后退，船队已陷入一片火海。最终刘、牛两位统制官被李俊、张横捉得，“欲待解上山寨，唯恐宋江又放了。两个好汉自商量，把这二人就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

此处所述官军贪功冒进、全军覆没的情景，与洞庭史实全同。又据《建炎》所记石牌水战本末，谓“（崔）增与（吴）全皆死，或曰为贼生执，脔割而食之”。与小说所叙二人被好汉生擒，“割下首级送上山来”，十分相似。

同样的水战情节还出现在《水浒传》第八十回。此回写高俅在屡败之后，打造了大批新式战船，“招募到四山五岳水手人等，约有一万余人”，以丘岳、徐京、梅展为水军先锋，向水泊进发。先见阮氏三雄前来搦战，官军箭、炮齐发，三阮跳入水中，“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行不过三里，又有孟康、童威、童猛等前来挑战，结果官军“又捉得三只空船”。“再行不得三里多路”，官军从李俊等人手中再夺三只空船。在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山顶号炮一响，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将官军大船团团围住。又有梁山水军将官军船只凿漏，高俅落水后束手就擒。丘岳等三人或死或擒，不曾逃掉一个。

一次荒谬的水军调动

一段洞庭水战的典型战例，被小说家悬为蓝本，反复模拟，足见洞庭史料对《水浒传》影响之深。这种影响从部队番号、军官职衔也能看出。

小说第七十八回写高俅所调用水军统制官刘梦龙，乃是“金陵建康府的一枝水军”。此事颇为蹊跷。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与长江远隔数百里，高俅为何要舍近求远，征调长江流域的水军？然而翻翻洞庭史料即可明了：绍兴三年（1133），“御前大军都统制”王奉旨讨伐洞庭义军，调来配合作战的水军，恰便是“建康府水军正副统制崔曾、吴全正兵人船一万人”！

洞庭湖与长江相通，建康府当其下游；王调集同一流域的水军同来征讨，于理正合。而高俅征讨黄河流域的梁山泊，也去调集“金陵建康府水军”同行，还要在长江上下“拘刷船只”，到济州取齐，这便不合兵家之常了。小说作者只图省力，不但借洞庭战例为模型，还要照搬人家的部队番号、军官职衔，自然要露出破绽，使后人发见小说对洞庭起义的借鉴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