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生产力发展重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中，虽然有各项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干扰，但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农业的“四化”已有相当规模

先看农业的发展状况。农业是落后，还是先进，主要看“四化”的状况。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程度。“四化”程度越高，则农业越先进。反之，则越落后。旧中国的农业是十分落后的，大多数农民种田，全靠人力完成。肩挑、背负、人耕地……少数条件好些的农户，有点畜力，靠牛耕地，骡拉车……与“四化”基本没有多少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指引下，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宣传“四化”、落实“四化”。至1978年前后，农业“四化”已达到一定规模。

（一）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

旧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农业生产几乎全靠人力畜力，谈不上有什么机械化。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对农业的技术改造，1955年就提出，用20至25年的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这个伟大任务，农业机械化是农业技术改造中的首要任务。国营农场是农业机械化的试验场和培训学校。每一种新的农业机械问世，国营农场首先试用，取得经验后，再向农业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推广。操作人员，由试用的国营农场负责培训，国营农场成了当时推广农业机械的试验场和培训学校。

发展农业机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技术条件，看你能否造出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等农业机械。如果技术落后，不能生产这些机械，农业机械化只能是一句空话；二是土地条件，土地必须连片，如“打补丁”似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是无法使用机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机械化程度高是因为它具备了技术和土地资本化的两个条件。在这两个条件中，土地连片最为重要，否则，即使农业机械再发达，“英雄”也无用之地。当时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从对农民的利益来说，它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特点，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的土地连片是在土地改革后，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人民公社的成立，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告别了以家庭为单位土地零星分散的格局，土地开始连接成片。到1958年底，全国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连片土地进一步扩大。这为实行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中国的农业机械首先是从拖拉机耕地开始，后逐步向插秧机、脱粒机、收割机等发展。

1978年，党和政府再一次明确提出，一定要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把农民从“面向黄土背朝天”中解放出来，使农业技术改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1952年只有0.1%，到1981年上升到37%，比1957年增长12.8倍。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到1981年达到21359万马力，比1957年增长128倍。大中型拖拉机1981年达到79.2万台，比1957年增长53倍。机耕面积发展过程，详见表1-4。

中国农业机械化虽有较快发展，但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差距仍很大。以平均每万亩拥有拖拉机数量来说，中国（1980年）5台，美国（1976年）16台，联邦德国（1976年）120台，法国（1976年）49台。

（二）农业水利化成绩巨大

农业水利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就发动全国人民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号召下，就开始对一些水患严重的江河进行治理，并兴修水利，至20世纪60年代，各地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并逐步产生显著效果。到7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对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对海河、淮河、黄河、辽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除弊兴利的巨大效果。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6万多座。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海河排灌能力大为提高，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共兴建了8.6万座水库，总库容4000亿立方米，据1981年统计，全国灌溉面积达4.457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5%，比1957年增长63%。到1980年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达2326.6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3.4%。农业水利化的发展，详见表1-5：

农业水利化不仅是对农业的用水，它还包括对水的调节和控制，农村生活用水诸多方面。就农业用水而言，所谓水利化是指：实现排灌机电化，灌溉自流化，沟灌、喷灌、暗灌等多个方面。其目的是除水害、兴水利，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村用水安全等诸多方面。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旱灾害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逐步实现水利化，对增加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有重大意义。

农业水利化的实践证明，加快水利建设，除了治理大江、大河，发展农用机械灌溉外，还应与植树造林、建设草场、整治土地相结合；节约水资源是一个重要方面，水资源开发综合利用要尽可能把灌溉、水力发电、发展渔业等结合起来，以提高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果；讲求水利工程质量和经济实效，坚持勘察、设计、施工的科学性和科学程序，堤、坝、库、闸、干渠、支渠、毛渠配套合理；在统一规划下，选择好水利建设投资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投资少、效益高的项目上，使一分钱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

对于农业水利建设，农业专家的指导和广大农民的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水利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很多成绩，与依靠或发动了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中组织起来农民的力量是分不开的。那时，只要工程需要，一声令下，需要组织多少人，就能组织多少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闲的时候，是兴修水利的大好时机。

（三）农业电气化进展很快

农业电气化是指农业在生产、加工、运输中广泛使用电力并达到一定的程度。它是农业现代化中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①以电力作为农业机械化的动力资源；②采用电器装置进行增温、加热、冷却、照明等；③把电子设备（如电子计算机）用于生产管理等方面。农业电气化具有效率高、费用低廉、机动灵活和稳定可靠等优点，是农业机械化、自动化、工厂化和管理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农业电气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农业技术改造，走的是先机械化后电气化的路。先使用农业机械，然后再逐步向电气化发展。1952年，还没有农业用电记录，直到1957年，每公顷用电才1.3度。到1965年达到35.8度，增长了30多倍。到1977年，达到223.6度。详见表1-5。

（四）农业化肥化快速发展

农业化肥化包括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塑料薄膜等使用量。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农业先进程度的标志之一，将化肥、农药使用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先进程度重要指标。现在这个观念有所改变，许多消费者认为农药、化肥使用量大，在短期内可以增产、保产，但长期使用，对土质改良不利，对消费者健康也不利。因此，化肥、农药等使用到什么程度为好？应使用对人体无害的化肥、农药，这是个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我国化肥用量（按化肥的有效成分计算）。1952年每公顷耕地施用量仅为0.7千克，到1957年增加到每公顷3.3千克，1965年为18.7千克。1977年以后，化肥用量增速飞快。1977年每公顷增到65.3千克，1980年每公顷增到127.8千克，1981年又增到134千克。详见表1-6。

从表1-7可见，到1978年中国农业“四化”已达相当规模：机耕面积达总面积的40.9%；农业用电，每公顷耕地用电达254.7度；机电灌溉占总耕地的45.2%；化肥用量，每公顷耕地达88.9千克。新中国成立近30年时间，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能达到如此水平，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当时之所以发展较快，原因当然很多，而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无疑是个重要因素。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实行分散劳动，这对农业“四化”发展、特别是对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近几年许多农村通过土地流转或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

二、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的指引下，工业发展也很快。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的30年中，工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恢复时期。从1949年到1952年，工业生产增长了145%，平均每年递增34.8%。到1952年已经超过了旧中国历史最好年份；二是“一五”时期，集中开展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新建、扩建了一批基础工业，为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五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28.6%，平均每年增长1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为1957年的56%；三是三年调整时期。经过1963年到1965年三年的调整，工业生产又得到迅速发展。这三年的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8%，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1966年比1956年提高了98%，平均每年递增7.1%。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工业建设虽然有过几次起伏，但取得的成绩还是很大的。

一是部门比较齐全。有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纺织、食品、造纸和建筑材料工业等。经过几次调整，轻重工业结构也比较合理。1981年与1949年相比，重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3%，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3%。重工业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为1981年的48.6%，轻工业比重自73.6%下降为51.4%。解放初期，以纺织和食品工业为主，两者占50%以上，而机械和冶金只占17%，到1980年纺织和食品只占26.1%，而机械和冶金已占34.1%。

二是地区分布合理。一个国家的工业布局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工业的独立性和依附性。旧中国的工业生产，不仅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残缺不全，而且在工业的布局上也深深地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前，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及少部分东北地区，轻纺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这些地区的主要工业又大多受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和官僚买办的操纵，显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种偏集东部一隅的工业畸形布局，无论从经济上和国防上看，都是极其不利的。新中国一成立，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就把工业合理布局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来抓。坚持三有利的原则：一是要紧靠原料、燃料产地，便于就地取材；二是要紧靠产品销售地区，便于交换；三是要布局落后地区，便于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经过30年的不断调整、不断建设，到1978年，中国工业布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沿线工业区，辽中、辽南工业区和北京、天津、唐山工业区。这些地区已成为具有技术先进、效率较高、效益较好的示范区。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立起来。

三、形成了一支较为强大的科研队伍

旧中国既是经济贫国，也是科技贫国。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超过500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科学研究较有基础的主要是结合中国自然条件和资源特点的地质科学和生物学中的分类研究。现代科学所形成的项目，以及各种新技术，几乎都是空白。工业生产不仅基础薄弱，而且采用的技术与工艺都很陈旧。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经验和落后的生产工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技队伍的培养，科学技术逐渐发展起来。

1950年，随着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接着在北京、上海、南京、沈阳、长春等地先后恢复和新建了数十个科研院所，在许多产业部门和不少省市也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已有840多个，科学技术人员增加到40多万人。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科技人才，如何进一步壮大科技队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为了加强科技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并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一系列现代科学的新分支逐渐建立起来，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电生理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动力学、海洋学、射电天文、近地空间、化学物理、络合物化学、催化动力学、低温物理、高能物理学，一大批新兴技术如核物理、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许多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产业部门和大中型企业也建立起为自己企业产业服务的研究机构。石油、冶金、机电、纺织等产业局建立了各自研究所，如冶金、机电、纺织研究所等。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研究室或试（化）验室等。对产品质量的检测，改变了过去靠眼测、手摸、嘴尝等落后办法，改用仪器测试说话的新方法。

到1961年，随着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科技工作也进行了调整。共同制订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于1961年5月公布试行。有效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而且在1964年10月，还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充分反映了我国科技人员的科技水平和力量。

十年“文革”期间，科技研究和人员受到一定冲击，使我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拉大。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就立即抓住了发展科技这个环节，1977年8月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很快恢复了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秩序。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自此，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又得到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为世人瞩目，值得国人自豪。原子弹、氢弹、导弹试验成功。在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之后，又成功地试验了一枚火箭发射三颗卫星；继牛胰岛素人工合成之后，又人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些都集中地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在工农业与医药卫生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在农业上，控制了小麦条锈病，根治了东亚飞蛾，在一些地区大面积推广了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

在重工业上，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共生矿的综合利用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对于这些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出口能力，都起了重大作用。我国自行试制成功的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的单元机组，以及一米七热连轧机，成功投入运行。

在轻纺工业上，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化学纤维与耐用消费品比重都有极大提高。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使纺锭平均千锭小时纺纱量，由解放初期的18千克提高到40千克左右。

在医药方面，针刺麻醉、微外科技术、大面积烧伤治疗技术、人间鼠疫和血吸虫防治、肝癌、食道癌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等，都取得了较好成就。

在计算机技术上，研制成功了每秒运算五百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并提高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技术水平。

在自然科学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各个学科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填补了一批重要空白，并使原来的分支学科得到了加强。

在取得科技成果的同时，科技队伍也大大加强了。中国科学院在1949年建院时，科研队伍十分薄弱，到1978年发展到3万人。并在上海、南京、合肥、西安、广州、武汉、成都、兰州、昆明、沈阳、长春等重要科学研究基地设有分院。为了促使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设有分院。

除了中国科学院系列的科研人员以外，各产业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队伍。高等学校中的科研人员，又是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1981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总数为571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的约占40%）。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36.3%，农业技术人员占5.8%，卫生科技人员占29.4%，教学人员占22.6%，科学研究人员占5.9%。在全部科学技术人员中，相当于教授、副教授的高级人才有4万人，相当于讲师的中级人才接近50万人。其中，妇女占1/3。

新中国成立的30年中，不仅自然科学得到很大发展，而且社会科学也同样发展迅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起步很早，1949年以前，在延安根据地就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社会科学就受到高度重视。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时，就设立了考古、语言、近代史研究所。1953年后又陆续设立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少数民族语言（后并入民族研究所）等。到1955年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到197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发展迅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36个实体研究机构（包括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有各类非实体研究中心150余个。主管全国性学会100多个，出版学术期刊70多种。现有在职人员3900余人，其中专业人员3100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1600余人。它不仅在中国、亚洲，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最大、最齐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科学院，地方社科院总人数已超过万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对经济建设的探索是艰辛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曲折的，但利弊相衡，前进步伐还是很大、所取成绩还是喜人。这些成就，有的已结果，正在为全国人民所享用；有的还在茁壮成长，为今后发展铺路；有的已含苞待放，即将发挥巨大作用！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决议》的这段历史结论，是指导我们客观公正评价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生产力发展历史成就的根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