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生产力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首先进行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帮助下进行了156项重点项目建设，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向工业化迈进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后来超前变革生产关系和政治运动的干扰，生产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一）开展土地改革，走互助合作道路

1949年全国解放，推翻了“三座大山”，随即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从这年开始，全国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实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的政策，有步骤、有分别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到1952年8月，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4600多万公顷的土地。在此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1952年，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已达80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4000个。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并走互助合作道路。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在城市中，没收了原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政、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归国家所有。并通过民主管理等多项改革，将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到1949年底，共没收工业企业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多人。在1949年的全国大型工业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达40%。官僚资本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人从原来的雇佣劳动者，变为企业的、社会的主人，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飞快发展。

上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短短三年时间，使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从1949年至1952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其实，1952年的工农业产值已大大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这一年，工农业的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产量。

（三）恢复国民经济，生产力大发展

从1950年到1952年，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被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有多烂呢？1949年的经济与历史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整个国家是生产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就全力抓经济恢复工作。通过土地改革和对官僚资本的没收，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调整，即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以及在1951年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详见表1-2）

二、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进行156项重点项目建设

从1953年到1957年，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一时期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重点项目建设。它涉及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它被称为我国工业化奠基之役，不仅填补了我国大量工业空白，奠定了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改善了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状态。156项（实际为150项）重点工程具体项目如下：

——国防工业44项。其中航空工业12项：如南昌的飞机厂、株洲航空发动机厂、沈阳飞机厂、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西安飞机零件厂、西安发动机附件厂、陕西兴平航空电器厂、陕西兴平机轮刹车附件厂、宝鸡航空仪表厂、哈尔滨飞机厂、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厂、南京航空液压附件厂、成都飞机厂（成都航空发动机厂）；电子工业10项：如北京电子管厂、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等；兵器工业10项；航天工业2项；船舶工业4项；其他6项。

——冶金工业20项。钢铁工业7项：如鞍山钢铁公司（1952—1960）、本溪钢铁公司（1953—1957）、吉林铁合金厂（1953—1956）、富拉尔基特钢厂（1953—1958）、武汉钢铁公司（1955—1962）、热河（承德）钒钛厂（1955—1958）、包头钢铁公司（1956—1962）。有色金属13项：如江西华山钨厂、云南锡业公司等。

——能源工业52项。它们是煤炭工业25项：如峰峰中央洗煤厂（1957—1959）、大同鹅毛口立井（1957—1961）、峰峰通顺3号立井（1957—1961），辽源中央立井（1950—1955）、阜新海州露天煤矿（1950—1957）、抚顺东露天矿（1956—1961）等；电力工业25项：如北京热电厂（1956—1959）、乌鲁木齐热电厂（1952—1959）、大连热电厂（1954—1955）、成都热电厂（1956—1958）。石油工业2项，如兰州炼油厂（1956—1959）、抚顺第二炼油厂（1956—1959）。

——机械工业24项：如沈阳风动工具厂（1952—1954）、沈阳第一机床厂（1953—1955）、沈阳电缆厂（1954—1957）、哈尔滨量具刃具厂（1953—1954）、第一重型机械厂（1955—1959）、洛阳第一拖拉机厂（1956—1959）、兰州石油机械厂（1956—1959）等。

——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其中化学工业7项：它们是太原化工厂（1954—1958）、太原氮肥厂（1957—1960）、吉林氮肥厂（1954—1957）、吉林染料厂（1955—1958）、兰州氮肥厂（1956—1959）等；轻工业包括医药共3项：华北制药厂（1954—1958）、太原制药厂（1954—1958）、佳木斯造纸厂（1954—1957）。

“156”项重点项目的逐步建成，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向工业化迈进奠定了基础。作为156项之一的长春汽车厂，于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洛阳拖拉机厂于1959年11月建成投产，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佳木斯造纸厂，于1957年建成投产，填补了我国造纸工业的空白。总之，156项工程的建成，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不仅门类较全，填补了我国原来工业的许多空白，而且使我国工业布局得到优化。旧中国工业不多，且分布很不合理，70%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彻底改变了这种不合理布局。

（二）推进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

“一五”时期，在所有制改造上，主要是“三大改造”：一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二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1．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发展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改革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由于各农户的劳力和支出不同，仍存在着苦乐不均的情况。有的农户劳力有余，却无用力之地。有的农户或因病因残，劳力不足。为解决此矛盾，当时根据自愿原则，组成了互助组。约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于1952年前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初级社。每社约为20户左右，土地和生产资料作为股份入社分红、社员入退社自由。提取少量的积累以后，余额实行按劳分配。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比较适应，但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有矛盾。于是要求进一步改革，变低级社为高级社。有些地区按此要求，在逐步推进，但速度较慢。1955年7月31日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会上严厉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认为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像小脚女人一样，落在了群众运动的后面。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公开出版，自此，掀起了农村由低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高潮。在1955年7月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民仅4万户，到1956年3月，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已达6000万户，到年底则达到10742万户，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原来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改造任务，仅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2．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五”时期又一重要任务。我国手工业者有四种类型：一是从属于家庭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二是作为农民家庭兼业的手工业，三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四是雇工经营的工场手工业。其中第三种类型在数量上最多。据1952年统计，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为736.4万人，加上兼营手工业生产的农民，约为2000万人，其产值为72.1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1.36%，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8%。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对象，主要是第三种。第一、第二种纳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范围，第四种纳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象。

对个体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五”时期前就开始进行。但那时，是个别的、分散的。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2600多个，社员达到25.7万人，年产值将近3976万元。

1953年12月，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公布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个体经济的改造才大大加快。《提纲》指出：“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的生产是十分落后的，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在生产和销售中会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且也是不稳固的，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也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破产的痛苦的道路。因此，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把手工业者逐渐组织到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生产供销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去，是国家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唯一的道路。”“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因此，必须经过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中。”

自此，手工业合作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全国掀起了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至1955年12月底，全国共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7万多个，社员200多万人，约占手工业从业人员785万的25%。1956年1月12日，北京率先推动全市手工业合作化进入高潮。随后，全国省、市向北京学习，采取全市按照行业全部组织起来的办法，到2月底，全国已有143个大中城市和691个县基本组织起了手工业合作社，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新成员达到300万人。对于这种高速度的改造，毛泽东加以肯定。于是，再次推进了改革的进程。到1956年6月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到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成员已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1.7%，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产值已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92.9%。到此，可以说，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3．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严格说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的，只不过与“一五”时期（1953—1957）改造不同。那时实行的是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和恢复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改造其从旧社会带来的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求的弊病。这可以说是对私改造的第一阶段。

“一五”时期的对私改造，则与之前有所不同。这个阶段的改造，其实是要消灭私营工商业，计划采取两个步骤：先是采取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然后采取“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最后逐步消灭之。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在会上谈了对资本主义改造的三点设想：第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第二，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间，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第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那后来为什么会速度大大加快？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1954年底前，合营的企业，其合营后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都超过合营前，形成了一个“合营”就是好的印象。其实那时的合营，是严格按照条件进行的：一是企业规模，人员要在100人以上；二是企业要有发展前途，产品有市场；三是成熟一个、合营一个，严格按照条件进行；四是合营后，国家就注入大量资金，促其发展。但当时给人的印象、特别给中央领导的印象——“合营”就是好。合营既然好，那就应该加快速度。二是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推动了公私合营的步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一方面消灭了广大农村私有制，使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更加孤立，使其感到社会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使党和政府产生了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急迫心情。1955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私营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加快了。

1956年1月1日，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向政府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要求政府批准。到1月10日，仅用了10天时间，北京市就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由此，全国许多城市纷纷响应。至1月底，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经过清算，当时，全国公私合营的私股为24亿人民币，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1亿元。按照当时政府与工商联共同商定的意见，对上述私股实行定息，年息5%，由政府统一发放，先规定发10年，然后视情况而定。据1957年统计，全国拿定息的私方在职人员81万余人，平均每人每年拿定息148元。由此可见，我国的私营工商业规模是很小的。

“一五”时期，通过对农业、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新发展。

对农业的改造，虽然在合作化高潮中，有不顾条件，为合作而合作的倾向，但从总体上说，把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对生产力发展还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从个体农民由单干到互助组，再到农业合作社，使劳动力到劳动对象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个体农民变成了一定规模的联合农民，发挥了组织的力量、联合的力量。过去个体农民难以进行的工作，如开河、挖渠、整修水利、实行科学灌溉等，现在可以进行了，这无疑是提高了生产力。二是耕地由小块变成了大块，可以进行机械化操作。过去单干时，一户才二三亩，三四亩地，无法进行机械化作业。现在一个合作社，可以把几十亩地、几百亩地连在一起，农业机械化变为可能。三是销售渠道变宽了。过去个体农户所产农产品数量少、品种杂，无论是农户自己上街销售，还是国家下乡采购，都是件非常琐碎而复杂的事。现在几十户、上百户为一个单位，无论是自己销售，还是国家收购都比过去省时省力省费了。

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虽然也有不顾条件，为改造而改造的倾向，而从协作创造生产力来说，其作用还是明显的。在改造以前，个体手工业者大多采用单独、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市场信息不灵、销售渠道不通、没有或很少有协作配套，一件产品从头到尾由一人完成，其生产效率是很低的。改造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相同产品、相近工艺的企业可以进行联合，扩大规模；产品可以按不同工序、不同流程进行分工；销售不再是前店后场、一对一的个别经营，而是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客户订单，进行批量生产……这一切变化，都显示了协作、联合、分工的力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后来有人说，改早了、改快了。或者有人说，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表决心，晚上一家人却在哭鼻子……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而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特别是从工人、店员的热情来看，无疑是远远超过前者。之前，几代人当工人，几代人受剥削。……现在企业、商店实行了公私合营，工人、店员翻身成了企业、国家的主人，不再忍气吞声干活、提心吊胆过年，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在这一时期，工人、农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搞生产浑身是劲，因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工业技术基础得到极大加强，五年内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品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8%。同期内，与世界几个发达国家比较，其增长速度也遥遥领先。详见表1-3。

“一五”时期，由于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这五年期间，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30.3%，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近30%。而且这几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难怪现在上了年纪的许多老工人，一讲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都会说“难忘的1957年”！农民则说：“那时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三、生产力经历曲折发展历程

（一）“大跃进”使生产力“欲速而不达”

改革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建立、完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超出生产力发展实际需要，超前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有一段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此想建立超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急于过渡，急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要建立比原来合作社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即人民公社所有制。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7月初，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河南诞生了。还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毛泽东在山东视察，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他汇报工作时说：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自此以后，全国就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短短几个月时间，把没有站稳脚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合并升级为规模更大（一般为一个乡或镇为单位），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同时，还割了小私有的尾巴，如取消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在城市，也掀起了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浪潮。

（2）在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上，否定差别搞平均主义。这是在大办人民公社浪潮中刮起的一股“共产风”。“共产风”虽然含有所有制的问题，但也可从人们相互关系上分析。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其基础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即“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在公社内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社员过着集体、实则平均主义的生活。这样，原来各个农业合作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穷富、收入也被拉平。这就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贫穷的社员共富裕社员的产。有些公社还发文规定，如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则不补。”“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共产风”就这样刮起来了。哪村有猪、有鸡，就拿来大家吃；谁家有粮、有柴，就拿去办食堂，等等。这就是在1958年至1959年，一度刮起的“共产风”，搞得村村紧张，人人自危。

（3）在分配关系上，否定按劳分配。随着人民公社的兴起，毛泽东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现译为资产阶级权利）。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今译为按劳分配）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回到上海后，把毛泽东的上述说法转告给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发表在上海《解放》杂志第6期。毛泽东看后，很为赞同，指示《人民日报》予以转发，并代写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全国报刊就加以转载。自此，全国掀起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

在城市，许多工商企业取消了加班工资，否定了奖励制度。把计件工资制改为固定收入的月工资。在农村，表现得更为严重。几乎每个公社都取消了评工计分和奖励制度，把过去按时计分、按量计分制度，变成为“大概计分”、或男女劳力“固定计分”，如男的为10分、女的为7分。不管你实际劳动量多少，男的一出勤，不管你做多做少、即使不劳动也是10分；女的出勤，即使你做得最多最好，也是7分。取消按劳分配制度以后，生产情况怎样呢？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大受影响，这可从1958年至1962年的生产统计中看出。

据1958—1962年统计，社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0.4%，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国民收入年平均下降3.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下降4.7%，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2%……国家和人民全面进入困难时期。

1958年后，工农业生产连续下降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到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被称为人民公社的宪法。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各地农村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贫下中农及各级干部的座谈会，在会上、会后反映最集中、最强烈的是两个问题。社员反映的是“平调”和干部打人、骂人问题。队干部反映的是社员“不出工、不出力”懒散的问题。所谓平调，就是公社、大队搞平均主义：不按质按量评工记分。

（二）“三年调整”使生产力重现生机

中共中央一面向农村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和《农业六十条》，一面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双管齐下，才使生产力重新恢复生机。“八字方针”的主要内容是：

“调整”，即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在三年“大跃进”中，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越拉越长。相应的积累率就不断提高，消费基金不断下降。轻工业生产严重不足，人民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对此，八字方针中把“调整”作为第一要务。对于重工业生产，除了采掘和采伐工业等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外，其他如冶金、机械、建材等工业部门的生产都有计划地降低了发展速度。1962年与1960年相比，全国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66.7%降为53.5%。钢，减少了1200万吨，总产量降为667万吨。对农村来说，则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方针。返还自留地，鼓励社员经营各种家庭副业，并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

“巩固”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原来做得对的东西要巩固，如以农业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不能动摇；二是已经取得成果、证明正确的东西要巩固，如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贯彻按劳分配、评工记分，恢复自留地、集市贸易等要巩固。

“充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充实农业生产，不能牺牲农业来大炼钢铁和其他工业；二是要充实农业劳动力，让进城做工、上山炼钢的人回到农业第一线，经过几年努力，到1962年农业劳动力比1958年增加5786万人，总数达到21278万人，超过了1957年的人数；三是对战线过长的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充实到急需发展的部门。经过几年努力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

“提高”，主要是提高经济效益，消灭财政赤字。主要措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浪费，扭转企业亏损。缩短基建战线，压缩基建投资及各项事业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努力增产日用工业品，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在保证人民必需品供应的情况下，对自行车、酒、烟、糕点等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到1962年，情况基本得到好转，农业生产改变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情况，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产量增长8.5%，生猪年末头数增长32.4%。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1962年底开始出现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上年下降了35%，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好转。从1963年起，又用了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到1965年，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总产值都超过了1957年，不少经济技术指标还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水平，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生产力发展重新出现了生机。

（三）“文革”十年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阻挠

但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生产力发展又一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

从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正值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影响。1965年经济形势很好，完全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但“文革”一来，全打乱了。

1966年本是贯彻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但第三个五年计划被讨论多次，一直定不下来。后来，根据毛泽东准备打仗的思想，直到1965年3月，才有了个大概设想。其主要内容是：①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和同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小三线”的建设）。②大力发展农业，大体能解决吃穿用，重点是抓粮、棉、油、盐，争取在三年左右做到粮食进出口平衡。③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做到既能支援国防和农业，又能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更大的发展做好准备。④猛攻科学技术关，有目标、有重点地掌握60年代的新技术，保证第四个五年计划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快前进。

1966年正要落实具体计划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随着批斗“黑帮”、“破四旧”、“大串连”等活动被推向社会，工农业生产逐渐受到冲击和影响。到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全国掀起了夺权高潮。各级政府、党组织陷于瘫痪，生产建设处于混乱状态。各省市的武斗和停工停产时有发生，计划编制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到1967年的8、9、10三个月，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当中。这一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

从1966年到1968年的三年中，虽都受“文革”的冲击，但冲击的程度有所不同。1966年主要冲击在第四季度，因此全年经济还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缩小。1967年和1968年两年，由于受“文革”的全面冲击，经济损失较大。1967年国民经济全面下降，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工农业总产值2104亿元，仅完成计划的80.2%，比上年下降9.6%。其中农业总产值651亿元，只完成计划的97%。工业总产值1453亿元，仅完成计划的74.3%，比上年下降13.8%。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业产值下降最多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农业总产值635亿元，下降2.5%；工业总产值1380亿元，下降5%。其他工农业产品也大幅减产：粮食减产4%、棉布减产2%、钢铁减产12%、发电量减产7.5%……

1971年进入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虽然政治事件不断，如林彪事件、“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但是全国人民从干部到群众对极左思潮的厌恶，要求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把经济搞上去的热情还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发展生产。所以综观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7%。其中，农业增长4%，工业增长10.4%。在交通、邮电、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和进步。到1975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4.84万公里，比1965年增加1.1万公里。全国邮路总长度达到479万公里，比1965年增加130万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