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　魏晋南北朝部分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魏晋南北朝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589年隋的统一，历经魏、蜀、吴三国、西晋短期统一、东晋与十六国、南朝宋、齐、梁、陈与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约四百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民族之间既斗争又融合，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动乱频繁，军阀混战，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动荡，人民飘零，“宁为太平狗，不作离乱人”，就是当时人们的无奈感叹。这一时期，是世家大族的门阀统治。曹丕称帝，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仕以出身门第为依据。东汉末年儒家渐衰微，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兴起，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我国。这使人们的思想和学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审美领域，因人性的觉醒，导致新的审美观点的产生。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代。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史上光辉夺目的一章。以曹操、曹丕、曹植（三曹），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瑒等“建安七子”为代表，他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情怀，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景象。曹丕的《燕歌行》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由质朴转向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为代表，其中陆机在当时最富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当时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有刘琨和郭璞。

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诗人陶渊明。他的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后人称之为“田园诗人”，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逐渐增多，但成就不大。谢灵运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精细刻画山水景物的诗人。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内容。

齐永明年间，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形成了所谓的“永明体”新体诗，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

梁陈时代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摛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廷诗。

由南入北的庾信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其代表作为《咏怀》诗二十七首。

东晋、南北朝也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一带。南朝民歌几乎都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婉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建安时期的散文，特点是清峻、通脱、华美、壮大。魏末时期的代表作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西晋时期，以陆机的《文赋》《豪士赋序》《吊魏武帝并序》为代表。东晋时期，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陶渊明的散文为代表。南北朝时期，散文逐渐被骈文所取代。骈文是以四字、六字为主，句子结构平行，多用对偶，辞采华美，多用典故。如鲍照的《芜城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北朝时出现了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散文著作。

魏晋南北朝的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优秀作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向秀的《思旧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最为有名，另还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更有崇高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指出了文体的区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提出了“文气论”，探讨了作家个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西晋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的专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两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