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九．兴墨
众人之喜恶不同于君子之喜恶。君子之喜恶，在于德行；众人之喜恶，在于自我。昔陆王以为程朱理学难成，自以为心学易成，然其亦偏真理，虽倡知行合一，不能致之，盖以自我之喜恶行之，纵力以行之，亦悖之真理，孰敢言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然以迂学行之，久厌学，不能行效，何以致之正理？故李贽曰：“孔子之是未必是，孔子之非未必非。”夫以孔子之威，威及全球，千古未有逾之之人，类之亦极鲜矣，其是非亦不可以为是非，孰众人之是非可谓是非乎？愈近真学德愈进，在真学之多而不在其少，若众人之真学远甚于其之父母，则是非可劣于父母乎？己不能而父母正之，则可为；无辨是非，亦皆以先人之道行之，孰可用父母之喜恶行之，则己之喜恶何在？若以君子之喜恶为之，亦不知孰为君子？故在守己，在护己，在长远，非图一时一己之私利也。
儒学迂而不实、不事生产、鼓吹礼教，所鉴者其教法、其典籍《诗》、《论语》，其气节盛，其人气旺，然重丧重敛重等级，多难以批判继承，墨自善改，以非攻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兼爱易等级之仁爱，以重利易轻利，以尚贤易世袭，以尚同易等级之同，以非乐易礼乐，以非命易天命，以节葬易厚葬，以三日丧易三年丧，以节用易礼用，种种皆改儒之迂腐，并继儒之长处，重修身养性及君子之道，亦富气节和不息之精神，却因狭义功利而趋于亡，岂不惜哉？
韩非曰：“今之显学，儒墨也。”儒墨之争亦烈矣，然法、阴阳等诸家与治者皆诋毁墨，使渐湮没。其又有三表、类、故、力学、光学、守城之学，较儒学更备，更为实用之学，竟鲜有人察之，而多以习儒却不知益儒之墨也，故夫名者不可盲学也，真学者亦未必名哉！以众人之所学定己之所学未必佳，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迂名化为芳名，而不究其迂者，则孔子方可为圣人乎？其亦不以为然也，焉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乎？封建礼教，固王治而已，专制必矣，则必害捍民权之墨，而今却多习儒而不习墨，其以儒之根本为正乎？根本在于捍专制之权，捍贵族之名分，捍民权已在次，根本不正，则其学何可正乎？《墨子·修身》曰：“本不固者末必几。”根本不正，则其利亦难借也，故宜振根本之学，墨学不宜没也。
《非攻》篇，其学重在其度。恶度如何，罚度则如何；善度恶如何，赏度则如何。如恶多者之刑反轻于恶少者，善多者之赏反轻于善少者，则赏罚不分明也。
故言，“最”字不可滥用，凡道善恶皆得以其度论之，重在分寸，分分寸寸，以为不必争，若在理上，则必争也。
安徒霖问沈消灾曰：“儒者之益颇多，之损亦颇多，不可全肯，亦不可全否，学其益则易被其损洗脑，丢其损又恐不能多识其益，则奈何？”沈消灾曰：“盖缘其非今之根本之学，以吾度之，以墨学为百家之首，而引儒学等长处入之。”
见侮不辱，而自省其身，以防再犯，而视其所言无轻重。彼武则避，无论对错，如孤立则不发，而速告上。面者不同，则应不同，亦察其所为以判。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判可友否，可往否。非可友者，远而避之。势众而不傲，势孤而内敛，可以避祸也。谨而处之，知烙印难改，贵在持之久也。
不为仇者，而为己欢，挑拨离间而作壁上观者，其德鲜矣！见侮不辱，而明挑拨者所为，不必言说，则挑拨者之意不图也。
过劳则衰，其损者逾之其先逸者，过劳短利可图，长利必耗也，以求复同则耗时愈长，其的不达也。但凡图短利者需虑长利，贵长远而不在苟安，此可为养生之道也。
凡为人者，不因貌高而过袒，不因貌低而过贬。凡为禽兽者无貌高者也。为人者，亦有好坏，其质亦不齐，其度亦不齐，多等划分。为禽兽者亦可划多级列。亦有作为不如禽兽者，其貌必劣至不堪也。
奴隶社会无明主，文、武废殉、揽民强于纣不多，且其各得周、商之戴，文、武之史必戴周者撰，必有过誉文、武而诋纣之处，至孔子已五百余载，且无纸，帛、竹不易载，亦非全首者撰，定有后人多次删改，更不可信，而孔子自幼居礼仪之邦，受之熏陶甚深，为之洗脑，以为文、武之时必大同，且忽其时多有商乱。其尊晏、老而敢与之陌路，何不敢质之文、武，以为文、武必十全十美，必为圣人，以为大同惟有安等级之分方可，何其迂乎？且名为贵族，实为庶民，自不甘其后。其不解奴隶之情，不晓奴隶之苦，以为奴隶制天然合理，纵其淡泊名利，不欲依附权贵，亦不愚忠，然性亦缺失矣，其德合以见之？其之主和、主谨及其学多有先进之处，然其道不行矣，而众人批之其道而忽之学也。
孔子之孝，乐亲；墨子之孝，利亲；朱熹之孝，守礼。三子者，墨子最佳，朱熹最劣。夫乐未必利。守礼，为社稷死，故不能孝也。
夫儒道法之学，用之善者可利人，用之不善者可害人。而墨学，弗善者弗用之；善者少闻其名，用之益少。此盖墨学为根本之学。而佛、基督之学，实利人者吾未见也。
老子之“以德报怨”，言于治者而非民也。墨子并无以爱待敌之意，若待之，是常损民甚。其敌，违道法者也。不然，何倡正义之战？其之非攻击不义之战，而非指义战，故必除敌以存义。
儒之所以盛于诸家者，盖其重先代典籍也。
孔子之则，片而不全，化两极而罕距中，于此远逊于墨子。评人之准，宜全宜面，善之多少、不善之多少极其分明，并屡较全之，方以判名。
儒之所谓圣人，以百姓为刍狗而重社稷，是偏圣本意，不可为圣人，墨之所谓圣人，一心为百姓谋福利以至其死，真圣人也。夫治者为民着想，实利者治者也，因百姓作而财积。而平民为人着想，亦应寻人，助报恩者强于弗报恩者，助德高者强于助德罕者，不但利己，且利匡义。若人德罕而己德高，助己亦有利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