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典藏學的建立與典藏的功用
第一節 典藏學的建立
典即書籍。《尚書·五子之歌》:“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僞孔安國傳曰:“典謂經籍。”許慎亦云:“典,五帝之書也。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
典也有管理的含義。《禮記·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司馬遷云:“司馬氏世典周史。”阮孝緒《七録序》亦稱:“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以上三例中的“典”字,均指管理圖書。
藏指保管。《左傳》襄公十一年:“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墨子·天志下》云:“書之竹帛,藏之府庫。”《莊子·天道》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以上三例,藏顯然指保管書籍。
藏也可用作名詞。《周禮·天官冢宰》述宰夫之職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鄭玄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治藏之“藏”泛指檔案及其他藏品。劉歆《七略》云:“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書之府。”此“藏”字則專指藏書。阮元解釋道:“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
綜上所述,本編“典藏”一詞專指收存保管圖書。
典藏學的内涵同現代圖書館學是一致的。劉國鈞説:“什麽是圖書館學?圖書館學便是研究圖書館的組織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學科。”本書所謂典藏學則是研究我國古代書籍收集、保管與利用規律的一門學問。
古代已有大量論著對書籍的保管與利用規律進行了探索,兹略述如次:
專著可以鄭樵《通志·校讎略》、祁承《澹生堂藏書約》、孫慶增《藏書記要》、葉德輝《藏書十約》等爲代表。鄭樵的《求書之道有八論》系統總結了采訪圖書的途徑,對現代圖書采訪工作仍有指導意義。孫慶增的《藏書記要》對購求、鑒别、鈔録、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等方面的問題作了全面探討,頗獲好評。如黄丕烈跋云:“《藏書記要》言之甚詳且備,蓋亦真知而篤好者。……余因是書所記藏書之要,皆先我而言之者,遂付梓以行。”譚卓垣也説:
孫慶增所寫的這部便覽,是整個十九世紀唯一的一部向私人藏書家交代藏書技術的參考書。令人驚奇的是,它所提出的建議一向爲收藏家所謹守不渝,直至今日還對現代中國的圖書館發生着影響。許多編纂珍本書目的術語都出自該書,更不用説後人以此書的意見爲鑒别宋元版本的標準了。雖然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版了不少關於圖書館科學的著作,但是旨在指導私人藏書家工作的專著却未見問世。假如今後還没有著述來取代《藏書記要》的地位,那麽,中國的藏書家們還將在各方面仰仗於它。
近人陳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也是一部研究古今典籍聚散規律的力作。作者搜集了豐富的史料,分隸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卷而辨證之,對我們研究古代藏書理論頗具參考價值。
還有一些著作,如程俱《麟臺故事》、陳騤《中興館閣録》、逸名《中興館閣續録》、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分别論述了北宋、南宋、元代國家藏書機構的沿革、建制、職能、典章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九《南宋館閣録十卷續録十卷》提要云:“今考是録所載,自建炎元年至淳熙四年;續録所載,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皆分沿革、省舍、儲藏、修纂、撰述、故實、官秩、廪禄、職掌九門。典故條格,纖悉畢備,亦一代文獻之藪也。”這些著作爲我們進一步研究典藏學提供了原始資料。
還有一些著作,如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吴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具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史料匯編的性質。前者反映了五代訖於清末,各個時期私家藏書的概况;後者反映了在我國藏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浙兩地私家藏書面貌。兩書的共同特點是在資料的剔抉爬梳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葉昌熾云:“竊不自揆,肄業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録、古今文集,見有藏家故實,即裒而録之。”吴晗也稱:“暇中於考訂撰作之餘,日手録諸方志、史乘、詩文集、筆記、志狀碑帖諸有關於藏書故實者,錙積寸累,比來積稿數盈尺。”這兩部書也爲研究典藏學創造了條件。
論文可以牛弘《請開藏書之路表》、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論藏書》、周永年《儒藏説》爲代表。牛《表》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論,對書籍從秦始皇到梁元帝時期所遭到的厄運進行了總結。在他的影響下,宋代的洪邁、周密,明代的邱浚、胡應麟,乃至近人錢振東、祝文白等都紛紛寫出了新的書厄論。高《箋》對書估作僞手段作了具體細緻的揭露,使藏書家在收購古書時有所警惕,並注意做鑒定工作。周《説》提出建立儒藏,“務俾古人著述之可傳者,自今日永無散失,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的藏書思想。至於近現代有關中國古代典藏學的論文甚多,我們就不詳加介紹了。
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古代目録的序言,其中不少實際上就是古代典藏學的論文。如《隋書·經籍志》序除闡述經籍的作用、介紹《隋書·經籍志》的體例外,還系統總結了隋代及隋代以前中國藏書史。再如阮元《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除論述天一閣的建築情况與藏書特點外,還歸納了天一閣藏書能够長久保存的三條原因,今録之如下:
此閣構於月湖之西,宅之東,牆圃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寬閒静閟,不使持煙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没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厨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厨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
不少書目提要頗類版本鑒定書,爲我們留下了許多版本鑒定的成功經驗,如《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卷一《春秋分紀》提要云:
宋淳祐三年,程公許守宜春刻是書於郡齋。陳振孫《書録解題》盛稱之。此本卷中多有元時鈐用官印,且於首尾紙背用紅字條記。係大德十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中書省取備國子監書籍,令儒學副提舉陳公舉校勘申解。考《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括江西諸郡書板。宜春隸江西,蓋至元詔取,而大德始上,此即宋刊元印之本。
作者研究了該書的印記,並通過徵文考獻,最後下了宋刊元印的結論,使讀者感到確鑿無疑。有的提要還對某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進行了探索,如錢曾云:
近代刊行典籍,大都率意劖改,俾古人心髓面目,晦昧沉錮於千載之下,良可恨也。嗟嗟!秦火之後,書亡有二,其毒甚於祖龍之炬:一則宋時之經解,逞私説,憑臆見,專門理學,人自名家,漢唐以來,諸大儒之訓詁注疏,一概漫置不省,經學幾幾乎滅熄矣;一則明朝之帖括,自制義之業盛行,士子專攻此,以取榮名利禄,《五經》旁訓之外,何從又有九經、十三經,而况四庫書籍乎?三百年來,士大夫劃肚無書,撑腸少字,皆制義誤之,可爲痛惜者也。
書賈爲射利而改書作僞的現象已爲人們所熟知,此文指出爲應付科舉考試而草率編纂的大量參考資料對原書的危害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與書目提要類似的還有藏書題識,將零散的藏書題識匯編在一起,實際上也就成了書目。這方面的著作很多,可以黄丕烈的藏書題識爲代表。傅增湘説:“夫蕘圃當乾嘉極盛之時,居吴越圖籍之府,收藏宏富,交友廣遠,於古書版刻先後異同及傳授源流,靡不賅貫,其題識所及,聞見博而鑒别詳,巍然爲書林一大宗,舉世推挹之,宜矣。”這些題識不僅對研究版本、校勘、目録的學者們具有參考價值,同時也反映了作者的藏書思想,對研究典藏學同樣具有參考價值。繆荃孫摘其精語曰:
昔人不輕借書與人,恐其秘本流傳之廣,此鄙陋之見,何足語藏書之道?又曰:識書之道在廣見博聞,所以多留重本。又曰:古書源委必藉他書以證明之。又曰:凡舊板模糊處最忌以新版填補。又曰:舉宋刻之殘鱗片甲,盡登簿録。此百宋一廛收殘本四十二種,在在爲後學開示門徑。
當然,黄氏藏書題識在記録版本鑒定成果方面的成就尤爲令人注目。如王芑孫《黄蕘圃陶陶室記》云:
今天下好宋板書,未有如黄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帙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
有關中國古代典藏之學的史料散見各處,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爲我們的叙述提供了方便。
前人在探索圖書收藏與利用的規律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不僅對典藏工作起着指導與借鑒作用,而且也爲我們進一步研究與建立典藏學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