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典藏的功用

書籍的作用在於記録與傳播人類經驗。因此，典藏與政治、讀書治學、圖書出版、文化積累的關係尤爲密切。我們研究典藏學就是爲了更好地發揮圖書的作用，今分别述之如下。

一 典藏與政治

人們早就認識到了文獻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如《禮記·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孔穎達疏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亦云：“《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

在統治者看來，保存書籍就是保存統治經驗，學習書籍就是學習統治經驗。墨子云：“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所以歷代統治者不論是收藏還是禁燬書籍，都着眼於典藏的政治作用。

不少統治者由於充分地認識到了圖書的作用，因而積極開展了藏書建設工作，如進入中央集權政治的宋代，太宗趙光義就認爲：“夫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非書籍，何以取法？”在太平興國九年（九八四）正月的詔書裏，他又説：“國家勤求古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宜在詢求。致治之先，無以加此。”淳化三年（九九二）九月，這位皇帝視察秘閣，見到群書齊整，喜形於色，對侍臣談道：“喪亂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於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鈔寫購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南宋高宗也積極開展過徵集圖書的工作。馬端臨云：

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録，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爲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送上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

清代是我國封建統治制度最爲完備成熟的朝代，統治者大力開展圖書搜集整理工作，政治目的更爲明確。如高宗《文淵閣記》明言：“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歷代統治者禁燬某些書籍，同樣也是爲了鞏固封建統治。在秦始皇御前的辯論會上，丞相李斯正是從這個角度主張焚書的。他説：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實行愚民政策，指望鞏固政權，結果與他的願望相反，秦很快就滅亡了。正如章碣《焚書坑》詩所説：“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統治者往往通過豐富的藏書來粉飾太平。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五月十七日詔説得很清楚：

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儲蓄尚多，用是廣爲蒐羅，俾無遺佚，冀以闡微補闕。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内現有各種詳加校勘，分别刊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録，匯繕成編，陳之册府，其中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匯爲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擇《四庫全書》之本旨也。

至於高宗想藉此機會禁燬一切對清政府不滿不利的圖書，我們將在下文論及。當時不少人認識到私家藏書樓也有點綴文治承平的作用，直至清末仍如此。如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三月，山東巡撫孫寶琦奏《保護海源閣藏書摺》云：“臣查保存古物定例宜遵，舊籍相傳，尤爲文明觀耀。昔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稱爲周禮在魯，此閣亦猶禮存於魯之一端。”

統治者還把國家藏書機構當作儲存與培養人才的地方，《三輔黄圖》卷六稱漢“天禄閣，藏典籍之所。《漢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宋程俱談到北宋統治者曾從當時國家藏書機構中選拔了大量人才，他説：“國初既已削平僭亂，海寓爲一，於是聖主恩與天下涵泳休息，崇儒論道，以享太平之功。時三館之士固已異於常僚，其後簡用益高，故恩禮益異，以至治平、熙寧之間，公卿侍從莫不由此塗出。”南宋紹興元年（一一三一）二月丙戌，丞相范宗尹等奏曰：“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塗出。崇寧以後，選授寖輕。自軍興時巡，務省冗官，秘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爲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宋高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指示：“復秘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事實上，歷代封建文人也認識到擔任館職是進身之階，如章學誠云：“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庫諸館，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册依人，亦以精於校讎，輒得優館，甚且資以進身。”

不少封建士大夫也從政治角度來認識藏書的作用，並自覺利用藏書培養封建統治階級的接班人。如元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八月，陳基爲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寫的序言説：“夫經史所載，皆歷古聖賢建中立極修己治人之道，後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於是取法焉。傳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不可誣也。”一些藏書家還將藏書傳給子孫作爲博取功名的工具，如清初著名藏書家徐乾學即將自己的藏書樓取名爲傳是樓。汪琬《傳是樓記》云：

今健庵先生既出其所得於書者，上爲天子之所器重，次爲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潤色大業，對揚休命有餘矣，而又推之以訓敕其子姓，俾後先躋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於當世。琬然後喟焉大息以爲讀書之益宏矣哉！循是道也，雖傳諸子孫世世何不可之有。

凡藏書家將子孫培養成官員的，每爲人們所稱頌。如阮元談及宋初藏書家劉式的妻子陳夫人教子讀書的事迹説：

式字叔度，開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禮部尚書。妻陳夫人既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隴畝？”諸子怠於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

許多藏書家都諄諄告誡子孫藏書讀書，認爲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就能進身成爲統治階級的一員。如北齊顔之推云：“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顔氏的觀點受到了明代藏書家祁承的認同，他教導兒子説：

當爾之時，誠駑才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

總之，出於鞏固政權、培養人才的需要，古人都十分重視圖書典藏工作。

二 典藏與讀書治學

豐富的藏書當然可爲讀書治學創造條件，張金吾嘗云：“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他，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

“欲知今古事，須讀五車書。”讀書是人們獲取知識有效而基本的途徑。如晉袁山松云：“（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晉書·張華傳》談到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宋史·宋綬傳》稱其子“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掌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

上述例子説明了藏書在拓寬與加深讀者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方面的作用。因此，不少知識分子都是爲了讀書而藏書。如司馬光《獨樂園記》云：“熙寧四年（一〇七一），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有些藏書家藏書不僅自己讀，而且要求子孫讀，使讀書種子綿綿不絶。如南宋林霆“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産矣。’”清孫樹禮《善本書室記》亦云：“積財以貫計，積書以卷計。積財十萬貫，子孫日夕取求焉，不數年而用已罄；積書十萬卷，子孫日夕取求焉，終其身用之不盡，更傳諸子若孫，數十世亦不能盡也。故昔人有積財十一，積書十九之語。”

古書流傳既久，屢經鈔刻，每多異文，爲了獲得正確的閲讀資料，古人讀書特别强調校勘，如王鳴盛云：“欲讀書必先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葉德輝甚至説：“書不校勘，不如不讀。”而豐富的藏書當然爲校勘創造了條件，許多藏書家都盡量購求善本異本。如黄丕烈云：“余好古書，無則必求其有，有則必求其本之異，爲之手校；校則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所以他特别注意收重本，嘗云：“余於古書每見必收，故一書竟有重複至三四本者。”“余最喜藏書，兼購重本，取其彼此可互勘也。”

治學當然更離不開藏書，許多著作都是利用公私豐富的藏書寫成的。例如司馬遷寫《史記》，就充分地利用了國家藏書。司馬遷於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正式擔任太史令，於太始元年（前九六）擔任中書令。這兩個官職都使他有條件接觸到大量的國家收藏的文獻。《史記·太史公自序》云：“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司馬貞《史記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太史公自序》復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據《初學記》載，中書令“典尚書，通掌圖書”。“以其總掌禁中書記，謂中書。漢武時，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爲中書令。”可見漢宫廷内延閣、廣内、秘書之府裏的藏書，都由司馬遷管過。據金德建撰《司馬遷所見書考》，知司馬遷著《史記》所憑藉的典籍，今可考者不下三十種，這與他能借工作之便，利用宫廷藏書是密切相關的。

一般知識分子從事學術研究，則要依靠私家藏書，如趙明誠撰《金石録》三十卷，就是據所藏三代鼎彝及漢唐以來石刻寫成的。李清照《金石録後序》談到了他們的藏書及寫作情况：《金石録》三十卷，趙侯德父所著書也。余建中辛巳（一一〇一）始歸趙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學。後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翫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在金人陷青州，其十餘屋藏書及古器物皆爲煨燼後，猶有書二萬卷，又金石刻二千卷。孫慶增著《藏書記要》，也以豐富的藏書作爲基礎，其《藏書記要》自序云：

余無他好，而中於書癖，家藏卷帙，不下萬數，雖極貧，不忍棄去，然聖賢之道，非此不能考證。數年以來，或持橐以載所見，或攜篋以誌所聞，念兹在兹，幾成一老蠹魚矣。同志欲標其要，竊不自量，記爲八則，其當與不當，冀有識者諒之。

在中國歷史上，學者們持續不斷地進行着文獻整理工作，無論校勘、注釋、編目，還是輯佚、匯編，都離不開公私藏書。如明永樂元年（一四〇三）七月，成祖朱棣曾對翰林侍讀學士解等説：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閲；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賞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爲了實現這一目標，當時的國家藏書機構曾做了大量的圖書采購工作，朱棣《永樂大典序》曾談到他“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群分，著爲奥典”。全祖望《鈔永樂大典記》也曾説《永樂大典》“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藏本”。

豐富的藏書對文學創作也是有益的，左思作《三都賦》就參考了晉朝國家藏書，《晉書·左思傳》稱其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偶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張華歎爲班、張之流，“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秘書郎在晉代正是管理國家藏書的官。

藏書除有益於讀書、治學、創作外，也豐富了藏書家的生活内容，使他們獲得高層次的精神享受。許多藏書家都把藏書、讀書當作畢生愛好，從中受到慰藉，獲得快樂。宋代尤袤就是一個例子，陳振孫曾説尤袤“家有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李燾云：

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户謝客，日計手鈔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鈔書。一日謂予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尤袤的話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明代藏書家胡應麟也有同樣感受，嘗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饑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頀，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書對於知識分子確實是不可缺少的伴侣。

三 典藏與圖書出版

藏書與圖書出版相輔相成。許多藏書單位同時是圖書出版單位。采用手鈔的方法復製圖書是一種原始的出版形式，它的缺點是速度慢，複本内容很難保持一致。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圖書出版工作得到了蓬勃發展，官府、學校、寺觀等藏書單位，都出版過不少圖書。如五代國子監就是經書雕印工作的一個光輝起點。許多藏書家同時也是出版家，如南宋初期井孟憲藏書甚豐，晁公武稱其“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録。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而他對四川眉山地區出版事業的興盛也作出了貢獻，詳見本書《版本編》第四章第二節《按地域區分》二《蜀本》。

明代的大出版家往往是大藏書家，無錫華氏活字印刷業在中國出版史上佔有突出地位，就拿華珵來説，曾排印過《方言》十卷、《百川學海》一百七十九卷、《渭南文集》五十卷、《石田詩選》十卷等多種圖書。華珵曾“致光禄署丞事”，祝允明稱其典藏與出版事業云：

光禄懸車鄉社，年逾七十，而好學過於弁髦。購書典帙，富若山矗。又製活字版，擇其切於學者，亟翻印以利衆，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夢溪《筆談》述活版法，近時三吴好事者盛爲之。然所印有當否，則其益有淺深，惟光禄心行高古，動以益人爲志，凡所圖，類若此，與彼留情草譜禽經者迥别。

（嘉慶）《無錫金匱縣志》卷二十五亦云：“華珵，字汝德，以貢授大官署丞，善鑒别古奇器、法書、名畫，築尚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製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

清代的張海鵬及其侄張金吾，皆爲大藏書家兼大出版家。黄廷鑑稱張海鵬：

家多宋元舊刻，君治經之暇，旁通子史百家言。嘗慨古今載籍幾經厄劫，歷觀史志所載及藏弆家所著録，存者百無一二。方今典籍大備，不有以聚而流傳之，將日久散佚，此後生讀書者之責也。昔吾邑隱湖毛君以一諸生力，刊經史諸書，廣佈海内，迄今幾二百年，經史舊板尚供摹印。前事可師，遂矢願以剞劂古書爲己任，乃檢舊藏所有，更廣購自明以來罕見之舊本，互勘去取。其中秘藏書，則倩錢唐何上舍元錫從文瀾閣中寫副儲藏，以備彙刊。以汲古所刊經史外，惟《津逮秘書》十五集爲書林鉅觀，汰之益之，黜僞崇真，廣爲二十集，名曰《學津討原》……續又於四部中取有關經史實學、名家論著而傳本將絶者，梓《墨海金壺》七百餘卷。又以其暇，取明人及時賢撰述，刊爲袖珍小品，名《借月山房彙鈔》凡十六集，又六年而畢，流佈日廣，海内争睹，書林中之挾秘册懷墜簡者争集。有未經《四庫》著録者，如《兩京新記》《九國志》《琴川志》諸書，又蒐輯，次第續刊，書成將名之曰《金帚編》。惜工始而君捐館矣。居恒嘗語人曰：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祇以爲己，刻書可以澤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沾溉，視區區成就一己之業者，其道不更廣耶！

阮元論張金吾云：“虞山張氏金吾，世傳家學，代有藏書，不但多藏書至八萬餘卷，且撰書至二百餘卷，不但多撰書，抑且多刻書至千數百卷。其所纂著校刻者，古人實賴此與後人接見也，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

藏書家豐富的藏書也爲他人出版圖書創造了條件。例如鈕石溪是明代嘉靖年間會稽著名藏書家，所藏小説尤爲豐富，商維濬於萬曆年間所刻《稗海》即利用了鈕氏藏書。《稗海》初名《稗海大觀》，商序云：

吾鄉黄門鈕石溪先生鋭情稽古，廣購窮搜，藏書世學樓者，積至數百函，將萬卷。余爲先生長公館甥，故時得縱觀焉。每苦卷帙浩繁，又書皆手録，不無魚魯之訛。因於暇日撮其記載有體、議論的確者，重加訂正。更旁收縉紳家遺書，校付剞劂，以永其傳，以終先生惓惓之宿心，凡若干卷，總而名之曰《稗海大觀》。

黄宗羲曾談到過這件事：“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説家目録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

藏書單位出版圖書有一些鮮明的特點。首先，都具有明確的出版目的，官府及學校都十分重視書的教化作用。如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明太祖命禮部官修治國子監舊藏書版，指示：

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所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藏書家刻書目的主要在於傳播知識。五代時，毋昭裔有憾於貧困時借書之難，而發憤刻書，供人學習。宋委心子云：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爲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常從人借《文選》及《初學記》，人多難色。公浩歎曰：“余恨家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習學之者。”後公果於蜀顯達，乃曰：“今日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書。公覽之，欣然曰：“適我願矣。”復雕九經諸書。兩蜀文字，由是大興。

藏書家刻書還特别注意流傳善本秘册。在這方面，明末藏書家、出版家毛晉成就突出，其子毛扆嘗云：“吾家當日有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扆一日往觀之，先君適至，呼扆曰：‘吾縮衣節食，遑遑然以刊書爲急務，今版逾十萬，亦云多矣，竊恐秘册之流傳尚十不及一也。’”版逾十萬猶不滿足，其流傳秘册善本的抱負可謂大矣。黄丕烈刻《士禮居黄氏叢書》也抱有同樣的目的。如其《重雕曝書亭藏宋刻初本輿地廣記序》云：“此本之未經重修爲宋刻初本者，尤希世之寶，予故亟欲重雕以廣其傳也。”其《夏小正經傳集解》題識亦云：“是書之刻，意在流傳舊本餉世。”

爲了提高流傳善本的質量與效果，藏書家還采用了影鈔影刻的方法來復製圖書。葉德輝云：

乾嘉以來，黄蕘圃、孫伯淵、顧澗蘋、張古餘、汪閬源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校勘謹慎，遂使古來秘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

現代在影印古籍、流傳善本方面，商務印書館利用公私藏書輯印《四部叢刊》可爲代表，葉德輝述其緣起云：

其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版書，甲於南北。主人瞿良士啟甲，風雅樂善，得余介紹，慨然盡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師圖書館之書，則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圖書館所藏，則光緒末年豐潤忠愍端方總督兩江時購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樓者，其中亦多宋元舊本，商之齊鎮巖撫部耀琳。飭司館書者悉選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館印出。余又從日本白岩子雲龍平向其國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説文解字》，爲孫氏平津館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國第一孤本，爲歸安陸氏皕宋樓售出，今幸珠還，不可謂非快事也。同時，嘉興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寧鄧正盦編修邦述、獨山莫楚生觀察棠、新建夏劍丞觀察敬觀，皆與其事，展轉商定。自戊午（一九一八）創議，迄壬戌（一九二二）告成，爲書二千餘册，爲卷一萬有奇，萃歷朝書庫之精英，爲古今罕有之巨帙。

此外，許多藏書家都爲《四部叢刊》的影印出版作出了貢獻，瞿氏鐵琴銅劍樓就是一個突出例子。瞿鳳起《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云：

己未（一九一九）之秋，上海商務印書館同仁……創議影印古籍……董其事者，海鹽張菊生、無錫孫星如兩先生……至罟里見訪，道使命，商請發棠，共襄盛舉。先父……遂被推爲發起人，相計就地取材，豫約次年派人來吾家攝影，藉以付印。越三載，至壬戌（一九二二）告成，顔曰《四部叢刊》，所收凡三百二十三種，出之吾家者二十五種，其數爲采自私家所藏者之冠。甲子（一九二四）……商務館……有續編之議。先父繼承舊志，盡出家藏……期年告成，全編凡七十五種，出吾家所藏者，逾半，達四十種。次年，又賡續三編之輯，共七十種，吾家占十六種。尚有待印目録，備再續者，其中吾家亦有十餘種。……此外，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亦各有收録，至初、二、三各編中，遇有闕卷短葉以及序跋等，爲考訂版本、力求完整計，從而刺取者亦多。無他，先父不厭其煩，亦惟使古籍通過複印，得能止於至善之境也。

藏書單位出版圖書，一般都能精於校讎，提供好的底本。五代國子監出版儒家經典，就曾利用豐富的藏書，組織專家認真校勘過。據《册府元龜》載：

長興三年（九三二）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並注，今更於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顒、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已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縞已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减一選。所减等第，優與選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私家刻書也非常重視選擇好的底本。陳瑚在談及毛晉時説：“其所鋟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曰：‘人但多讀書耳，何必宋本爲？’子晉輒舉唐詩‘種松皆老作龍鱗’爲證曰：‘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誤也。’”毛晉出版圖書還十分注重校勘工作。陳繼儒云：

吾友毛子晉負泥古之癖，凡人有未見書，百方購訪，如縋海鑿山，以求寶藏，得即手自鈔寫，糾訛謬，補遺亡，即蛛絲鼠壞，風雨潤濕之所靡敗者一一整頓之。

今舉毛晉刻書題跋一則爲例，即可看出毛晉在刻書時、據衆本進行校勘的嚴肅認真的態度：

余藏襄陽詩甚多，可據者凡三種：一宋刻三卷，逐卷意編，不標類目，共計二百一十首；一元刻劉須溪評者，亦三卷，類分游覽、贈答、旅行、送别、宴樂、懷思、田園、美人、時節、拾遺凡十條，共計二百三十三首。一弘治間關中刻孟浩然者，卷數與宋元相合，編次互有異同，共計二百一十八首，至近來十二家唐詩及王孟合刻等，或一卷，或二卷，或四卷，詮次寡多，本本淆訛，予悉依宋刻，以元本、關中本參之，附以拾遺，共得二百六十六首，間有字異句異，先後倒者，分注元刻某、今刻某，不敢臆改云。

誠如朱彝尊云：汲古主人毛子晉“性好儲藏秘册，中年自群經、十七史以及詩詞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説，靡不發雕，公諸海内，其有功於藝苑甚鉅”。

江西南昌學所刻《十三經注疏》利用阮元的豐富藏書，並請專家校勘，也是一個突出例子。陳康琪云：

江西南昌學所刻《十三經注疏》四百十六卷，卷末各附校勘記，阮文達公巡撫時，損資校刻者也。校勘記雖刊於江右，實成於吾浙。蓋公撫浙時，出舊藏宋版十行本十一經，及《儀禮》《爾雅》單疏本爲主，更羅致他書本，屬詁經精舍高才生分撰成書。《易》《穀梁》《孟子》屬元和李鋭，《書》《儀禮》屬德清徐養原，《詩》屬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屬武進臧庸，《禮記》屬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屬錢唐嚴杰，《論語》屬仁和孫同元。惜南昌刊版時，原校諸君太半星散，公亦移節河南，刊者意在速成，遂不免小有舛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張之洞的《勸刻書説》，作者指出：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藴，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勸刻書説》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不少藏書家都作出了反映，葉德輝云：“文襄倡此言，故光緒以來，海内刻書之風，幾視乾嘉時相倍。”

總之，豐富的藏書爲圖書出版工作創造了條件，我國古代的藏書單位與藏書家，也爲圖書的出版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四 典藏與文獻保存

典藏的基本任務就是搜集圖書加以保管和利用，因而大大降低了圖書的散失率。所以，典藏及典藏學的研究在文獻保存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能看到大量的先秦文獻，與西漢政府的典藏工作密切相關。漢朝開國以後，政府改變秦朝焚書坑儒的政策，廣開獻書之路，以至出現了圖書積如丘山的盛况。西漢末年劉向父子受命整理圖書，這才爲我們留下了許多先秦乃至西漢典籍的定本。隨着朝代的更替，國家藏書不斷地散失損壞，又不斷地積聚增加，直到清政府編成《四庫全書》，得以保存了大量的古籍善本。這些寶貴文獻至今主要由國家各級圖書館，在全國各地妥善地保存着。

在文獻保存方面，古今藏書家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有些藏書家甚至在戰火中，冒着生命危險，做搜亡存佚的工作。丁丙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就是一個突出例子，俞樾云：

丁君諱丙，字嘉魚，别字松生，晚年自號松存，浙江錢塘人。父諱英，生二子，長申，字竹舟，次即君也。粤寇陷杭，君出城，至留下市中買物，以字紙包裹，取視，皆《四庫》書，驚曰：“文瀾閣書得無零落在此乎！”君之搜輯文瀾遺書，實始此矣。倉皇奔走，書籍束以巨縆，每束高二尺許，共得八百束。皆載之至滬，請陸君掬珊繪《書庫抱殘圖》紀之。

張濬萬也談到了這件事：“初，杭州之陷也，文瀾閣燬，先生與其兄竹舟先生方跳身出危城，匿西溪農舍，深宵潛往掇拾，灰燼瓦礫之中，得萬餘册，流離轉徙，日與之俱，瀕危者數矣，卒獲全。既而茶陵譚公鍾麟撫浙，上其事於朝，復建閣還書尊藏之。”

丁丙兄弟不僅爲收存文瀾閣《四庫全書》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自家藏書也十分豐富，並且很有特色。陳登原云：“第世稱藏書之美，以宋元舊槧爲準。丁氏之書，宋槧只四十種，元刊逮百種。視百宋千元良不逮矣。然其書之可貴，亦有數者：一爲多《四庫》修書底本，可以見當時修書之法制者也；二爲多日本高麗刊本，可以見異國風光者也；三則多名儒宿學所校；四則近代校勘家收藏家所藏之書，丁氏亦有之甚夥。”丁丙藏書後歸江南圖書館，即今南京圖書館所有。

抗日戰争期間，鄭振鐸在淪陷的上海，爲搶救文化遺産做了大量工作，也是值得一提的。劉烜介紹道：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八月十四日，鄭振鐸寄藏於虹口開明書店的一百多箱古書，被燒得片紙不存。他看着紫黑色的烟雲在突突上升，心都被灼得疼。這時期，他買書，是爲保護祖國的文化遺産。有一次，他見到中國書店將五千餘本古書要論斤稱走造紙漿，便竭力勸阻。自晨至午，仍無效果。他見店主執意要論斤賣出，毅然曰：“歸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種書。“時予實窘困甚，罄其囊，僅足此數，竟以一家十口之數月糧，作此一擲救書之豪舉。事後，每自詫少年之豪氣未衰也。”這段生動的記載，出自《蟄居散記》。這在日記中也有反映。他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的日記中説：“近日舊書舊報，大量的被紙商收去造紙，將來若《九朝聖訓》等大部而價廉之書，均將絶迹於世，實文化之一大浩劫也！思之，爲之感慨無已！”

有些書流落國外，藏書家爲了保存祖國文化遺産，也不惜用重金購回。如楊守敬云：

余至日本，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阪收藏家，余囑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回，議價不成。及差滿歸國，道出神户，乃親乘輪車至大阪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爲日本古籍有所見，志在必得。况此宋槧經書，爲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遺憾，幸歸裝尚有餘金，乃破慳得之，携書歸。時同行者方詫余獨自入大阪，及携書歸舟，把玩不置，莫不竊笑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

楊守敬在日本竭力購求漢籍也促進了日本對我國古籍的珍惜，楊氏復云：

余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視爲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俎，自今以往，諒不至於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爲奇貨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則聞什襲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藏書家在存殘補闕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許多殘本經過他們千方百計地努力，都變得完整無缺。例如黄丕烈就提倡並注意搜集殘本，嘗稱：“余佞宋，雖殘鱗片甲亦在珍藏。”“余平生喜購書，於片紙隻字皆爲之收藏，非好奇也，蓋惜字耳，往謂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棄之，從此無完日矣，故余於殘缺者尤加意焉，戲自號曰抱守老人。”黄氏收殘本的目的在於補闕求全。他曾説過：“余抱殘守缺，喜爲古書補亡。”“余喜蓄書，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爲讎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世之藏書者，當爲古書作合計。”事實上，確有不少殘本經他之手被補全了。兹舉一例。其於明本《六朝聲偶集七卷》題識云：“物無重輕，以全爲上；事無巨細，以合爲奇。此徐獻忠《六朝聲偶集》不過總集中之一種耳，因不習見，殘帙亦收之，偶舉示書友之常所往來者，冀其或有配頭也，仲冬七日果獲殘帙五六七卷，合著前一二三四卷，適符全書七卷，是可謂巧遇矣，喜而識其緣起於卷端。”而不少藏書家也都願意成人之美。黄氏嘗云：“吴中藏書家，余所及見而得友之者，昔推香嚴周氏，其顧氏抱冲、袁氏綬階，皆與余同時，彼此收書，互相評騭，倘有不全之本，兩家可以合成，必爲允易。周、顧、袁三君皆如是也，故一時頗稱盛事。”

有的藏書家爲了將一書補綴完整，先後要經過數年、數十年的努力，趙琦美補全《營造法式》即是一例。錢曾云：

趙元度初得李誡《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遍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册，又借得閣本參考，而閣本亦缺六、七數卷。先後蒐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溝澮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藏書家傾心搜集專題文獻，爲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例如明代著名藏書家趙琦美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開始，以三年之力，鈔校雜劇三百餘種，遞經諸家收藏，一九三八年終爲政府購得，交由當時的北平圖書館典藏。鄭振鐸云：

這弘偉豐富的寶庫的打開，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許多本的名著，不僅在中國戲劇史上是一個奇迹，一個極重要的消息，一個變更了研究的種種傳統觀念的起點，而且在中國歷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上也是一個最可驚人的整批重要資料的加入。這發見，在近五十年來，其重要，恐怕是僅次於敦煌石室與西陲的漢簡的出世的。

藏書家積聚的書籍難以世守，但是常常成批地賣給另一位藏書家，最後往往又匯入了公共圖書館。譚卓垣曾談到私家藏書的鏈條是一環緊扣一環的：

清代私家藏書的這一鏈端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間錢謙益的藏書活動。他事實上是繼承了明代四位大藏書家——楊氏七檜山房、錢氏懸罄室、劉氏厞載閣和趙氏脈望館的全部遺書。錢謙益的專藏是宋、元版，在絳雲樓未焚以前，他已經積得了三千多種；他臨終時把焚餘遺書——幾乎全部都是脈望館的精本——傳給了族孫錢曾。錢曾也是一位愛書家，他把自己的藏書編了《述古堂書目》。一六六六年—一六六七年間，他將其所有宋版書副本轉賣給季振宜；而在絳雲樓遭火以前，徐乾學曾從那兒得到過一些珍貴的鈔本。當康熙之子怡親王的經紀人幫助建立怡府藏書時，他從季、徐兩家得到了許多善本。但是皇族藏書要想久長往往是很困難的，當他的後代因大逆罪被斬以後，怡府藏書也就散出了。於是，愛書家黄丕烈買到了這部分藏書中的佳構。黄丕烈逝世後，其大部分藏書又落到了宋版愛好者汪士鐘手裏；同時，汪氏也得到了一些清中葉的珍本書。然而，他的聚書活動同樣是徒勞的。因爲早在一八六〇年，他的一些珍貴藏本就已落入上海郁松年之手。太平天國以後，有一部分藏書則爲山東楊以增所得。

楊以增，清嘉慶、道光間人，藏書室名海源閣。其子楊紹和編《楹書隅録》，收善本書二百六十餘種。其孫楊保彝輯《海源閣宋元本書目》，收善本書四百六十餘種。其藏書後散佚，一部分現藏國家圖書館。詳見本編第四章《圖書的亡佚》第二節《兵燹》。顯然，私家藏書爲公家藏書得以長久保存，也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