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不轨

瞻对、金川与西藏联系紧密，在瞻对土司班滚被清军围困时，西藏方面曾呈请中央政府予以宽宥，大小金川土司与藏王、达赖、班禅之也声息相通，来往不绝。在金川战争中，乾隆屡屡产生干脆让西藏管理大金川，以打破战争僵局的想法，即缘于此。

金川战争时，乾隆还不到四十岁，虽然已继位十余年，然而作为一国之君，处理问题的经验和能力仍显不足，许多主意都显得急功近利，一厢情愿。事实上，如果西藏和大金川真的联成一气，这对清廷而言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西藏地方也一直麻烦不断。清朝定制每两省定总督一人，但唯直隶和四川各设总督，为什么要特设四川总督？就是要严防这些藏族地区联成一气，乃至无法控制！

乾隆本人不是不知道这一利害关系，他不惜血本攻打大金川，除了防止大金川土司坐大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恐日久金川与西藏联为一气，亦难保其不滋流弊”，后来出尔反尔，不过是方寸大乱之下所出的昏招而已。

金川战争结束后，乾隆立即清醒过来，自此再未提及金川归藏的事，西藏方面也开始代替大金川，成为他需密切关注和警惕的对象。这时在西藏主持行政事务的是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下简称珠尔默特），此人是前任藏王颇罗鼐的次子，刚刚才从病故的父亲手中接过王位。颇罗鼐生前颇识大体，深得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倚重，珠尔默特则与之不同。

乾隆和其父祖一样，对西藏事务极为精通，他很早就观察到新任藏王外表恭谨，但“未必能安静奉法”，这让他十分担忧。1749年，原四川巡抚纪山出任驻藏大臣，纪山到拉萨的第一个月，珠尔默特连个面都不露，直到月底才出来会见，倨傲不恭和轻视怠慢之意尽显。根据纪山的报告，珠尔默特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而达赖亦无法忍受，两人关系很是紧张。

为避免打草惊蛇，乾隆指示纪山先不要轻举妄动，继续对珠尔默特进行观察和监视，根据其下一步的言行，“或当教育，或当防范”。纪山在设法接近珠尔默特的过程中，将皇帝的指示理解成了单方面地取悦于对方，他非常卑下地与之设誓盟好，在向乾隆具折请安、奏事时，都与珠尔默特一同列名，除此之外，又馈送珠尔默特八抬大轿，时常和珠尔默特一起坐着轿子看戏赴宴，“日在醉乡”。

表面上看，纪山的办法似乎见效了，珠尔默特一改起初的轻慢态度，转而对纪山变得极其恭敬，称之为叔，还跪地请安。消息传到京城，乾隆却并不高兴，他提醒说，珠尔默特前倨后恭，行为甚为可疑，说不定纪山被对方欺蒙亦未可知。

果然，珠尔默特背地里的小动作不断，他先是奏请清廷撤出驻藏部队，继而暗杀长兄，最后发展到聚党两千人谋变。其间，纪山一直被珠尔默特牵着鼻子走，不但没能提前洞悉其计划和图谋，还多次将乾隆关于西藏问题的重要指示泄露给珠尔默特，在给乾隆的密奏中也一个劲地为其开脱。

乾隆远隔千山万水，主要以纪山的报告作为判断和决策的依据，由于无法及时掌握西藏事态发展的真实情况，致使他的步步棋都被珠尔默特走在了前面，几乎已失去对西藏的有力控制。

发现纪山不是珠尔默特的对手，“不但不能慑服其心，更已堕其术中”，乾隆急忙进行人事调整，决定由前任驻藏大臣傅清替换纪山，因为怕傅清一个人势单力孤，又加派左都御史拉布敦协同驻藏。

自1750年夏季起，西藏局势急剧恶化，入秋以后，珠尔默特的谋叛行为更是已公开化，他设计将驻藏的四百余汉兵逐回内地，扬言“其余若不知机早回，必尽行诛灭”，并行令西藏各地，对塘汛予以封锁，切断沿途军民的交通往来和通信联系。

珠尔默特的父亲颇罗鼐在世时，积极抵御准噶尔的侵扰，珠尔默特出于发动叛乱，割据西藏的险恶用心，反其道而行之，竟与准噶尔暗中联络，让其发兵以为声援。

颇罗鼐的旧部多拥护中央政府，珠尔默特将之视为自己独霸西藏的障碍，“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对于反对他的达赖喇嘛也伺机予以清除。傅清、拉布敦眼看塘汛文书已禁绝不通，急忙通过密奏飞报乾隆，同时表示他们计划逮捕珠尔默特，为此要求得到便宜行事权，“不待请旨，即行乘机办理”。

乾隆虽对珠尔默特保持着警惕，但始终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只要让珠尔默特“深知天朝德意”，就会安抚住对方。此前傅清、拉布敦曾报告珠尔默特调动藏军、搬运大炮等情况，乾隆尚不相信珠尔默特真的要图谋不轨，在他看来，朝廷已给了珠尔默特父子这么多恩惠和权力，藏军实力也没有发展到足以对抗清廷、割据称王的地步，珠尔默特再利令智昏，又何至于要趋利避害搞叛乱呢？

收到驻藏大臣发来的紧急密奏，乾隆才深感事态严重，知道自己对形势估计有误。他对傅清、拉布敦逮捕珠尔默特的建议表示同意，但认为两人孤悬在藏，轻率冒险，必酿大祸，最保险的办法乃是会同达赖等人商议，找机会擒获珠尔默特，然后再“明正其罪，以申国法”。

由于拉萨至京路途遥远，乾隆意识到已来不及制止傅清、拉布敦的行动，遂在明谕傅清、拉布敦“不可轻动”的同时，飞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让他们预调川兵，一旦闻知西藏出事，便即刻率军出发平叛，另命大臣班第即速进藏替换拉布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