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

乾隆在研究各朝政治时发现，自夏商周以下，延续时间最长的是汉唐宋明，但它们在开国后不过一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时，国君的理政能力和实际效果往往就会严重下滑。乾隆分析原因，认为不是上苍对这四个朝代不予眷顾，而是其新生代国君大多深居高拱，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对民间实情缺乏了解所至。

清朝没有出现汉唐宋明那样的情况。雍正登基后固然很少出京，不过雍正系以藩王入承大统，在四十余年的藩邸生涯中早已能够熟知民情。在这方面与乾隆情形最为相似的是康熙，作为从小长在深宫，无藩王经历的新生代国君，康熙多次巡幸全国各地，这使他能够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体现在执政实绩上就是不仅不弱于祖宗，甚至还有超越之势。

通过古今对比，乾隆将巡狩视为确保祖宗基业的一大法宝，从其执政初期开始，即效法祖父康熙到各地进行巡幸。终乾隆一朝，除热河避暑和举行木兰秋狝外，他一共八次东巡（最东至泰山、曲阜），六次南巡，五次西巡（最西至五台山），四次赴盛京谒祖陵（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一次巡幸河南开封、洛阳、嵩山，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巡幸活动，像到河北或天津视察河防，到遵化或易州视察东西陵，更是不胜枚举。有人统计他一生的巡幸活动达一百五十次之多，平均每年都要出巡两次以上，如此频繁的巡幸不仅在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即在五千年帝王史中亦极为罕见，无怪乎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在向其国内报告时，会特别提到“（乾隆）皇帝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

南巡也就是巡幸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乃乾隆巡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江南物产丰富，在宋以后渐成全国财赋重地，到了清代，每年所需的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南，同时这里过去是南明政权所在地，反清思想一度较为活跃，必须时加以调整和安抚，故而康熙和乾隆对江南都非常重视，康熙在世时曾六次南巡，乾隆也同样六下江南。乾隆晚年总结说他平生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 “西师”是指平定西北边疆，显然，他是将南巡和边疆建功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南巡的路途远，时间长，不像东巡、西巡那么容易，乾隆认为应慎重对待，在条件未成熟之前，宜迟不宜速，因此在他登基后的前十五年迟迟未行。在这十五年里，他早期对贵州苗疆用兵取得成功，与准噶尔部息边议和，中期结束瞻对、金川之役，近期使财政状况改观，西藏叛乱得以平定，可以说，所有能够阻碍他前进的暗礁险滩都已被他大致闯了过去。1751年，进入乾隆执政的第十六年，对于国内国际形势，他自己也感觉满意，说：“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这意味着乾隆朝逐渐向其巅峰时期迈进，乾隆下江南的时机已然成熟，当年又正值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也即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按照中国古代历法，六十年一个循环，叫作“花甲”，六十花甲应当隆重庆祝，于是乾隆便决定选择这个时候奉母首举南巡。

乾隆对太后极其孝顺，平时不管怎么忙，“三天一问安，五天一侍膳”总是雷打不动，即便巡幸各地，也一定要以“奉皇太后安舆出巡”为名，带上她同行。康熙曾称赞钮祜禄氏是“有福之人”，钮祜禄氏的“福”不仅在于她有机会可以享福，也有能力享福——老太太身体健康，性情活泼好动，尽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但对于出外旅游从来乐此不疲，得知皇帝要带她前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去那里游览秀丽山川，领略繁华胜景，当下就乐呵呵地答应下来。

乾隆外出巡幸并不意味着可以疏离和忽视政事。这时西藏叛乱已经平定，但尚须进一步善后，南下前，乾隆除安排王大臣在京总理事务外，又颁谕军机大臣，要求在南巡期间，凡西藏、四川的军机文报都应立即递送其巡幸所在之地，沿途督抚也必须根据地方情形，及时部署好驿站和相关人员、马匹，以免文报迟误，贻误大事。

1751年2月8日，在一片升平景象之中，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动身，开始了首次南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