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谋略”：促成蒋、陈结合

1927年1月下旬，农历已近年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可是，陈布雷与潘公展却于此时联袂起程，赶赴南昌。可见，南昌之行，对于陈布雷来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据说，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是共产党人秘密运筹帷幄的杰作，而发端人物即为李一氓。李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主任，宣传科长等职，对蒋之其人，可谓知之甚深。李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与文化统战工作，在中共党内素以思虑缜密，目光深湛著称，是一个谋略性人物。

早在北伐初期，中共就已看出蒋介石是一位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枭雄人物，内心诡谲，狡计百出，心理颇难捉摸，不少与蒋打过交道的中共领袖人物都深感头痛。可是，中共很清楚，无论是从国共合作来说，还是从北伐战事来说，都还离不开这位“蒋总司令”。抓又抓不住，丢又丢不开，弃之不可，与之不得，这就颇让人有点为难了。于是，善于谋略的李一氓认为，蒋介石爱用“谋略”，我们是否也对蒋用一番“谋略”：找一位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并且还要是一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手笔，设法弄到蒋总司令身边工作，最好是担任蒋的秘书，以便了解和把握蒋的心理，相机影响蒋的决策。

本来，大家认为，这样的人以郭沫若最为合适，但郭氏的诗人气质太浓，浪漫有余而自持不足，粗犷有余而谨慎不足。把这样的浪漫才子放在唯我独尊的蒋总司令身边，恐怕难以合作到底。况且，以蒋的猜忌心理，对郭这样的人，恐怕也不会接受。从长计议，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反复斟酌的结果，最后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陈布雷身上。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对《商报》都很关注，在自己办的刊物上，亦常转载《商报》社论。大家都认为：陈布雷极富正义感和爱国心，文笔犀利流畅，笔调苍劲古朴，实为时下杰出之才。加之，陈与蒋有同乡之谊，与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关系甚密，与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虞洽卿等也有很深的关系，所有这些方面，都容易让蒋产生认同感，估计蒋是能够接受的。

接下来，李一氓等人研究如何将蒋、陈“撮合”到一起呢？“谋略”的结果，决定请出陈友仁，居间穿针引线。陈友仁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共产党人有着较好的关系，为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曾以铁腕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而著称。加之陈友仁是张静江的女婿，张是蒋介石的恩师，又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因此，由陈友仁出面，到张静江那儿下以说词。再由张静江出面，到蒋介石那儿下以说词，事必可期。至于陈布雷这边，李一氓说，他与陈布雷有过一面之交，想来问题不会很大。

陈布雷这边，果然问题不大。李一氓对陈布雷说，国民革命军一路北伐，势如破竹，饮马长江，底定中原，统一全国，胜利可期。陈布雷听到这里，神情十分欣喜。李一氓又说：蒋总司令手下精兵强将云集，惟缺少一位“骆宾王”，能以《讨武曌檄》那样的大手笔，为其佐理文字工作。陈布雷听到这里，亦很爽快地表示，北伐大业，彪炳千秋，只要总司令派人来请，我一定参加。

张静江那边，也是一说就成了。陈友仁赶到广州，对张说明来意。张连连点头说：自北伐出师以来，就没有写出过一篇好文章。认为陈布雷是名满申江的大手笔，能在总司令幕府中主持笔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张与陈友仁还纵论了一番蒋身边的幕僚人物，认为：邵元冲颇有文才，但学究气太浓，过于迂腐；陈立夫聪明过人，玲珑剔透，但文笔稚拙，难成大器；戴季陶号称理论家，也能写两笔，但太过浮华空泛，终非班马之辈；吴稚晖能说会道，言语犀利，但作为革命元老，不便屈居蒋氏的幕僚，且说话粗俗不堪，往往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比较而言，还是陈布雷最为合适。最后，张表示：自己即将出发到南昌，亲与蒋言及此事。

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回忆，他的《郭沫若与陈布雷》一文发表后，李一氓曾当面向他披露了这一秘密，说明“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还是共产党人推荐的”。李并向翁泽永叙述了当时中共向蒋氏荐贤的过程。翁泽永后来又与冯乃超谈及此事，冯回忆当时自己也在上海，不过未参与其事。冯认为李一氓的话是可信的，这是因为，李当年在党内负责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工作。福康的《听李一氓老人谈文论史》等文，亦披露了这一方面的史料。

这样看来，陈布雷赶赴南昌，确是共产党人在幕后运筹谋划的结果。不过，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926年春天，邵力子就已经衔蒋命，秘密赴上海，做拉拢陈布雷的工作，并赠有“玉照”以为信物。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李一氓等共产党人的“撮合”，才能顺利成功。也就是说，陈布雷与蒋介石之间，此前已经有了合作的愿望。而共产党人的工作，可谓顺应其时，起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促成作用。

事后来看，李一氓等人“谋略”，就其初衷，固然是好的。蒋是靠玩枪杆子起家的，且城府很深，为人阴鸷，颇不易对付。为此，李一氓等党内一批“谋略专家”，“主动”为蒋配备了一位“好秘书”，意在以一个好的“笔杆子”，来影响蒋的“枪杆子”。这个“谋略”的作用，究竟如何？这是一个不太好说的话题。陈布雷成了蒋的笔杆子，在某些方面，确是对蒋有所影响。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福耶？祸耶？这就难以说得清楚了。

2月1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一天，陈布雷与潘公展风尘仆仆地抵达南昌。江西这个地方，陈布雷过去到过修水（为处理祖业上的一些事情），南昌是从未到过的。这一次来到南昌，陈布雷的第一印象，就是满街的横幅上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之类的标语。陈布雷一介书生，一看标语，也就认为蒋总司令一定是劳苦功高了。这样陈布雷心里对蒋介石就更多了一层敬意。

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之后，才知道张静江与蒋介石都上了庐山，并留言要他们到庐山见面。于是，陈布雷与潘公展“遵旨”，于正月初一这一天，赶赴庐山。上山后，陈、潘第一个拜见的对象，就是张静江。张是陈布雷南昌之行的主要推动者，又是潘公展的湖州南浔小同乡。在公，在私，陈、潘都要拜见一下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而传说得最多的，就是张静江的轻财仗义，以万贯家财资助革命党人的传奇故事。孙中山曾经为之赞扬：“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据说，宅心仁厚的中山先生对张曾有“革命圣人”之誉，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因此，陈布雷到南昌拜见这位“革命富翁”时，是很带着一些敬佩之情的。其时，张患有腿疾，不良于行。陈布雷来到张静江的住处，看到这位名扬天下的“大侠”躺在藤椅上，腿上盖了一条毛毯，全身骨瘦如柴，躯干瘦小，简直就像一个孩子，与心目中伟岸传奇的形象相去甚远，心中大为惊异。陈布雷向张静江致以问候后，便以欣喜心情，恭维张静江说：“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岂知张听到这里，挥了挥手，不屑地说：“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跷脚张。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陈布雷不防张静江竟是这样一个开场白，一时惊愕，片刻之后，才缓过神来问道：“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张静江点点头说：“老三”到牯岭去了，明天才能回来。张静江说的“老三”，即指蒋介石。

张静江、许崇智、蒋介石之间，曾经结拜为兄弟。张居长，为老大；许次之，为老二；蒋再次，即为老三了。蒋的盟兄盟弟虽有数十人之多，但敢以“老三”这种口气直呼蒋氏的，张是第一人。从资格上说，张也是有这个老本的。一是在蒋当年穷困潦倒时，张在经济上资助多多，可谓有大惠于蒋；二是张曾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蒋当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张为监誓人。后来，也正是张的力争，孙中山才肯予蒋以黄埔校长的要职，可谓有大功于蒋；三是张本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之前，张才主动“禅让”给蒋，但仍替蒋“代理”。张、蒋之间，竟将国民党中央主席私相授受，亦可谓有大恩于蒋。张有这样多的老本，在蒋介石面前，自然是可以老气横秋地呼一声“老三”了。

问题是，若按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来的成例：党内称“同志”，党外称“先生”，行政上称职务，至于“老三”“老四”一类，原本是江湖上的一套。现在，以党内关系论，蒋为中央主席，张为中央代理主席，可以说是同志了；若以行政职务论，张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亦可以“张委员”与“蒋总司令”相称。可是，张静江现在既不称“蒋同志”，亦不称“蒋总司令”，而是以“草头蒋”与“老三”相称，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在张的意思，或许是显示自己的资格之老，职务之高，远在蒋总司令之上；或许是表示自己与蒋的渊源之深，关系之亲，是可以小兄弟呼来唤去的；或许是表示国民党的事情就是张、蒋两个兄弟在主持，张是“老大”，是大哥；蒋是“老三”，是小弟，大哥的话，小弟是不敢不听的；或许是张的习惯，平时就这样叫蒋，叫顺口了，改也难。究竟如何？终未能考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