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西花厅的“殿试”

到庐山之后的第二天，陈布雷与潘公展一起去见被张静江称之为“劳苦功高”的“草头蒋”。一见面，陈布雷即很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草头蒋”对陈、潘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并显得很谦逊地对陈布雷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接着，蒋向陈、潘二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今后阶段的行动方略。说到这里，“草头蒋”显得踌躇满志地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津、京。谈话持续了一小时左右，陈、潘告退。这虽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自然不会谈到什么实质性问题，但蒋的谦恭礼让与远大志向，给陈布雷印象颇深。陈布雷千里迢迢到南昌、庐山“相亲”，第一印象总算不错。

这一天，蒋介石下山，返回南昌。陈布雷、潘公展随张静江行动，两天后，于2月5日返回南昌。随后，“草头蒋”再次约陈布雷、潘公展见面。这一次，蒋来实质性的内容了。寒暄之后，蒋便开门见山地说：“特请陈、潘两君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略停片刻，蒋观察陈布雷面露惊愕意外之色，随即笑笑补充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蒋既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用江湖上的行话说，也就算是国民党的一代“教主”了，他要拉人入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陈布雷原是以记者身份赴南昌访问。入赣伊始，蒋就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提出入伙的问题，这就很有点裹挟的味道了。好在蒋久历江湖，精于人情世故，深谙书生心理，故而第二句话也就说得颇为得体了。这意思就是：从思想上说，你们早就入党了。今天只是在组织上补办一个入党手续而已。

陈布雷以书生心理，固然高傲冷峻，生性不肯盲从，但经不住蒋的这一捧一激，原先的不快之色随之释然，并感激地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愿指教之。”蒋一一解答之后，陈始委转地表示：“容我等考虑一下。”两日后，在蒋介石、陈果夫的介绍下，陈布雷、潘公展联袂加入国民党组织，隶属中央组织部直属区分部。不数日，蒋邀陈布雷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移樽就教，潘公展则先期返沪。

这个时候，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了能与人才济济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蒋先以武力截留一批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又相继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黄郛、张群等一批谋臣猛士火速召到南昌，整天为他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势日张。

其时，南昌西花厅可谓是蒋的“军机处”了。陈布雷的对门就住着蒋的“二兄”黄郛，前室住的则是蒋的“三弟”张群。因蒋曾与陈其美、黄郛“桃园三结义”（陈居长，黄次，蒋再次），亦曾与黄郛、张群歃血为盟（黄居长，蒋次，张再次），黄、张都是不久前奉蒋命，赶到南昌帮蒋谋划大计，与武汉国民政府逐鹿天下的军师。这个时候的南昌，如果加上蒋介石的另外两个老兄弟张静江与戴季陶，简直是一次“草头蒋”的异姓兄弟大团圆了。在民国历史上，黄郛与张群都以善玩密室政治而著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谓万人不及。在西花厅里，蒋、黄、张等人，朝来暮去，日思夕计，很快定下了大计：进占江浙，克复沪杭，直取南京，掩有东南财赋之地，另立中枢，与汉府分庭抗礼。

政治方略既定，并由黄、张等人分头先期潜赴汉、沪等地实施，蒋在这方面可以放心了。唯可虑者，就是黄埔阵营中出现的动摇与分裂。当时，蒋通过挑起迁都之争所暴露出来的政治野心，不但遭到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的迎头痛击，而且在一部分进步的黄埔师生中，也引起了激烈争议。以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就在进步的黄埔学生中形成了第二个中心，更有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为代表的黄埔学生，视蒋为国贼而予以讨伐，这使蒋深为忧虑和恐惧。为了消除黄埔学生的离心倾向及异己力量，蒋在恩威并施、又打又压的同时，则考虑以黄埔校长的身份，向黄埔学生发表一篇文告，从舆论上进行一次宣传引导，以便把黄埔学生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蒋介石挽留陈布雷的目的，就是要陈布雷代写这篇文告，同时，蒋也是有意要借这个机会，试一试这个江左才子的文笔。

一天，蒋踱进了陈布雷居住的西花厅，装得面有难色地说：“北伐以来，黄埔学生带兵打仗，战功卓著，但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居功自满，有的甚至不服从统一指挥，对革命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布雷先生，能否劳神代撰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从陈布雷来说，自到南昌之日起，蒋总司令就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几乎是天天对布雷先生“请上座，奉好茶”，吃好，喝好，住好，睡好，又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一二十天下来，陈布雷没有半点贡献，心中早生愧意。而且，最要命的是，自己既不懂排兵布阵，“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不懂舞刀弄枪，“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上马不能治军，下马不能治国，实在不能帮蒋总司令什么忙，真是不好意思。陈布雷自忖：自己马马虎虎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摇摇笔杆子，炮制几篇文章罢了。可是，文章之道，尤其是写幕僚文章的，需要讲究分寸场合，一是要等人家开口索求，不好自告奋勇，若是那样，岂不显得浅薄，太没有身份了；二是要按照人家的意思撰写，不好自行其是。若是不对人家的胃口，岂不是本想帮忙，反而成了“帮闲”。

老话说：“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这真是至理名言。即以陈布雷这样的高人，也不能免俗。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陈布雷写一篇《告黄埔同学书》时，陈布雷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很爽快地说：“恭敬不如从命，请蒋公指示要点。”虽然是一篇官样文章，但是，能够在蒋总司令面前一展身手，陈布雷还是很高兴的。

当然，陈布雷不是不知道，蒋要他写这篇文章，亦有要考考他的意思。按照封建时代的科举模式来说，这也就相当于万岁爷的“殿试”了。陈布雷高中，但“圣上”还要试一试他的文笔，又当庭出了一个策论题，叫做《告黄埔同学书》，让他试做一下。不是说申江陈布雷誉满江湖、名盖天下吗？好，到底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大概是蒋总司令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

陈布雷饱读历代典籍，尤其熟悉文告体，对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历代著名檄文，更是烂熟于胸。自领命之后，陈布雷一杯浓茶，一听三炮台香烟，尔后便是展纸研墨、凝神默想，开始作宏篇巨制的构思了。正所谓“文高由识高”，陈布雷想起近代以来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无耻侵略，想起北洋军阀对老百姓的残酷压迫，想起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华民国搞了十三年，革命屡屡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只有革命党的奋斗，却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建立革命军打基础。想到这里，陈布雷只觉得胸中思如泉涌，文若奔马，大有“惟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的感觉。接下来，陈布雷便是浓茶一口一口地喝个不停，三炮台烟一支一支地吸个不停，同时染笔挥毫，振笔直书，义正辞严，掷地有声，“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此一个晚上，陈布雷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第二天，陈布雷向蒋总司令交卷。

老实说，以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那点功底（据台湾作家李敖考证：还是冒牌货），写文章的水平固然免谈，然蒋既当了什么总司令，与天下的文章高手打交道多了，耳濡目染，看文章的水平，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加之，蒋因自己的文章功底比较浅，但又不想让天下人小瞧，也就特别喜欢装出一副文乎文乎的儒雅气质，尤其是一些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的酸文章，最能适合蒋的欣赏心理和习惯。于是，当蒋读到陈布雷的文章时，不觉眼前一亮，击节赞叹：果然好文笔！果然好文章！委婉酣畅，文采斐然，不愧高手。

蒋对陈布雷的文章欣赏、赞叹之余，猛然想起当年女皇武则天看了骆宾王所写的《讨武曌檄》之后，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才”的责怪。女皇的意思是：这么杰出的文人才子，怎么不给我网罗起来，结果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蒋是聪明的，想到这里，便有些迫不及待了，马上垂询：“布雷先生愿意留在总部工作么？”

老实说，以蒋君临天下的地位，是个只对别人勾食指头的主儿，他能用这种口气说话，算是很难得的。而且，别人只能趋奉不迭了。只是，这一回好像不灵，陈布雷不肯赏脸，要与他玩一回“双向选择”，当即以所谓“书生论政，多不中的”及“仍想回沪当记者”作遁词，对蒋婉言辞谢。虽经蒋多次挽留，陈只答应在必要时可以为蒋撰写文章。蒋多少有些失望，却故作大度地说：“很好，很好。我们后会有期。”

蒋是老江湖了，对陈布雷这种人的心理，早已洞察。这就是大凡真有本事的人，大抵都有一副傲骨，不肯轻易为人所用。当年诸葛亮住在隆中的一个破草棚子里，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还摆出一副大架子，让刘皇叔屁颠屁颠地跑了三趟，才肯赏脸接见了一次。比较而言，今天的申江陈布雷，不但名气大得多，而且生活条件也要好得多，他还能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来，与我见上一面，朝夕晤谈，贡献大计，炮制大作，还答应今后常来帮忙，这就很不容易了。以后，只要我在态度上再装得谦恭礼让一些，顺着他们读书人的心理，把场面上的事情做足，让他有了一种感君知遇的心理，就不怕这个书呆子不上钩了。蒋打好了这种如意算盘，所以，当陈布雷坚持要回沪办报时，蒋并不见气，亦不勉强，只是给他拖上一条尾巴：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向外界表明：这个陈布雷，已经是我的人了。然后，蒋客客气气地送客。

蒋的这一手，的确要比一班新老军阀高明得多，也的确给陈布雷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布雷的观念：“知我者岂唯蒋公乎？敬我者岂唯蒋公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而认定“蒋公”颇有“圣君”之风。南昌之行，陈布雷虽未入幕，但从思想上说，很可能已经有了入幕之念。民国政坛上的一对“黄金搭档”：被国民党舆论鼓噪为“圣君贤相”的蒋、陈结合，至此正式拉开了序幕。实事求是地说，蒋、陈合作，固然有着中共“谋略专家”李一氓等人于幕后“搭桥”等促成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蒋、陈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互补性。

首先，就两个人的实力来说，蒋掌握的是枪杆子，陈掌握的是笔杆子。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王朝的创立，都有一个“两杆子”相互结合的过程。“枪杆子”要找“笔杆子”，“笔杆子”也要找“枪杆子”。否则，“枪杆子”不会成功，“笔杆子”也不会成功。一般人都认为蒋、陈结合，是蒋主动笼络陈布雷。其实，这里面也有陈布雷上门攀附的因素。况且，即使没有陈布雷到南昌附蒋，也会有“张布雷”、“王布雷”去，这是一个大规律，任何王朝都不例外。

其次，从蒋、陈的政治立场来说，蒋是打着反帝、反军阀的旗号起家的，同时对工农运动又具有强烈的仇视心理。而陈布雷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物，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陈布雷是一个勇士；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面前，陈布雷是一个懦夫。在民国历史上，陈可以说是一位极具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代表人物。陈有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与蒋才能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同时，蒋所具有的政治上的两面性，使他能够容纳陈布雷这种幕僚人才。

再次，蒋之起家，与刘邦、朱元璋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太保类人物，原先没有什么根底，很有点“阿混”得志的味道。同时，蒋又是个有思想的太保，懂得要打天下，不能光凭太保那一套，还要有一批社会贤达、名人耆宿出来为自己捧场，特别是要有文人出来充当吹鼓手，建立“形象工程”，一方面达到所谓“积望”与“养望”的目的，一方面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否则，太保便永远只能是太保，既打不了天下，更坐不了龙廷。所以，蒋要下死力拉拢文人学者，不但翁文灏、王世杰、何廉等一批大知识分子相继入阁，树起所谓“学者从政”、“名流入阁”的旗帜，就是历来桀骜不驯的现代大儒胡适之，也曾一度为蒋捧场，做了几年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这中间，蒋最为看重的，也还是陈布雷。

最后，从个性气质来说，蒋、陈都出生于浙东宁波地区，宁波人聪明、机警、灵秀，又不失为果决、狂放，敢为天下先。然宁波人的不足之处是：地域意识强烈，器量狭小，擅长派系纷争等。应当说，蒋、陈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甬人的这些普遍意义上的人文特色。同时，陈布雷所具有的那种强悍的文人气质，蒋介石所具有的那种强悍的武人气质；陈所具有的浓烈的封建忠孝意识，蒋的那种装模作样的仁义之道，也都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宁波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与理解。此外，陈布雷作为浙江文人集团中的佼佼者，与蒋身边的一批浙江籍文人幕僚，如张静江、戴季陶、邵力子、邵元冲等，关系很深。出于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出于要维护浙江籍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也都积极鼓动陈布雷入伙。肥水不流外人田。

综上所述，陈布雷之走向蒋介石，有着十分深刻而复杂的政治与人文背景，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话题。潘公展走后，陈布雷在南昌又住了20多天，于3月间取道九江到达汉口。在汉口勾留了十余天，乘江轮返沪。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已推翻了军阀统治，占领了上海；同时，驻扎在上海郊区的蒋介石部队不费一枪一弹也已进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