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劳动与繁殖
劳动突然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种变化始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接着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最后在马克思的“劳动体系”[39]中达到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体现。不过在这三人之中，只有马克思对劳动本身感兴趣；洛克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根基的私有财产制度，斯密想要解释和寻求的是财富无限积累的不受阻碍的过程。但是在这三个人当中，只有马克思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地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可是既然劳动实际上是人的活动中自然性最多和世界性最少的一种，则他们中的每个人(不只是马克思)都会发现自己处在某种真正的矛盾冲突当中。这些矛盾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或者说这些伟大作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矛盾产生的最明显原因，根本上在于他们都把劳动和工作画上了等号，为劳动赋予了某些只有工作才具有的功能。这个等式必定导致明显的荒谬，凡勃伦(Veblen)下面的话最清楚无误地显示了这种荒谬：“生产性劳动的永久证据是它的物质产品——通常是些消费品。”[40]开头他说“永久证据”，因为他需要它来肯定劳动的生产性，但这个开头马上被他结尾所用的“消费”给否定掉了，其实是现象本身的事实证据迫使他不得不这么说。
因此，洛克为了把劳动从它只能生产“不耐久的东西”的明显耻辱中拯救出来，不得不引入货币——一个“人们可以保持而不损坏的耐久的东西”——作为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没有货币，服从于生命过程的劳动者身体就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像财产那样持久稳固的东西的源泉，因为没有什么“耐久的东西”能够在经历劳动过程之后幸存。即使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的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准确地说，劳动的生产性始于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始于“一个客观的对象世界”(Erzeugung einer gegenstndlichen Welt)的建立。[41]但是劳动的艰辛也决不会把劳动动物从它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拯救出来，从而劳动动物始终处在“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2]之下。当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过程终结于它的产品”[43]时，他忘记了他自己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从而任何产品都会立刻被身体的生命过程所“吞并”、消耗和消灭。
既然洛克和斯密并不关心劳动本身，他们就能够承认某些实质上属于劳动和工作的区分，只要对于这些区分的解释不是令劳动的真实属性变得无关紧要的话。于是，斯密称所有与消费有关的活动为“非生产性劳动”，似乎“生产性”是劳动的真正本性，非生产性只是它的一个偶然的、可忽略的特征。在他以轻蔑的口吻描述“奴性的任务和服役通常如何在完成的瞬间就消失殆尽，留不下任何痕迹或有价值的东西”[44]时，比起近代对劳动的赞美，他更接近于前现代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斯密和洛克都十分清楚，没有哪一类劳动能“为任何东西赋予价值上的差异”[45]，有一种活动不能“给它所加工的物质材料增添任何价值”[46]。确切地说，劳动也在自然中加入了一些人自己的东西，但是自然提供的“好东西”与人所增加的东西的比例，恰恰在劳动的产物与工作产物之间成反比。用于消费的“好东西”决不会完全丧失它们的自然性，制成桌子的树就不再是树了，但做成面包的小麦还是小麦。因此，洛克尽管对他自己在“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之间所作的区分并不在意，也不得不承认“不耐久的东西”不同于那些“持续”得足够久、以至于“人们可以保持而不损坏的东西”[47]。对于斯密和洛克来说困难是相同的：他们的“产品”不得不在这个有形之物的世界上停留得足够久，以便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至于价值是被洛克定义为能够保持和变成财产的东西，还是被斯密定义为长久得足以与其他物品交换的东西，都并非是实质性的。
但这些矛盾与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无论是《资本论》第三卷还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根本矛盾相比，就的确不算什么了。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从而也是对待他思想的核心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混乱的。[48]劳动既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可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革命的任务却不是解放劳动者阶级，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因为“只有在被需求和外在效用所决定的劳动状态终结之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那里，“直接肉体需要的统治”就终止了。[49]如此根本和显著的矛盾很少出现在一个二流作家身上，而在伟大作家那里，却通向了他们思想的核心。就马克思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诚实正直地描述了现象对他的视角呈现出来的东西。所有马克思研究者都注意到的、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的重要不一致，既不能归咎于“从历史学家角度出发的科学观与从预言家角度出发的道德观”之间的差异，[50]也不能解释为一场辩证运动——需要否定的、恶的东西以生成积极的、善的东西。事实是在他作品的所有阶段，他都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需的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洛克和他所有的后继者尽管有深刻的洞察力，却都紧紧地抓住劳动不放，把劳动看作财产、财富和全部价值的源泉，最终乃是人性的源泉？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劳动活动中究竟内含着何种经验，证明了它对现代社会是如此的重要呢？
从历史上说，自17世纪以来的政治理论家都面临着一个他们前所未闻的财富不断增长、财产和占有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试图解释这种稳定的增长时，他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这一进步过程本身的现象上。出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原因，[51]过程概念成了新时代以及由这个新时代所推动的历史和自然科学的关键术语。从一开始，这个过程由于它显示出来的无穷尽，就被理解为一个自然过程，尤其是被赋予了生命过程本身的形象。现代最粗俗的迷信——“钱生钱”，以及现代最尖锐的政治洞见——权力生权力，都建立在生命的自然繁殖这一根本隐喻之上。在所有活动中，只有劳动(而非行动或工作)是无穷无尽的，自动地跟随生命本身前进，不受意志的决定或人有意识的目标的影响。
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他把劳动和生育理解为同一生命繁殖过程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了他思想的水准和他对现象实在的忠实描述。劳动对他而言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产”，保证了个人的存活，而生育是“另一个生命的生产”，保证了种族的延续。[52]从年代顺序上来说，这个洞见始终是马克思思想从未被忘却的源头，后来，他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洞见，以一个活生生有机体的劳动力取代了“抽象劳动”，把劳动力剩余理解为生产出满足劳动者本人再生产的手段后，仍然多出的那部分劳动力。马克思由此道出的深刻体验，是他的前辈——否则他又会把他几乎所有重要的灵感都归功于他们——和后继者都未达到过的。他让他的理论，一种现代性理论，契合了最古老最顽强的关于劳动本性的洞见，因为按照希伯来以及古代的传统，劳动内在地就和生命以及生育有关。同样，只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新近被发现的生产力才得到了鲜明体现，因为他的著作就建立在把生产力与繁殖力相等同的基础上，以至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拥有极大丰富“好东西”的社会的著名论断，其实不过是遵从了一种原始诫命，服从了原始必然性，“汝当生养众多，繁茂昌盛”，在他的著作中仿佛是自然本身在向我们说话。
人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繁殖力，来自劳动力的自然富余，仍带有我们在自然大家庭中处处可见的丰裕。所谓劳动的“幸福或喜悦”，是人体验到的纯粹活着的乐趣，也是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共有的乐趣，并且是人唯一能在自然规定好的循环中，心满意足地转动的方式。苦干和休息，劳动和消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日夜交替、生死轮回有着同样的快乐和同样无目的的规律性。辛苦愁烦的回报在于自然的繁殖力，在于这个“辛苦愁烦”的人怀着平静的满足，相信他做了他该做的，相信他会通过他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古典时代对生命的看法不同，《旧约》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而无论死亡或劳动都不是恶(《旧约》至少不是一种反生命的论述)[53]。《旧约》的族长故事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不关心死亡，他们如何既不需要个人尘世的不朽的保证，也不需要灵魂不朽的保证，以及死亡如何以熟悉的夜晚形象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安静而永远地休憩“在往昔美好的岁月和年华老去当中”。
内在于劳动的快乐，基本上来说是活着的喜悦，这种喜悦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也不应该把它误解为实现任务和获得成就后，短暂的如释重负之感和欢乐。劳动的幸福是辛劳和满足相继的过程，就像生产和消费作为维生手段紧密相继一样，以至于幸福只是这个过程本身的伴随物，正如肌体健康运转伴随着愉快一样。尘世生命的赐福已经被我们概念化和通俗化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把这种劳动人的基本现实表达为一种“理想”。追求这种幸福的权利如同追求生命的权利一样不可否认，甚至与之同等。但是幸福与幸运并无共同之处。幸运是少见的、不持久的，人也无法去追求，而要依靠运气和机遇；尽管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人也追求好运(good fortune)，但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却并不快乐，因为他们还想长久地保持和享有这份幸运，仿佛幸运也是用之不竭的“好东西”一样。在这个规定好的循环——痛苦地消耗和愉快地再生——之外，没有持久的幸福可言；任何打破这一循环使之失去平衡的东西——无论是贫穷和悲惨(在其中，筋疲力尽换来的是痛苦不堪而非新生)，还是过分富裕的无所事事(在其中，无聊代替了筋疲力尽)，或是生活必需品的消耗和消化，无情地压榨人软弱的躯体，让人贫困至死，都会破坏从纯粹活着中得到的根本快乐。
生命的力量是繁殖。生命有机体在它用于再生产之后还不会被耗尽，它的“剩余”就在于它潜在的增殖能力。马克思以他一贯的自然主义发现了“劳动力”这个特定属人的生命力量的形式，它能像自然本身一样创造“剩余”。既然马克思全部的兴趣都在这个过程本身，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在社会生命中，生产和消费总是保持平衡，就像在每种动物物种的生命中一样)，那么，世界之物(其持存性能在经历生命的吞噬过程之后而依然保持)独立存在的问题，就根本不会打扰他了。的确，从物种生命的角度看，所有的活动都能在劳动中找到共同的衡量尺度，剩下来的唯一区分标志就是用来喂饱生命过程的物品的丰富或匮乏。当每个东西都变成消费对象时，即使劳动剩余也不能改变产品自身的本性，即“不耐久”性的事实，产品本身也就失去意义了。马克思的著作就显示出他对他的前辈还费心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轻蔑。
马克思的前辈之所以摆脱不了这些区分，这些本质上等同于工作和劳动的根本区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科学”，而是因为他们的论述还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假定之上，或至少建立在国民财富的个人占有的假定之上。因为对于财产权的确立来说，仅仅物质丰裕是不够的；劳动的产物不会由于过剩就变得更耐久，也不能靠“堆积起来”或贮藏起来就能成为一个人财产的一部分；相反，如果它们不能在“损坏之前”被消耗掉，就只能在占有的过程中消失或“无用地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