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市场是一种组织产品生产和服务运作的手段，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它是资本主义得以立足的理论基础。然而，在近两个世纪的研究与探索中，我们终于理解了斯密所主张的“看不见的手”总是不知所踪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1]在通常情况下，企业不仅仅忙于创造更好的商品，也热衷于扩张自己的市场势力。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美国的企业对此可谓得心应手，它们利用市场势力来剥削消费者和“工人”，甚至损害美国的政治体系，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即便这个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创新经济体”。更糟的是，这种微小的增长也仅仅只造福了这个国家中的一小部分人。事实上，美国的企业领导者甚至想出了利用股东和企业治理规则缺陷的方法，以便向自己支付过于丰厚的薪酬。[2]
美国的经济在反托拉斯法首次出台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开始盛行后，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更甚于以往。与此同时，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如今的人们能更敏锐地捕捉到现有法律框架存在的缺陷，然而，正如美国的开拓者在最初立法时的顾虑一样，权力和剥削势力仍然是存在于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一大隐疾，而现在的情况甚至比当初更加严重。美国的竞争法规已经过度萎缩，并且被有关竞争市场的错误假设所支配着。时至今日，美国的竞争法规和反托拉斯法都需要进行改革，需要与21世纪的现实基础和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入理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对市场势力的遏制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只关乎商品的定价权和工资的决定权，还有其他一系列涉及剥削消费者和工人的强权势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市场势力能转化为政治强权。当一个国家的市场势力和财富高度集中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正是美国的现状。[3]当这一切反应在社会现实上时，便呈现出另一种更广为人知的面貌：强权的反面是人民的无力感。太多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医疗保险企业、互联网供应商、航空企业、电信企业以及银行机构感到失望透顶，他们对此心怀怨怼却无能为力。这种负面影响充斥着他们的个人生活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4]人们总是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例如，无论是作为某家银行的雇员还是消费者，人们都无法在发生纠纷时为自己争取正当权益，最终只能签字放弃公开起诉的权利，面对残酷的现实——美国的仲裁者都是商业大亨的帮凶。
实质上，也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可以削弱和抑制市场势力。我们在这一章中集中讨论了使商品和服务市场更具竞争力的方式。与此同时，美国的法律体系也需要做出重大改变，以限制垄断企业对“工人”的控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强“工人”集团的凝聚力，激励他们通过集体行动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这对消费者团体来说也是同样的，当企业（像它们之前经常做的那样）剥削消费者时，消费者应当共同行动以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像法院和国会一样缩小集体诉讼范围。[5]美国还需要遏制企业领导者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和企业所在的社区）未来的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权力。[6]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并赋予不同的声音更多的话语权。[7]
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美国所应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把一切都做到尽善尽美，而是要遏制21世纪“极端美式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以卡特和里根为代表的美国总统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的规则，导致美国的经济体制陷入更不稳定、更低效、更不平等的泥沼，甚至被无处不在的市场势力所支配。[8]现在，是时候再次改写美国的经济规则了。可以想象的是，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因为经济规则的改写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然而美国经济的不平等已经转化为政治的不平等。我们将在本书的下半部分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先要更仔细地审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市场势力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技术的发展是如何令原本就不乐观的局面雪上加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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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大量市场失灵的证据，即市场无法产生有效作用的情况，包括不完善的风险与资本市场，以及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在本章（更广泛地讲，本书）中，我将专注于其中一种市场失灵——缺乏竞争，因为我认为这对研究经济所面临的弊病至关重要。
[2] 在过去40年中，美国CEO的薪酬大幅增加，并且比其他发达国家的要多得多。就生产力而言，这种程度的补偿金标准是不合理的——美国的CEO没有比其他地方的CEO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或者说与40年前相比今天劳动生产率相对更高。2017年排名前350的企业中CEO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平均薪酬的300倍以上，高于1965年的20倍。Lawrence Mishel,Jessica Schieder.CEO Compensation Surged in 2017,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OL].(2018-08-16).https://www.epi.org publication/ceo-compensation-surged-in-2017/.相比之下，挪威CEO的薪酬仅为普通员工的20倍。美国CEO薪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高，远远超过了美国北方的邻国加拿大。Anders Melin,Wei Lu.CEOs in U.S.,India Earn the Most Compared with Average Workers[J/OL].Bloomberg,(2017-12-28).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12-28/ceos-in-u-s-india-earn-the-most-compared-with-average-workers.
[3] 我将在第8章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4] 无助感对健康有多种影响，如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它也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Jojanneke van der Toorn,Matthew Feinberg,John T.Jost,Aaron C.Kay,Tom R.Tyler,Robb Willer,Caroline Wilmuth.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Fosters System Justification:Implications for the 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Hierarchy,and Government[J].Political Psychology,2015,36(1).
[5] 集体诉讼代表一大群人（如Microsoft程序的购买者）受到了剥削和非法商业行为的伤害。没有哪个单独的个体可能或将会提起诉讼——每个人受到的“损失”可能只有几百或数千美元，不足以支付可能需要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用。但总体而言，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商界开展行动使得提起此类诉讼更加困难，因为其清楚地知道，只要没有集体诉讼，它们基本上不会被受侵害者起诉。
[6] 松等人在纠正不平等中表明，企业内部工资差异的增加在加剧工资不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不及企业之间的差异增加得那么大。如前文所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技术构成的变化造成的。
[7] 例如，限制企业领导者权力的措施可能包括要求披露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的比率及向股东披露执行股票期权的价值或在确定高管薪酬方面给予股东更多发言权。即使是这些温和的（并不令人惊讶的）改革，也遭到了来自企业高管的巨大阻力，他们担心这将导致高管薪酬面临下行压力。最近，另外一个引起关注的尝试是激励企业减少对CEO和高管的薪酬，通过为这些企业提供较低的企业所得税或以更高的税率对补偿本身征税。至少，应取消鼓励股票期权的特殊税收规定。关于这些问题及可能措施更广泛的讨论，可参见《不平等的代价》和《咆哮的90年代》。投资者西尔伯斯坦推动了加利福尼亚州将企业税率与CEO薪酬挂钩的立法，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成功。Gary Cohn.Overcompensation:Tying Corporate Taxes to CEO Pay[J].Capital&Main,2014.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许多畅销书，这些书主要关于美国的激励性薪酬制度，或者更广泛地说，企业治理体系。Steven Bavaria.Too Greedy for Adam Smith:CEO Pay and the Demise of Capitalism[M].2nd ed.Chestnut Ridge：Hungry Hollow Books,2015.Michael Dorff.Indispensable and Other Myths:Why the CEO Pay Experiment Failed and How to Fix I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Steve Clifford.The CEO Pay Machine:How it Trashes America and How to Stop it[M].New York：Blue Rider Press,2017.Lynn Stout.The Shareholder Value Myth:How Putting Shareholders First Harms Investors,Corporations,and the Public[M].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2012.
[8] 本书强调了市场力量的作用——大型企业和CEO数量的增长，工人和消费者的关键性，以及美国需要如何改写导致CEO和企业拥有更多权力，而工人和消费者的权力却越来越少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但是，这些代表如果美国要实现更加活跃和公平的经济，就必须对游戏规则进行更大的改变。参见《重构美国经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