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全球化是美国经济危机的争论核心。全球化的批判者将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归咎于此，据特朗普说，美国的贸易代表被其他国家那些聪明的谈判者欺骗了。美国签署了“糟糕”的贸易协定，从而导致了就业岗位的流失。[1]这些批判全球化的言论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在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地区尤为显著。

与之相反的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主张上面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保护主义政策只会给美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极大的风险。他们还认为保护主义不仅会损害美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而且对那些因为全球化失业或工资水平下降的受害者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帮助。不仅仅是这些人，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会因为保护主义的盛行而被拖入深渊。全球化的倡导者将去工业化的责任和美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方面：技术进步才是低技能“工人”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的真正原因，对全球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一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批评全球化的管理模式。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发现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完全倾向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一直以来，我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明显对美国和欧洲更加有利，而发展中国家被置于不利的地位。那些认为美国的贸易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被其他国家欺瞒的观点实在可笑，因为在20世纪后期的国际贸易谈判中，美国几乎获得了想要的一切。[2]美国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保护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置之不理。美国也成功迫使各个国家对美国的金融企业开放市场，甚至强迫各国接受了那些搞垮了美国金融体系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

诚然，美国的“工人”一直处境堪忧，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更是显著下降。全球化只是导致“工人”处境变差的其中一部分因素，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结果。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美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管理全球化，以及想清楚美国希望从全球化中获得什么。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是以牺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为大型企业作嫁衣。美国没有帮助那些正在被全球化伤害的“工人”，没有尽到一个国家应尽的职责。全球化的果实本应该分享给所有人，然而美国的企业实在过于贪婪。赢家从来不希望输家能分一杯羹，他们甚至乐于看到“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工人”正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展开竞争，这增加了企业的利润。

在这场针对全球化的论战中，特朗普看上去和我站在同一立场，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根源上来讲，我相信法律的重要性，国际贸易如果想要正常运作，就需要一个真正建立在规则和制度之上的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这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如果不完整，社会便无法运转。[3]但是特朗普却希望一切回到丛林法则时代，这意味着如果两个国家出现贸易纠纷，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赢家。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美国就应该赢到最后，然后美国就可以拥有只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贸易霸权。可惜的是，他漏掉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没有一个国家会希望加入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甘愿被美国剥削，它们完全可以选择和其他更加友善的贸易伙伴发展经贸关系。其次，其他国家可以选择结成联盟。

一方面，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指责是错误的，无论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还是非法移民都并非全球化的过错。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拥护者也不应该忽视全球化对国民收入水平的负面影响，一味地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技术进步。事实上，将美国推入绝境的罪魁祸首恰恰是美国自己，因为美国没有处理好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而如果美国应对得当，所有人都本应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美国的确需要一个合理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但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当然，实际上还有一种替代方案，我将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做出阐述。

在这一章中，我会简要评述为什么全球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及为什么特朗普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我提出了一个全球化的备选方案，它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尤其适用于所有疲于奔命的底层工人，但对于那些已经接管了全球化进程的大型跨国企业来说，这个方法就不一定适用了。

[1] 特朗普一再称其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交易”。

[2] 例如，1994年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还有许多其他双边贸易协定，如美国和智利及韩国之间的协定。

[3] Daron Acemoglu,James A.Robinson.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M].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