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十八大以来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究的新动态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来，经过学者30多年的研究，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与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动力机制、模式与路径、测度与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发展不断出现新形势、新问题，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热度始终不减。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并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交换平等化和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并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城乡要素交换和公共资源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是协调发展理念中的重点。十八大以来学者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集中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评价、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与路径、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主张等方面。

1.2.1　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动态

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评价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热点。近年来，随着统计数据不断完善、评价方法日趋成熟，学者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评价进行了大量研究，大都是按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取赋权方法→测度一体化水平→依据测度结果进行评价分析”的步骤进行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均方差决策法等，评价的对象涵盖全国、地区、省域、市域、县域5个层面。

大部分学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朱金鹤、崔登峰（2012）以新疆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由城乡发展水平和城乡协调水平2个维度12个指标构成的新疆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2000—2009年新疆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综合指数，结果表明新疆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大于城乡协调水平⁽⁸⁰⁾。白永秀、张新渊等（2014）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4个维度构建吉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指数，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吉林省2000—2011年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⁸¹⁾。白永秀、刘小娟等（2014）从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4个维度3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福建省2000—2011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综合指数⁽⁸²⁾。白永秀、宋丽婷（2014）从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一体化4个维度33个指标，运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北省2000—2011年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进行测算与分析，并比较了河北省与其周边7省（市）的各维度指数与综合指数，提出河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⁸³⁾。周江燕、白永秀（2014）构建了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4个维度35个指标的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两步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四大区域和全国平均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结果表明一体化水平呈不断提高的趋势⁽⁸⁴⁾。吴丰华、白永秀（2015）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市）的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个维度27个基础指标，结果显示中国东部与东北一体化水平较高，中部与西北较低⁽⁸⁵⁾。韩峰、李二玲（2015）从城乡区位关系、产业关系、居民关系三方面构建了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中原地区3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这30个地级市2012年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发现中原地区北方协调发展水平好于南方⁽⁸⁶⁾。

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均方差决策法或层次分析法，抑或是两种方法结合赋权，评价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张国平等（2015）构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融合、生活融合、医疗卫生融合3个维度9个城乡对比指标，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对指标赋权，计算2013年全国各省（直辖市）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并对京津冀和长三角2008—2013年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行监测和比较，发现这三省三市的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⁸⁷⁾。贾兴梅等（2015）选取城乡经济融合、人口融合、生活融合、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基础设施融合、生态环境融合等6个2级指标21个3级指标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了我国31个省（市）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并实证分析了各省（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6个方面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⁸⁸⁾。吴丰华（2016）构建了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空间、经济、社会等3个维度19个指标，并采用层析分析法和均方差决策法相结合对各维度和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并评价了陕西83个县2013年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将计算结果聚类为4个梯队，提出了各梯队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对策建议⁽⁸⁹⁾。杨建涛（2016）建立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体系同样包括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4个子系统，共18个指标，通过AHP与ANP赋权的对比，采用ANP方法计算权重，应用基于ANP改进TOPSIS方法的评价模型，计算我国各省（市）的城乡一体化指数，并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省域层面分析其所属的城乡一体化程度⁽⁹⁰⁾。董光龙（2016）以市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社会、经济、环境、空间4个维度13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赋权，评价了我国2010年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和各维度一体化水平及其空间分布特征⁽⁹¹⁾。郭岚（2017）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生活、公共服务、生态环境5个层面，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2000—2014年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上海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高，但是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的贡献相对较低⁽⁹²⁾。

1.2.2　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研究动态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地区模式研究是我国学者研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另一热点。如何有效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不同地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地区特色，吸引了大批学者进行研究。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典型的研究模式有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上海模式、成都模式等，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杭州模式、山东模式、关山模式等。

杭州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中心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心城镇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搭建产业平台来集聚劳动力、商品、信息、技术等要素，促进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另一种是通过优化城镇功能，实现城乡人才、物流、信息、资金等的自由流动，加强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融合，促进城乡产业、经济、交通、社会等方面一体化全面发展。杭州市的中心城镇改革走在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前列，这两种中心城镇推进方式体现在建德市大同镇和余杭区塘栖镇。大同镇的做法是建设工业园区，完善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吸引工业企业入驻，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就业与增收，人口的集聚又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推动了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反之，再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口集聚，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塘栖镇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更加注重城市功能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对教育、医疗、文体、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持续投入，吸引生产要素流入，促进产业、资源在城乡间合理配置，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⁹³⁾。

山东半岛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烟台莱州市的以工业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培植新兴产业、提升优势产业、发展循环经济3个方面，加快工业化进程，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潍坊昌邑的以城镇化为主导的模式，把产业培育和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整体化布局，促进农村发展成为小城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青岛平度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完善城乡产品市场和消费市场流通网络、建立区域性农村采购联盟等，推动现代服务业向农村进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增收，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日照市的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模式，通过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起现代农业体系，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培育了大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了城乡发展一体化；胶州的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发展园区经济、优化产业布局，积极承接产业和项目转移，聚集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加快高新区开发建设，拉动就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虽然各地区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模式各有差异，但是都进行了科学的规划，遵循着“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的原则，规划优先，城乡互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⁹⁴⁾

关山模式的特点是进行内部资源整合和地方治理。通过整治基础环境和生态环境、实行社区自治等措施优化经济发展的“硬件条件”，再进行招商引资，构建起了现代高效农业、休闲旅游业、商贸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链，形成了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社区融合、基础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⁹⁵⁾

还有部分学者根据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律和实践及自身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认识，提出了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路径或模式的观点。白永秀、王颂吉（2013）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源于现实中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别与对立，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是城乡市场经济发展一体化，据此提出了通过集中农村生产要素、发展农村现代产业、推进农村城镇化等措施促进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⁹⁶⁾郭俊华、刘奕伟（2014）研究了宁夏北部川区、中部干旱区和南部山区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认为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充分发挥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升级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⁹⁷⁾。郭俊华、陈彼德（2014）分析了兰州河西地区和甘肃南部地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经验模式，认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从统筹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产业发展尤其是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努力⁽⁹⁸⁾。

1.2.3　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主张研究动态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政策的支持，需要一系列政策和机制来保障。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均提出了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协调发展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第22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是落实“四个全面”布局的必然要求；指出推进城乡一体化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统筹谋划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融合和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包括规划体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户籍制度改革等，同时也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性。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主张研究也是十八大以来学者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吴丰华、白永秀（2013）系统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应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四对关系，形成“里应＋外合”机制；根据中国地区差异，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抓住完善市场体系、促进机会均等、取消户籍限制、树立现代理念、构建生态文明5个本源性问题，破解对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5个城乡二元结构⁽⁹⁹⁾。

而大部分学者对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研究集中于破除二元户籍制度。陈伯庚（2013）认为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破解二元户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金融均衡配置、确立农民主体地位4个难题，从而促进城乡的深度融合和良性发展⁽¹⁰⁰⁾。魏后凯（2016）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新常态给推进城乡一体化带来的挑战，包括农民增收和市民化困难加大，“农村病”的治理、资源的均衡配置、二元体制的并轨等，认为新常态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系统性的措施，提出了以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就业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主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以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均衡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¹⁰¹⁾。宋洪远（2016）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从农民自身、城市居民、地方政府、城市公共服务4个方面论述了二元户籍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阻碍，从而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从这一视角提出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¹⁰²⁾。

还有部分学者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研究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郭俊华（2013）从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就业、促进消费、调整产业结构4个方面论述了休闲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了休闲经济对城乡经济融合、生活融合的促进作用，提出发展休闲经济以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¹⁰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2014）认为由于历史因素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多年来我国在破除二元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为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出了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的“5个重点，5个构建”的政策建议⁽¹⁰⁴⁾。欧阳志刚（2014）基于一价定律和泰尔指数，度量了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改革初期城乡经济由于分割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21世纪以来，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据此提出了应推动城乡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¹⁰⁵⁾。徐丽杰（2016）按照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城乡关系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主张在新时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要从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共享改革红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下功夫，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¹⁰⁶⁾。

1.2.4　十八大以来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被称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学者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达成了许多共识，为进一步的研究坚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首先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测度与评价。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同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4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然而在基础指标的选取上却存在分歧。还有部分学者不认可由这4个维度构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标评价体系，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未达成共识，这与不同学者的观点和其所处地区不同有一定的关系；在评价方法选取方面，尤其是在指标赋权方法上，学者间存在的分歧较大，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均方差决策法，其本质是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的选择。主成分分析法属于客观赋权法，但是会受到数据本身特征的影响，可能会导致计算的权重与指标重要性不一致，层次分析法属于主观赋权法，避免了指标权重与其重要性的不一致，但是受打分专家学者的主观影响较大。

其次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现有部分成功地区做法与经验的总结，上升到一般理论的研究较少，而且对特定地区经验的总结，适用性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其他地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参考借鉴意义不大。这也是未来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进一步研究的一个方向。

最后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研究。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对现有政策的解读性研究，集中于破除二元户籍制度、城乡要素与资源均衡配置、缩小收入差距增收等方面，这对于增强政策的理解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提出的创新性的、前瞻性的政策研究较少，对于指导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的进一步推进作用较小。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特殊规律，准确把握我国当前城乡发展一体化所处的阶段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创新，对这些命题的解答，给出了我们对城乡一体化问题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