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践行新三民主义的思想境界与历史功绩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曾经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并凝聚了追梦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三民主义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即新三民主义，而中国国民党人践行新三民主义最得力、最有远见的民主革命家非廖仲恺莫属。
一、引领新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深度融合的思想境界
廖仲恺在众多近代中国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当中堪称伟大，并不是今天人为拔高的主观臆想，而是当年历史验证的客观事实。廖仲恺紧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推动民主革命发展，促进三民主义新生和国民党改组，其历史功绩显著，概因他思想境界一贯高于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发言中，他就昭示了自己高于大会宣言的思想境界，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宣言，目标算是已定，但其内容只为水平线上的表现。我们的希望就不止此，应更提高之，使超出水平线之上，此为发表宣言后之希望。”
（一）具备超越国民党内所有派别的政治愿景，寄望社会主义救中国、救世界
由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然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毕竟是有区别的，毛泽东特别强调：“三民主义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由此可知，即便是热心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他们也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愿景。可是，廖仲恺先生的思想境界却明显高于国民党内所有派系，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作为国民党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曾启发该校师生：“想救中国，只有三件事，就是要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精神。”怎样可以做到呢？俄国是最好的榜样：“俄国自革命后，国势蒸蒸日上，是否人才比别的国家多呢？或是工商业比别的国家发达呢？其实都不是。我们知道苏俄自有组织、有计划的共产党握了政权以后，国家改造的一切事业，都能够表现出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精神来，所以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生命。”
1924年2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了追悼列宁逝世大会，广州各界人民群众有6万人参加，孙中山致悼词。廖仲恺主持大会并发表了演说，他问道：“（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至今十三年，乱事多少次？已经四五次了。乱从何来？”很显然，乱从军阀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来。“中国不乱，外国无益。这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之明证，故要将帝国主义打破。今天追悼列宁先生。列宁先生是打破帝国主义的革命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廖仲恺强调，国民党要像列宁那样“切实做去才对。但是我们要得人提携，奋斗的力量才大。尤其是青年兵士，我们属望更切。现在兵士、学生，我相信这次印象一定很深，将来中国解放就在此。今日开此会，可谓不虚”。
显而易见，廖仲恺愿意像列宁那样“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力量给予“提携”，因此他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投身国民革命的青年军人、学生寄予厚望。他还认为：“中国是有世界救主之资格，做世界大同之枢纽的。”“我们国民的选择上能够有这既定的方针，合着力去行，自然有做世界救主那一天，世界大同的趋势，也就可以促进了。”
（二）具有看好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希望中国革命汇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潮流
为了祛除国民党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暮气，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具体承担了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他积极主动地将勇于为革命理想献身的共产党人吸收到国民党内来。在国民党“一大”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方瑞麟在发言中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污蔑这是一种“阴谋”。李大钊发言申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并印发《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驳斥方瑞麟等人对共产党、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攻击。廖仲恺旗帜鲜明地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并做发言：“我们自讲三民主义以来，到底发挥了多少？实行了多少？以前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承认，也不应该不承认。”廖仲恺进一步质问方瑞麟等：“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既然国民党是高举三民主义旗帜的革命党，就应当欢迎有志于彻底革命的共产党人，因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且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作）的”。
经过会议辩论，虽然方瑞麟及其支持者依然坚持己见，但廖仲恺的发言还是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最后，大会通过了廖仲恺等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章程》，同意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廖仲恺真诚地拥护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并通过与苏俄代表的接触、交流，与中国共产党人肩并肩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思想上悄然开始了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他直白地告诉当时仍在苦苦探索的中国革命者：“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立一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廖仲恺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最深刻和最有远见的理解，因而他特别坚定地践行新三民主义，希望中国革命汇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潮流。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称赞如此切实“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三）具有心系民众、爱护工农的政治情怀，希望工农联盟成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
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与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和所有参加革命的人们联合起来，英勇斗争，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篇章。廖仲恺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工农联盟的发起与发展发出了时代强音，展现了伟大革命者特有的思想境界。
1925年5月1日，在中共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两个大会联合举行开幕式。廖仲恺欣然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但是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革命要成功，第一是要工农大联合共奋斗，若是分离，革命便不能成功。”“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压迫者不许我们革命，然而我们必要革命。所以，工农联合会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代表国民党，恭祝工农联合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众所周知，早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廖仲恺就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宣言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廖仲恺在国民党“一大”发言中深刻阐释了大会宣言的政治意义，强调宣言“实将本党置于几何学之定点上。有了定点，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如太阳升天，同一向上发扬光大。……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努力前进，冀贯彻本党主义，完全达到目的”。
廖仲恺曾对何香凝说：“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廖仲恺在其革命生涯中一贯爱护工农、依靠工农，并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工农，他说：“我国农工占全民十分之九，以这十分之九之大多数农工阶级来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中心势力，当得到胜利。”
二、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时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
（一）为释放共产党人善于组织群众的政治能量提供必要条件
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华。1923年10月，他指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改组委员，并设立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筹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200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24人。
廖仲恺真心诚意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尊敬，也获得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廖仲恺直接参与了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当时，整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都由廖仲恺拟定初稿，由孙中山审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随后，“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随即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委员，廖仲恺与戴季陶、谭平山3人当选，共产党人占三分之一。会议还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将原定由廖本人兼任的组织部部长职务，让与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除此之外，廖仲恺还建议由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三部秘书。
“一大”后，廖仲恺兼任工人部部长期间，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则由共产党员刘尔崧担任。廖仲恺作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党代表，热情迎接从法国巴黎回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受邀在军校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员还有聂荣臻、恽代英、周逸群、萧楚女等；并且，廖仲恺还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璋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到军校发表政治演讲，为充分释放共产党人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政治能量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为消灭反动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培养革命军人
辛亥革命后，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在当年四分五裂的政治生态中，各路军阀分别投靠帝国主义列强，画地为牢，作恶横行，使得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廖仲恺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者在后拉线。”因此，既要“打倒勾结列强来压迫人民的军阀”，更要“打倒利用军阀来侵略中国的列强”。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虽有革命热情却没有革命军队，所以袁世凯可以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攫取革命果实，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甚至临死前还当了83天“洪宪皇帝”。由此可见，没有革命的军队，便无法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也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
1923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开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建。短短数月，廖仲恺克服了人力、财力严重缺乏的困难，使军校得以迅速投入运转，革命军队随之产生并迅速壮大。
廖仲恺对军校学生说：“俄国革命成功，完全赖以主义为主干的军队——红军。如俄国的军官学校，军事、政治是并行的，而且是并重的。偏重军事而轻于政治，是不可以的。偏重政治而轻于军事亦不可以的。”“现在我们这个军官学校，关于训练方面与他们的军官学校是相同的，完全以主义为主干组织军队的。以主义为主干组织成立的军队叫作革命军。”廖仲恺要求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是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军事才能的革命军人。他说：“如果军队只知道打仗，不知道行主义，并不知道主义是什么东西，这就叫作捣乱，不叫作革命。这样捣乱的军队，一定要变成反革命的军队。以主义为主干的军队，就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力量——强力。”
在廖仲恺的指导下，黄埔军校设置了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解剖、社会进化史等8门课，并且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均可阅读。”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在廖仲恺的支持下，政治部自编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助教材，教育学生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发扬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以提高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三）为支持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训练骨干、提供支援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当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惨案”爆发，直接引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卅”运动当中，各地直接参加声援上海工人的人数约有1200万。
在香港，共产党员邓中夏（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及苏兆征（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等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罢工。6月19日起，电车、印刷、船务等行业工会首先响应，三天内即有两万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广州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的主导下，决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广州生活。6月23日，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偕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驻在沙面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士兵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停泊在沙面附近的帝国主义军舰也炮轰游行群众，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省港工人更加坚定了反帝意志，坚持斗争。当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各部门协同组织罢工，成立了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禁止粮食输出香港及经香港之货物入口。至7月8日，已有13万人离港，前往广州、佛山等地。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后才稍微恢复。但香港整体经济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1925年香港出入口货物总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向伦敦借款300万英镑以渡过难关。省港大罢工坚持了长达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在这场反帝风暴中，廖仲恺始终坚定地站在罢工工人一边，并对罢工和其他各项革命活动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廖仲恺对罢工委员会代表说：“诸君此次罢工，是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比兵士去打仗，尤为难能可贵。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若果一旦死了，比之士兵冲锋陷阵，尚觉得更有精神，有毅力，令人敬佩！所以诸君此次奋斗，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吴什么都大。”廖仲恺除担任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之外，还担任了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履行了联合工农兵一起干革命的重大职责，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亲密战友。
1926年夏天，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数千名省港罢工工人组成了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慰劳队等开赴前线，后方有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镇守，为北伐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保障。同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结束罢工。虽然廖仲恺没有看到省港大罢工胜利就英勇牺牲了，但他为支援工农革命运动做出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三、廖仲恺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梦进行探索与实践的基本特征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为了民族复兴，几代人魂牵梦萦，亿万人心结难解。在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寻梦、追梦、圆梦的历史进程中，廖仲恺上下求索、千辛万苦为民族复兴而英勇奋斗的人生历程，令人敬佩、催人奋进。
（一）坚持不懈地探索，在革命实践中树立民族复兴的理想信念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9月廖仲恺宣誓加盟，随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总部的外务部副部长，后又兼任会计长。此后，廖仲恺参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05年11月起，廖仲恺在《民报》第一号上以“屠富”的笔名，发表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后来又在《民报》上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虚无党小史》等译文。他肯定了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希望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能达到共同的目的。
廖仲恺最初的探索是从字斟句酌的翻译原作开始的，很少发表评论，其实他对什么样的理论和道路适合中国的思考十分深刻，他告诉《民报》的读者们：“惟译者今日尚在研究时代，自不欲发表意见，姑俟他日。”从投身中国民主革命到为革命献出生命，廖仲恺在一生不懈的探索与实践中，树立了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并复兴的理想。在他遇刺的前一个月，他对黄埔军校的学生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实是要救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达到自由独立的国家地位”。
1924年12月，廖仲恺在粤军讲武堂特别区党部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主义之能否实行，则在乎党人信仰之坚与不坚，党人对于党之主义明与不明”，“所以军队中必须具有不能消灭之精神，然后能长久存在。而精神乃从信仰主义产出，无主义则无精神”。就在这一年冬天，廖仲恺亲笔录写了三句名言，以昭示自己理想信念的无比坚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二）勤奋务实地探索，在斗争实践中升华爱护工农的朴素情感
在反对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廖仲恺通过深入工农群众，体会到工农大众的生活疾苦，认识到组织工农大众成为国民革命基础的无比重要性。廖仲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说：“我国因关税权握在外人手上，所以工业不能发达，我们所以往外找工作，外货流入内地，我们要解除这个痛苦，当要大家奋斗！”
廖仲恺对工农大众怀有深厚的情感，并将对待工农的态度作为区别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从本质上甄别国民党内各派系。他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似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
廖仲恺对待农民的态度与对待工人是一样的。1924年8月，廖仲恺专程去香山县（辖今中山市、珠海市区域），在农民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说，“我是广东省省长，现在是广东最多事之秋，并且正在战事中”，“现在抽身来此，到底为什么呢”，“就是要看看我们的耕田兄弟痛苦成怎么样，艰难成怎么样，受什么压迫，要怎样救济”，“今天晚上我听听你们痛苦的报告，我早知道不止你们东海十六沙的农民是这样痛苦，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也是一样的痛苦。要解除这痛苦，你们统统都要团结起来，自己救自己”。廖仲恺还告诉农民兄弟，要消除苦难就必须组织起来，“人民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工人，近来也有了组织，力量大了”，“现在还没有组织的，只是你们农民，所以你们最没有力量，最痛苦，最受人家压迫。你们应该从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预备好你们的力量”,“这个农民协会绝不是为我的，不是为政府的，也不是为国民党的，完全是为你们农民自身利益的”。
廖仲恺对工农大众的热爱，最终升华为促成工农兵大联合，推动国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力量：“历次扑灭反革命势力的胜利，都由于工农兵的结合，我们此次反抗帝国主义，要更加联合工农兵为一气，而共同奋斗！我们知道，只靠兵士去打仗，很难得到胜利，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
（三）与时俱进地探索，在财经实践中远瞩国利民福的现代国家
廖仲恺是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财经人才，先后担任过十余个省级以上的财政领导职务。他认识到，“贪图私利”是为官理财的祸根，因此始终坚持廉洁自律、不贪私财。他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关于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的真知灼见，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早在1919年8月，廖仲恺在编辑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时，曾在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人满的患，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倒是‘民穷财尽’这四个字。”“中国这一个民穷财尽的原因——妨害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原因——是混在其他许多原因里面的。这就是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生产没有调剂的方便；思想没有传播的效力。我们要从建设上弄个实在的国利民福，自然要把这三个大毛病除了才行的。”
廖仲恺进一步分析认为：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生产没有调剂的方便、思想没有传播的效力，都是因为交通不便产生的，“所以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在一般政治问题，无论横的主张、竖的主张，都可以模模糊糊混得过去。但是这交通改良，无论什么政治家，无论哪种政论家，要是对于国家人民，还有点诚心，替他们打算打算，是断不能抹杀的”。
廖仲恺是积极探求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先驱，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①认为刺激生产的原动力，即发展生产力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方针和最有效的方针。②重视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特别是发展中国的铁路建设。③主张平均地权和发展合作社经济。④主张统一财政，裁减、废除厘金，实行货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度。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廖仲恺的经济思想基本上仍属于实业救国思想的范畴，在某些方面还带有主观空想的成分。但是，艰难探索中的些许不足，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富有远见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总之，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由于廖仲恺忠实践行了新三民主义，使之与共产主义有了更多一些相同色彩。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政党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廖仲恺践行新三民主义最突出的历史功绩。
（本文作者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廖承志与池田大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