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文献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目前，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治国理念。生态文明的提出，对我国构建人与自然文明相处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学者们围绕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地位与提出背景诸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现有文献出现了生态文明的多种定义：俞可平（2005）指出，基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考量，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或这种文明形态的新特征，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最高文明；[35]赵建军（2007）指出，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只是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从狭义上讲甚至只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四位一体”的体系。[36]尽管学者们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其基本内容可归纳为生态理念、生态行为、生态制度以及生态产品等层面。[37]

欧阳志远（2008）指出，生态文明不是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的综合文明。将生态文明作为综合文明既缺乏逻辑架构性，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操作。[38]他认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框架。这种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至此，我国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文明新格局。

沈满洪（2010）指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自身发展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39]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该形态考虑了环境的容量、社会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要素，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文明形态。

吴莹（2013）指出，广义上的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的第四个阶段。狭义上的生态文明只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和社会文明并列。[40]孟宪平（2009）指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定位、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生态文明的路径依赖。主张未来的发展路径必须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转向对知识资源的科学增值，从“单向索取”的发展模式转向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模式，从当前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41]黄爱宝（2007）提出了政府生态责任担当的三种宏观路径：观念路径、规则路径、操作路径。[42]

就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说，范建华等（2013）指出，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具有示范和榜样作用，云南各民族民众的优秀传统文化观、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美丽中国”建设中，云南应当充分利用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充当排头兵；要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入手，树立“指挥棒”的利益导向和“紧箍咒”的约束规范。[43]梁爱文（2010）从产权制度创新的需求诱致、产权制度缺失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行为的影响两个方面，诠释了创新产权制度是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44]刘有详（2010）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做了详细总结。[45]

在西方生态思想中，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具有多个视角：以美国学者查伦·斯普瑞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为代表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onial Bell）、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L. Inozemtsev）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德国学者马丁·杰内克（Martin 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等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物质变换的合理过程以及人口、资源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观点。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关于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内容较为宽泛，基本上是理论与逻辑的堆砌，针对性不够，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书基于路径依赖理论，在总结西南地区过去生态文明可喜成就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巩固竞争优势。特别是基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要求，结合西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变迁与结构调整的实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分析形成新的优势所必需的制度架构及实施路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