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有关生态产品的研究文献

生态产品这个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生态产品”首次出现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文件）中。该规划指出，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2012）指出：“生态产品是指满足人类生活和发展需要的各种产品中那些与自然生态要素或生态系统有比较直接关系的产品，例如能提供或生产清洁的水和空气的产品，能满足健康生活要求的食品，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等。”[53]葛剑平等（2012）以生态需求为依据，将生态产品分为享受产品、支持产品和调节产品三类。[54]国外关于环境产品的文献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关贸总协定（GATT）文件（MTN. GNS/W/120,1991）中，列出了环境产品的具体分类。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明确了提供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功能的环境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现有文献有关生态产品运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宏观角度看，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生态产品的市场体制问题，即生态产品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提供的问题。

由于政府在环境产品需求和供给上具有双重垄断身份，因此政府内部管理的改进是改善环境产品供给的关键（王爱民，2005）。[55]同时，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划分并非永恒不变，政府可以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划分方面进行创新，让民营企业或公共机构为公众提供环境公共物品（陈喜红，2006）。[56]Ian Powell等（2002）依据政府参与的程度不同，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分为三类：自发组织的私人交易；政府把生态服务以商品的形式进行界定，并通过多种手段满足社会需求；政府用公共财政拨款直接投资一个公共产品项目。[57]

（2）从微观角度看，学者们重点关注了生态产品供需中的市场机制问题。

Costanza等（1997）研究了基本生态服务的价格关系问题。[58]吴学灿等（2005）提出了“国有私营”的生态产品供求思路。[59]王晓云（2008）研究了合理运用生态产品贴现率确定生态补偿额度的问题。[60]钟大能（2008）以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为例，对生态产品经营效益的财政补偿机制进行了研究。[61]高建中（2009）研究了森林生态产品补偿问题，认为可以从现有标准、管护成本标准、简单再生产标准、全额生产经营成本标准、效益补偿标准五个方面进行分类研究。[62]

（3）有关生态产品产量的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Srivastava（2007）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思想。[63]Vachon和Klassen（2008）称之为环境供应链管理。[64]Hua等（2011）在EOQ模型下考虑了最低成本和最小化碳排放两个决策目标下的产量问题，但需求是给定且外生的，即碳排放不受消费者消费产品数量的影响。[65]

（4）有关节能减排的研究。

对碳排放的研究最近成为热点，研究分为以下三类：①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孟彦菊、成蓉华、黑韶敏（2013）以云南省为例，分别以SDA、LMDI两种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能源消费的投入产出表，认为人均GDP增长是CO2排放上升的决定性因素。[66]阎晓等（2012）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1980—2009年重庆市的碳足迹，并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进等方面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67]马力、朱立（2011）以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为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回归模型。[68]②探究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关系。桓汉青等（2014）通过运用四川省能源消耗的相关数据，论证了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压力在不断增大。[69]戴彦焯（2013）考察了贵州省能源消耗和碳足迹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估算模型、碳足迹计算方法。[70]③从企业角度进行的研究。杨光勇、计国君（2013）构建了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低碳足迹供应链，将碳足迹供应链分为高制造、高分销、高使用三类。[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