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商品恋物癖之症状：无产阶级

初看起来，无意识当然是梦或商品的结构形式，但在深处却是这一结构形式的内在压抑和僵局。正如拉康晚期思想，任何结构中总有不可结构化之物，总有溢出或剩余，或者说是属于幼儿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而非可以用次级过程（secondary process）的成人语法来清晰表达之物（如母性元物：maternal Thing）。这好比某个人三十岁前异性恋三十岁后同性恋，但不管选择哪种性取向，仿佛总有某种骚动不安的性冲动受到制度性“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而它也只能扭曲地表现在每一种性取向的句法结构中，表现在这一结构固有的断裂和矛盾里，这就是“症状”（symptom）。这也说明了拉康的实在界之悖论，它既是抵制符号化之物又是符号界回溯的产物，我们绝对不能从可把握的平常事物的角度去揣摩它。

被压抑的不可说之物只存在于说话的方式中，平等交换原则的症状同样只能在平等交换内部去寻找。正如拉康所说，是马克思发明了“症状”，因为他不仅发现了商品之上平等交换的抽象网络，更在其中发现了颠覆这一网络之可能，即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一伟大群体！这可视为马克思恋物癖理论最伟大的贡献。

“症状”这一概念语出弗洛伊德，也译为症结、征兆等。弗洛伊德早期相信精神治疗的“阐释万能”，阐释的对象就是症状。症状是主体无意识体系的断裂点和“病理性”失衡，揭示了其平滑运作的突起和矛盾。无意识要保持其自身的一致性，必须以对症状的“非知”（non-knowledge）为前提。症状必须处于没有符号化、不曾道破的状态，因为其一旦阐释成功就将被解体：“只有在主体忽略自身的某些基本真相的前提下，征兆才能存在；一旦其意义融入了主体的符号宇宙，征兆就会烟消云散。”

齐泽克同样认为，结合商品恋物癖来看，工人或劳动力就是平等交换的商品无意识之症状：

其一，它标示了商品自由交换，或者整个资本主义普遍自由的崩溃点。资本主义自由是一个普遍概念，包括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商业自由等，但“一种特殊自由（工人在市场上随意出售其劳动力的自由）将颠覆这一普遍概念。……通过随意出卖劳动力，工人失去了自由——这里自由买卖的真正内容是工人遭受资本的奴役。当然，关键在于，恰恰是这个悖论性的自由，即其对立物的形式，终结了‘资本主义自由’的循环”。因此，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打破了资本主义普遍自由的普适性逻辑，暴露了其虚假性和排他性。

其二，它揭示了公平等价交换的市场理想的虚假。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是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的交换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剥削。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成为商品，工人被迫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家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种新商品使等价交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但须注意，这种否定是严格地内在于劳动和资本的等价交换的，症状总是无意识自身结构的悖论性产物。

齐泽克因此认为，劳动力是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的内在否定，其作为一个特定因素（症状）颠覆了其普遍基础：商品关系的一个种（species）颠覆了其整个属（genus）。一旦我们将资本主义现存秩序设想为合理的整体，这一整体中就包含了一个悖论性元素。“该悖论性因素对其发挥着征兆的作用——颠覆这个整体的普通合理的原则。当然，在马克思那里，现存社会中这个‘非合理性’因素就是无产者。”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因此代表整个资本秩序的变种之颠覆。在它那，资本主义的“理性之神遭遇到了它自身的非理性”。

然而，笔者要强调，在一个平滑运作的经济社会，我们却不能认识到劳动力的颠覆性。他们按部就班地推动经济机器的高速转动。这恰是因为，无意识的一致性、资本经济运作的稳定是以其对劳动力剥削的“非知”为前提的，这并不是说劳动力不能主观上认识到奴役和盘剥，而是说，其符号系统或整个社会还不能认识到劳动力交换的不自由不平等，在个体遵从的社会结构中，自由平等的交换原则仍是其无意识和客观信仰。在精神分析学中，阐释不仅需要从症状入手，还必须使症状重构患者的符号界（无意识），这才能起到治疗效果。探测症状并不是指出普遍原则的不完美不充分，“探测这种失衡，目的在于将之用于创构性时刻”。同样，资本主义批判不仅要揭示劳动力这一症状，还必须在符号结构中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实现符号重构，这将使劳动力商品烟消云散，而转化成无产阶级这一“圣症”（sinthome）。

对于无产阶级，人们总有太多误解，而它本身只是无所安置、仿佛一无所有而令世界战栗之人。无产阶级并不是在地铁口裹被讨饭的流浪汉，而是被动或主动丧失符号居所不得不陷入神圣疯狂、颠覆符号秩序的人，他不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以“出身论英雄”。正如齐泽克反复强调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是符号结构中被知识定位、具有身份之人，而无产阶级则是脱离人类知识体系、无实证身份的“变种人”（the inhuman）。“工人阶级是有关社会存在的简单范畴，无产阶级则是有关真理的范畴，指名副其实的革命主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本身代表斗争。”它是症状的非理性力量之爆发，是新的符号界、知识体系诞生的原点。

笔者认为，从工人阶级到无产阶级不仅是症状对表义系统的突破，而且暗合了拉康学说中症状到“圣症”的思想演变。拉康早期认为症状是语言结构的矛盾体现，透过语言分析可以消解症状，但他晚期发现，即使一些症状得到了阐释也依然不可消解，不可整合到原初的结构体系中。它仿佛是病人使用能指组织快感最基本的方式，维系着他最核心的存在。病人通过将冲动、快感捆绑在某种特殊能指构成（如主人能指、书写方式）上获得自身最小的一致性，以避免堕入精神病式虚无浑噩的空间。拉康于是发明合成词“sinthome”（圣症），意指某种特殊症状也可成为开创新的神圣符号系统的原动因。他以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为典范，认为“圣症”是其疯狂创建文本符号的生命内核，并作为取代“父名”（Name of the Father）的第四环构建了三界全新的拓扑关系。“圣症”由于其不可交流和阐释，始终作为三界的核心空白，标志着拉康从早期的阐释学、中期的结构主义过渡到最终的后结构主义。

正如齐泽克指出：“症状是一种妥协形成，在症状中，主体……不能够直面欲望，他背叛了欲望的真相。”而圣症是“一个特殊的意指构成。……使得主体能够建构它同享乐的基本的、构成性的关系”。以此看来，工人阶级仍是可待阐释并期盼解放欲望的症状，透露了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无产阶级（如激进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师）则是超越原有语言结构的“圣症”，面向新的未来世界。他是劳动力却不再是庸俗的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中一个不可妥置的怪物。他为生命独一快感所浸透，并将“永不停止地书写”，为平等交换的商品世界打开了一个异度空间。这一空间不可能被符号彻底建构或驯化，却将永葆青春活力，成为新的可能性、新的人类文明之坚实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