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¹⁾

一、从《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说起

当代史学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和研究成果的迅速累积，使某些研究领域开始呈现“饱和”状态，那些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的课题，更因其浩如烟海的文献而让研究者视为畏途。记得很多年前准备本科毕业论文时，指导老师就告诫我们一定要避开诸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选题，因为与之相关的问题要么早被“研究透了”，要么是我们尚无力涉足的。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以《历史研究》为例，据笔者粗略查阅，在2001年之前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发表一篇专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论文。当该刊于2001年第1期和2002年第5期接连推出两组质量上乘的义和团研究论文时，的确有些令人惊讶。⁽²⁾

两期刊物发表的七篇论文都建立在充分占有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其共同的优点，但它们所体现出的研究视野、方法、取向又分明大相径庭。从其与中国学界以往研究的关系来看，这些论文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路遥和王如绘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传统义和团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新进展，其特点有二：一是关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本身甚于运动背后的社会结构；二是关注本土因素甚于外来因素。与此相比，四位西方学者的研究都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外来因素表现出更强的兴趣。其中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天主教民的考察、狄德满（Rolf G．Tiedemann）对华北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之间武装冲突的考察都是对事件本身的研究，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对立两极中的另一极。在关注运动当事人即拳民和教民对事件的理解这一点上，柯文（Paul A．Cohen）的研究颇具新意，但它仍属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和再评价。⁽³⁾何伟亚（James L．Hevia）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义和团事件期间西方在中国的劫掠活动及由此引发的西方文明内部的道德反省，不再以事件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对西方文明特质进行考察的切入点。程歗对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本土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动态考察，一方面注重本土因素，另一方面着力探究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依据关注本土因素还是外来因素、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视角两个维度，这七篇论文构成了不同的类型。

表1　论文类型

这两个维度中，前者取决于对历史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关注，研究者的选择与他们自身对各种因素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毫不奇怪，三位中国学者都采取了本土视角，而四名西方学者正好相反（因主题和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后者则因为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定位，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取向。一种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这里所说的“结构”，正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它指的是“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⁴⁾。对于史学家而言，它“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⁵⁾打个比方，“事件史”把事件视为一幅画，研究者对它详加探讨，作出种种描述和评论；“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把事件当作一扇窗，研究者希望透过它看清窗外的世界。

关注本土因素的“事件史”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老传统，曾经产生过许多优秀成果，奠定了义和团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很难否认，这样的研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尤其是大量的成果积累和相对不足的资料发掘导致了研究空间的日益狭窄。关注外来因素的“事件史”为传统的义和团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但既然仍以事件本身为关注对象，可以设想它或迟或早也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因为在把眼光转向西方因素之后，相关的资料不断被发掘，相关的史实不断被澄清，最后也会走到这一步。在笔者看来，只有在研究取向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将关注点从事件本身投向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从“事件史”走向“事件路径”的历史，义和团史这样的传统研究领域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活力、焕发生机。当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对于本土因素的理解具有先天的优势，探究外来因素则较多地受到语言、资料、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所以立足于本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程歗所作的本土取向、“事件路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以此文为中心，对另外六篇论文暂不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