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事件路径”的历史何以可为

在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研究旨趣从事件转向结构之后，为什么还必须对事件予以关注呢？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自身不会说话，只是静静地躺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之流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则是促使结构显露自身的重要契机。任何事件都受到各种制度、关系和结构因素的或明或暗的制约，绝不是凭空发生和任意发展的，即便是极具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本身也只能促发事件，而不能决定事件发生的方式、发展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这些仍要受制于制度和结构因素。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纷纷登台亮相展示自己，从而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柯文对“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的研究还表明，事件不仅是事件发生之时社会结构的表演舞台，甚至可以为事件结束多年以后的社会结构提供展示自己的空间）。所谓“事件路径”，其意义首先就体现于此。

其次，事件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人们常将社会结构比作一座建筑，但这种建筑必须在人们持续不断的社会行动中才得以存在，正是一个个事件（最通常意义上的事件，而不是传统事件史以历史意义作为识别标志的“历史事件”）的动态过程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相对稳定和静止的社会结构。事件既促使深层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其本身又参与历史事实的建构。例如1905年废科举这一事件，就在这双重意义上成为极好的研究视角：一方面使传统社会结构得以显现（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制度化流动、知识者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联，恰恰是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另一方面又促成了这一结构的瓦解和向新结构的转型。“事件路径”的历史，就是要把历史事实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透过对事件的深入考察揭示历史事实的深层真相，即历史河流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程歗在论文中指出：“我们过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了以特定区域为依托的各种民间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些组织是怎样在变化了的区域格局中‘动’起来的。换言之，需要在‘区域’和‘组织’之间寻找新的可以涵盖和沟通两者的研究角度，更具体地说，是要找出一股对特定区域的多层组织及其所属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这就清楚地体现出将历史事实、社会结构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探讨的理论自觉。民间组织和蕴藏在它背后的民间文化（与义和团运动这一突发的、短时段的事件相比，它们正是稳定的、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都不是静止不动的，通过“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这样的动态过程，它们一方面向史学研究者们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引领着自己的发展变化，导向了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

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一书⁽¹²⁾，堪称这种“事件路径”的历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作为叙述主线的叫魂事件，最终证明不过是一连串子虚乌有的妖术指控，是“一出追求幻觉的历史闹剧”⁽¹³⁾，然而在作者笔下，它却成了帝制中国官僚君主制中两种权力角逐的舞台，来自皇帝的专制权力与来自官僚的常规权力既密切关联又彼此冲突，它们在对叫魂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纤毫毕现地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能量和特征，从而使官僚君主制中最深刻的内涵大白于天下。从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通过事件过程来透视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实际运作，“事件路径”的历史的这一本质特征在孔飞力的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在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概念、理论、方法的同时，社会科学也正努力引入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关注制度和结构甚于事件过程的学科领域，事件既作为动态的社会事实又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注意到在当前农村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弱化和撤退，农村基层组织陷于涣散与瘫痪；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仍能得到贯彻执行，主要体现在征收定购粮、落实计划生育等棘手的行政任务仍能较好地完成。这种矛盾反映出静态的结构研究存在的局限，孙立平敏锐地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即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事物在遭遇不同情境时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都并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所以他尝试从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事实，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视为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从而对他观察到的矛盾现象作出了成功的解释。⁽¹⁴⁾之所以不避繁复地详细介绍一位社会学家的论述，是因为这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过“事件路径”进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所关注的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社会结构。

又如，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近来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村民自治这种新制度（具体到每一个村庄则以村委会选举这一事件的面目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观察农村政治结构的机会。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往往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日常社会关系所掩盖，而以村委会选举为核心环节的村民自治，则使村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直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使隐蔽的乡村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在研究者面前显现出来。从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大量实例来看，这正是一种“事件路径”的研究，村委会选举这样的事件成了农村基层政治研究行之有效的视角和路径。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写道：“这村庄不愿显露自己/但肯定有自己的意思……”⁽¹⁵⁾社会结构潜藏在历史深处，沉默而隐秘，历史事件是它们偶尔发出的呢喃低语，虽然含混模糊，却是我们借以抓住它们意思的重要契机。正因为如此，“事件史”似乎陷入了困境，“事件路径”却对史学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