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源交汇：概念史之方法

西方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不过数年时间，但几位中国学者已尝试从不同角度出发，探讨更契合中国和东亚近代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在概念史的方法论问题上，当前中国学界还远未达成一致看法，而是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社会史等不同源头出发，结合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各具特色的不同研究路数。

孙江是近年来在汉语学界倡导概念史研究最力的一位学者，他将自己的研究旨趣概括为“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有鉴于概念史与词语史、观念史、社会史之异同，孙江提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¹⁶⁾所谓“近代东亚知识的考古”，实际上是一项关于中国/东亚现代知识体系——语言、概念、文体、文本和制度之生产与再生产——的综合研究，侧重考察从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知识移入中国/东亚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并探讨有着同样经历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知识往还之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既采用了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手法，又超出了德国辞典式概念史研究的范围，而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与概念史研究勾连起来。孙江最近在南京大学召集的两次学术会议，分别以“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和“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为主题，是与其概念史研究旨趣密切相关的。⁽¹⁷⁾

金观涛、刘青峰从1997年开始着手建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中国近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研究方法”。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政治术语”之起源和演变的考察，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840至1900年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1901至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1915至1925年为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并由此引发知识界对民主、权利、社会等重要观念进行重构、形成中国当代思想的阶段。⁽¹⁸⁾在对若干重要概念的具体考察中，他们一方面注重从词汇、概念之具体语例的统计分析来揭示其内涵的丰富层次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始终围绕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与“不变”来展开论述。⁽¹⁹⁾

这种数据库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即科学主义数量统计方法能否解释思想现象。例如一篇书评文章对金观涛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第一，观念的流行与心态的变化有时并无蛛丝马迹可寻，即便有所表露和展示，往往也很难用数据库中揭示出来的新名词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表征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第二，信息和观念的传播方式、物质构成、商业运作、读者获得途径、读者的阅读接受情况等因素，都无法用精准的时间或数字来表现，企图用数据或频率来揭示存在致命的缺陷。第三，作为研究基础的数据库明显忽略了文学材料，忽略了近代小说、戏曲等文类，也缺乏从接受者尤其是一般民众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观念的讨论。因此，其研究呈现的只是“局部真实”，甚至可能是历史“虚像”。⁽²⁰⁾

冯天瑜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强调通过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这一方法以探析概念的历史轨迹和思想文化蕴涵为基旨，不仅探讨概念的原始词义，还关注词义在历史流变中发生的变异，要求把握词义的内涵与外延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信息。在具体研究中，注重考察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是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这几个概念变迁关键时段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生态下的语义迁衍。⁽²¹⁾这一理路与概念史研究颇有契合之处，但方维规对“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一术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取广义的“文化”概念，那么在“历史语义学”中嵌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如果取狭义的“文化”概念，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范畴。⁽²²⁾

黄兴涛自十余年前开始对中国近代“新名词”的研究，尝试从“思想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出发，分析清末民初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历史特征和“现代思想平台”之功能，并从考察一些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的词汇构成特点与价值认同的角度，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²³⁾其研究方法体现出概念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特征，服膺陈寅恪先生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²⁴⁾，强调只有把近代中国新名词置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研究和透视，其历史内涵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和揭示。⁽²⁵⁾他还探讨了将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分析运用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可能性，认为话语分析可以凸显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进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与后人历史书写结合起来进行透视，但这类探索本身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新的反思。⁽²⁶⁾

桑兵倡导和推动的关于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学术史研究，是中国语境中概念史研究的另一来源。其基本假设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只有了解这千古一大变局的各个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深入探究，才能获得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²⁷⁾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迄今已出10余种，涉及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不同侧面。例如，孙宏云细致考察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历史，从具体的学术史事中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展开过程的渊源脉络，以档案文献与报刊、时人论著、日记、当事人回忆等资料排比参证，条理史实，究明本原，为回顾本土学术经历、理解今人观念和行为中的历史沉积提供了具体详实的凭借。⁽²⁸⁾程美宝着重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在晚清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近代读书人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²⁹⁾丛书中的其他著作，还分别涉及清末民初社会学的引进、传播和展开，“全盘西化”思潮发生、成潮、高涨到式微的历史过程，清末民初报界群体的观念和活动，近代中医、西医的不同身体观及其论战和汇通等话题。

对德国概念史浸淫最深的方维规则深有感触地强调“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他指出，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学术功底。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重要政治和社会概念，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例如考察“民主”、“自由”、“进步”等概念，需要弄清它们在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真正含义和具体运用究竟如何，它们是以何种姿态、何种意涵进入中土的，士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否则就会出现对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