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循名责实：概念史之实践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³¹⁾将概念史研究方法用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并非易事。迄今为止，中国学界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成果为数仍然不多，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新史学》同仁的相关论文和金观涛、冯天瑜等人的相关论著。

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收录了四篇探讨近代概念问题的论文，这是中国概念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孙江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东西洋话语的碎片还原于历史语境之中，探讨了东西洋知识的传统/近代层面及其相互勾连，指出中国传统东西洋知识的建构有赖于中国与南海地域之间的互动，东西洋知识乃是在内含了有关南海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后所建构的自我/他者知识。黄东兰从语词上探究了亚洲这一由欧洲传教士催生的“他者”概念被生产的过程，以及这个“他者”如何被接受进而变成自我“概念”的过程，指出当“亚洲”成为自称之后其内部即出现差异化。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文本中，“亚洲”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人种的含义。章清考察了清末民初教科书中“自由”概念的呈现方式，指出不同学科的教科书对“自由”的阐述颇有区别：在政治学架构中，“自由”是作为政治演进的核心观念被肯定的；在历史教科书中，“自由”则作为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遗产而被肯定；国文、修身课本对“自由”的阐述则主要基于个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展开，凸显的是“恕道”和“容忍”。⁽³²⁾日本学者川尻文彦比较了中日两国语境下“民主”概念不同的复杂含义。晚清中国“民主”从传统的“民之主”脱胎为近代概念，被赋予了由古希腊直接民主政治而来的“多人乱管”色彩；明治日本以汉字“民主”对译democracy，这一概念却始终难以在近代日本落地生根。⁽³³⁾

黄兴涛主编的《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并非概念史研究之专辑，但其中若干论文亦与概念史密切相关。马钊的《女性与职业——近代中国“职业”概念的社会透视》将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概念研究结合起来，融合了“职业”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三重视野，从女性近代命运的独特角度，探讨了现代“职业”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及其有别于传统“职业”概念的新内涵，并努力揭示民国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职业”定义及其与20世纪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黄兴涛的《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余新忠的《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但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概念、词汇、观念及其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出寻求创新的文化史追求。⁽³⁴⁾

《新史学》同仁既借鉴和吸收了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又将概念史研究融入“近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论域之中，“面对的是远比科塞雷克要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问题”。该刊第四卷即以“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为题，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涉及概念史研究。岸本美绪在中日比较的视野下考察了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她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不要急于给“近世性”概念下实体定义，而应该关注16至18世纪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摸索新秩序的；不应该以倒叙的方式检验“近世”中是否存在通向“近代”的要素，而应该以“近世化”的多样性为背景来理解作为新的重建时代的“近代”。黄东兰以两部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文本为例，考察了尚处萌芽时期的日本东洋史的中国表述，尤其注意到近代日本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定位中国这一问题。她指出，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一方面援引欧洲万国史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史的时间纳入普遍史的时间之中，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史变为外国史、再变为东洋史，使中国成为空间上和文化上的“他者”。日本将中国“相对化”的过程，既是面对西洋的自我差异化，也是对东洋/亚洲的再差异化。顾德琳依据“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探讨了race一词在中国语境里的不同表述，指出近代中国关于人分五种及中国人为黄色人种的观念主要来自日本的译介和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揭示了近代中国人种知识的外来性和复杂性问题。⁽³⁵⁾

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是作者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研究中国近代若干重要政治概念之形成与演变的论文汇编。该书虽以“观念史”名之，但从研究方法来看更接近于德法的概念史研究，而与英美的观念史研究差别较大。⁽³⁶⁾除了相关的方法论讨论之外，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变考察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通过rights译名的变化考察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通过“个人”、“公民”、“国民”等概念考察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探讨西方社会观念如何进入中国；通过“天理”、“公理”到“真理”三个词汇的统计探讨表达政治制度正当性的观念变化；通过从“天下”、“万国”到“世界”的变化考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通过“格致”和“科学”的意义变化分析中国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结构；通过“富强”、“经世”到“经济”的译名变化揭示表达社会组织蓝图的内在理念；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革命观念的起源和演变。⁽³⁷⁾

冯天瑜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大陆学者，其代表作《“封建”考论》、《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也是国内较早的略具概念史色彩的著作。《“封建”考论》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对“封建”一词作概念史的考索与探究，分析这一词语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以及马克思的封建原论、现代中国的“泛化封建观”，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出新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由于“封建”概念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再重版。⁽³⁸⁾冯天瑜的其他研究还涉及“革命”、“共和”、“经济”、“科学”、“人民”、“社会”、“自由”等概念在近代的流变过程。⁽³⁹⁾

黄兴涛主要聚焦于从清末到“五四”前后兴起的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概念，如“文明”、“文化”、“现代”、“中华民族”等。他梳理了“文明”和“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指出它们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⁴⁰⁾他又对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基本形成，也即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研究的有关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着重揭示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与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⁴¹⁾但黄兴涛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还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史概念，例如对女性代名词“她”的研究、对“黄色”的研究。“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霸道的西方，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发生了关联，从而为汉语所接纳。⁽⁴²⁾“黄色”由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转成与色情淫秽之指代并列共存、具有内在含义矛盾的词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互动的产物，作为负面贬义的“黄色”表现出传统词义的一种变态，与西方“黄色新闻”等概念中的黄色原意也有脱离。⁽⁴³⁾

方维规不仅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译介者，也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对“知识分子”、“经济”等概念的考察，至今仍称经典。例如，他在梳理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基础上，对其中国版本“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内涵、发展及运用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这一概念在中国确立之时几乎完全中国化了，并很快发展成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汉语“知识分子”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一个概念史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史问题。⁽⁴⁴⁾他又探讨了economy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以及这一译名最终确立的可能原因，指出“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又顾及了西方19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political economy的简略用法economy。⁽⁴⁵⁾在关于近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考释文章中，他着重强调了西方语言中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和关联，以及德国观点、英法观点对中国知识界理解“文明”、“文化”概念产生的影响。⁽⁴⁶⁾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概念史研究论文发表。例如，桑兵考察了近代“哲学”和“中国哲学”概念的起源，指出以“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译名并用以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思想的是日本学者，后为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包括了多元意涵：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所谓“中国哲学史”）；“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⁴⁷⁾章可考察了晚清天主教与新教的概念变迁，指出“天主教”本为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则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最终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产生了很大影响。⁽⁴⁸⁾

原初意义的概念史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由于“概念”、“概念史”所蕴含的独特魅力，此名目常常被史学领域之外的研究者借用，作为考察本学科重要概念的方法论依据。例如，哲学界对西方“启蒙”、“观念”等概念之演变过程的考察、对伽达默尔概念史分析方法的介绍，⁽⁴⁹⁾政治学界对西方“国家理性”概念及其不同理解范式的阐述，⁽⁵⁰⁾文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概念及其近代以来之演化的梳理和阐释，⁽⁵¹⁾法学界对中国“司法”概念演变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的考察，⁽⁵²⁾宗教学界对百余年宗教学学术史中的“宗教”概念之演变过程的梳理，⁽⁵³⁾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概念之源流、发展及其理论意蕴的探讨，⁽⁵⁴⁾建筑学界对建筑史中“空间”概念之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考察，⁽⁵⁵⁾教育学界对西方教育史上“liberal arts”（博雅学艺）与“humanities”（人文）概念之内涵及演变的探讨，⁽⁵⁶⁾医学界对中国“花柳病”概念之渊源与传播过程的考察，⁽⁵⁷⁾等等。这些研究与源自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多少有所差异，甚或在研究旨趣上与之背道而驰，但在概念史刚引入中国的特定阶段，无疑对壮大概念史研究的声势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