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梦校园

我在自学英语，翻译着一本本书的时候也曾有过憧憬：若有一日我能进大学学英文该是多美好的事儿啊！在那个年头，“上大学”几乎是天方夜谭，便是在梦里也没做过上大学的梦。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大学都关了门，从1972年起，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录取不经考试，但必须是“政治表现”好，获得工人、贫下中农或解放军的推荐，所以入校的大学生又被称作“工农兵学员”。学员中一部分人是被工农兵推荐的知青，还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工农兵。我消沉的心开始泛起了一丝渺茫的希望。

1975年年初，高校开始招生时，我抱着试试看、未存太大希望的心情，通过了大队、公社以及县里申请大学的入学资格选拔。我在宿迁的各项表现还是颇受当地农民赞许的，甚至被选拔参加了县里的“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并不是文艺团体，而是作为一个工作组派去其他公社，以协助、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大队及小队干部。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原不敢想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荣幸地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的推荐，获得了申请大学的资格。

当时国内有不少院校派遣老师来到宿迁县城招生。申请人会事先收到一份通知，上面罗列着各学校招生专业的名单。我那时有两个选择：南京是我一直梦想回去的城市，但南京师范学院不在宿迁县招收英语学生。而我的夙愿则是入读英语专业，哪怕学校在天南海北我都会去。当年在宿迁招收英语专业学生的唯有徐州师范学院。从地点来说，徐州不是我的首选，但在城市跟专业之间，我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我钟爱的英语专业。

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虽不用考试，但仍有个简单的面试——至少对于申请英语专业的人而言。这个面试要求所有申请人到县里参加一个集体口试。

那年徐州师范学院外语系派来招生的是余仁安老师。他面对几十个申请人说：我用英语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谁知道谁就回答，答得对答不对都没有关系，不打分的。随后他就开始提问了。他问的大多是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如你家有几口人，你做什么工作之类的。申请人中的大部分都从来没学过英语，自然听不懂。我记得好像大部分问题都由我一人回答了。后来我到徐州师范学院上学时，余老师成了我的老师，几年后我留校又与他成了同事。他每每提及那次面试就说：“是我一眼就看中你的！”

过了一段时间，高校录取结果出来了，我如愿被徐州师院外语系录取。当时我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被大学录取于我不仅意味着可以学习钟爱的外语，还意味着我将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农村了。

在徐州师范学院上大学

就这样，1975年9月，我带着一个行李箱从宿迁来到徐州，成为徐师外语系的一员。

我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像海绵般吸收着英美语言文学的各种知识，每天花很多时间戴着耳机听录音，乐此不疲，我的成绩自然是班级里名列前茅的。

1975年的政治环境虽然比前几年好了许多，但也得时刻提防给人留下“只专不红”的印象。当时还流传着“只读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这类说法，所以看专业书通常得悄悄地避人耳目，听BBC和VOA广播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通常也不敢听。学校还不时举行“批林批孔”的政治活动，要求我们参加。当时的学制是三年，其中需花不少时间到农场学农、到工厂学工、到部队学军，真正上课的时间大概仅有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