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武、象之间

第一节　东乡相持

一　三里圩大败周天爵

（一）东乡战场军事态势和双方之部署

据《武宣县志》载：“三里圩，大市也。西通县城三十里，牛车路平。”“东乡圩，大市也。西通三里二十五里，半田伕路，半山脚路，村多田广，谷米大宗，多运出勒马下船。北通和马圩十一里。东过双髻山，通桂平三江圩、大宣圩以至大湟江圩一百里。高山羊肠路。……此路为柳、湟干线。”由三里圩往西北，经二塘，“上官桥，过界首，达庙王圩，至永隆村，计程一百里，与象县交界，为上桂林大道”。或者“经二塘折西行，经黄茆圩……至梁村河沿，与象县石龙对岸，计程九十五里，为上柳州大道”⁽¹⁾。从紫荆山西麓经东乡、三里，至武宣县城，地势由高渐低，沿途盛产稻米，可资军队粮秣。东乡、三里地区南为黔江所阻，沿江有若干渡口，是盐、布等商品输入的主要通道。能否控制这条水上交通线，对军资供应关系至大。西面滨临象江，也有渡口，为又一条补给线。但太平军没有水师、船只，欲向西、南两线发展，殊为不便。陆路直通象州，交通便捷。另有崎岖山路，辗转通往修仁瑶山，则为陈亚贵北上威胁桂林的进军路线。

刚到武宣的周天爵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地理评述说：

东乡者，即前明韩雍所称之大藤峡之后门也。东西六七十里，复山重岭，右江环之于西，有径通罗渌洞。东跨东肥、花路，皆险岩陡涧。由东而西，逾横岭即开阳面，三四十里为一大战场……水陆俱通省城，盖省南柳州、象州各大郡之门户，亦即通省安危之所系也。⁽²⁾

乌兰泰到大营后，奏报咸丰帝称：

武宣东乡地势，四围皆山。西临右江，中间平阳不过五六十里，间有小山重岭，其中大小村圩六十余处。⁽³⁾

看来，东乡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防御战场，村圩棋布，粮食丰裕。基地间有丘陵，可以据险配置部队，与村圩据点互相策应，形成严密的村圩防御体系。基地四周高山险隘，可扼其隘口、制高点，阻截来犯之敌；防线后方有重兵屯扎村圩，为前沿守军劲援。这一地区又处于数州县交界，道路纵横，清军兵力不足，难以截断全部交通线，无法构成纵深配置兵力合围的态势，太平军因此可以转移运动。

3月10日，太平军突围。11日，进据东乡。12日，“贼前锋至三里，踞灵湖、台村；右股至西乡、平田、贝贡；左股至北下、沙安、朋村。顷刻，烽烟四起”⁽⁴⁾。其时，武宣县城仅“县官一人，一县皆空，而纷纷向西逃者，渡江船无歇时”，知县刘作肃准备一根绳索，欲在太平军破城时自缢。⁽⁵⁾14日，周天爵抵武宣，所部只200名兵勇，根本无力与太平军较量。象州也空虚薄弱，没有多少正规军防守。李星沅焦急异常地说：“武宣、象州均近。至象州团练不力，兵数无多，尤觉空虚可虑。”⁽⁶⁾直到15日，他才派出550名清军前往守御。又令韦任元部瑶勇，“兼程赶回象州，协同州营防堵”⁽⁷⁾。当然缓不济急。李星沅正在忙乱之中，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陆川有凌十八股匪窜入，恐与金田逆匪串合，必于大洋圩一带分兵带练严防，并将张钊弩船及广东硬艇排列石嘴上下，遇有匪徒抢渡，即行截击。”⁽⁸⁾

客观军事态势表明，太平军转移东乡，清军主力被阻扼于紫荆山隘口之东，而西、南、北各个方向并无清军集结。李星沅、向荣原来的“坐困”战略完全破产，上下陷入混乱状态，既摸不清太平军转移目标，又来不及迅速作出军事反应。显然，太平军又夺回了主动权，取得了转战发展的良好战机。无论西进武宣，北指象州，或进据黔江各渡口，获船接应凌十八，都有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洪秀全等如果确想进军桂林，则可沿陈亚贵当年北上路线，沿途亦无清军重兵堵截。桂林省城守御虚弱，周天爵发现“兵太单薄。……仅数百人派守城垣”⁽⁹⁾，难以抵挡太平军的大举进兵。在金田起义影响下，各地天地会力量又趋活跃，李星沅抽不出机动兵力驰援武、象。3月14日，他写信向徐广缙抱怨：“续请大饷，未审来自何方，来在何日，坐愁妙手，寝食不遑。金田甫报好音。骤难蒇事，而各路请兵告急，纷至沓来。非得行者化身，何能四应？”⁽¹⁰⁾可见，他无法扼住太平军北上的浩大声势。

问题是洪秀全等此刻并无北伐的战略雄心。他们最关心的仍然是保存自身，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战略还是单纯防御，金田、江口圩的相持不败就是明证。相反，对于发展、运动、攻坚，洪秀全等尚无任何战术经验，缺乏胜利信心，不敢冒险长途运动。因此，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在东乡地区安顿2万将士、家属，筹集军资，招集教众，设防守御，喘息休整。太平军的注意力放在防堵向荣追击部队上，出紫荆山后，立即挖断隘口，驻兵扼守，使清军无法出山蹑后追击。同时，抓紧时机，构筑防御阵地。周天爵说：

贼据东乡之村，头村为韦逆之大渊薮。其地西至东岭、三里圩，有三十余里。贼以东岭、三里圩为东乡之门户，以台村、灵湖之淤田为关栏，以山鞍岭为域限，以莫村一带十余村为埋伏之所，其精锐大半系萃于此。西窥武宣，则由凉亭路口；而西北窥象州，则由二塘、大林、小林而北。其间山境崎岖，最易窜越。⁽¹¹⁾

这又是一个纵深严密的防御体系。太平军第一线兵力防守东岭、三里圩一带，台村、灵湖的稻田为天然路障。清军无法展开兵力，实为前线关栏，天险山鞍岭构筑要塞，俯视敌人动静。预备队配置在莫村等10余村，可以增援各个方向。太平军防御准备严细迅速，因地制宜，显出了战术的熟练与高超。

李星沅立即看出太平军的防御态势，松了一口大气，3月16日，函致周天爵，作出判断：

贼由紫荆山窜入武宣东乡，仍是据险之意。官兵必分路夹击，或恐兵分力单，即以壮勇、团练扼守紫荆山口，不致贼踪出没。大兵专攻东乡，贼势坐困。……则贼已准备东乡为又一牛排岭矣。⁽¹²⁾

由于洪秀全等的再次战略失误，给了清军重新聚集兵力，再行坐困战略的时机。战场主动权让给了清军，影响了革命发展的进程和速度。

周天爵年迈气盛，对广西局势深为不满，迁怒于李星沅的世故不力，徇情包庇郑祖琛等贪庸官员。前线军务毫无进展也使他愤懑焦躁，归结为李星沅全不知兵。这位巡抚不安于省城处理政务，赶到柳州行辕，指责李星沅不在西路设防，将会导致太平军突围至武、象。当时，他决意揽持军务，疾驰前线指挥围剿，妄图扭转久战无功的相持战局。3月14日，舟至武宣，正是太平军进驻东乡基地之时。

周天爵敢于任事在清朝文武官员中实不多见。他只带200名兵勇至武宣，启程时，兵勇哭泣，不愿送死。15日，他“留兵五十名、勇五十名守（城），其（余）一百名赴前扎营赴敌，皆失色”。周天爵下令：“违我制者斩！”⁽¹³⁾挟持兵勇作愚蠢的冒险。就在同一天，向荣才由浔州“亲率和春、成安等分领楚粤官兵驰往武宣”⁽¹⁴⁾。“一日夜走二百余里，十五日（3月17日）申刻”⁽¹⁵⁾，抵达前线，与周天爵会师。同时，向荣又令刘继祖率水勇，驶往勒马江面，切断黔江交通线。李星沅急令刚到行辕的秦定三管带“黔省官兵，速探贼踪，迎头截击；李能臣管带滇省官兵由新圩一带，从后跟追”。周天爵则命张敬修率“壮勇一千二百名，由平南前来备用”。闽勇、瑶勇进扎三里圩前线，署古州镇总兵李瑞率兵800名往象州防堵。饬令战场周围各州县迅速调集团练，封锁防堵。李孟群督练丁协防紫荆山、碧滩、罗渌洞等处。李星沅等人企图围歼太平军于东乡。⁽¹⁶⁾

李星沅还认为，在包围态势形成、部队完成集结后，应立即发动攻势，不宜重复江口圩的长期围困相持的战略，这样，不致功败垂成。他在3月16日指示向荣：

该匪喘息未定，粮药未齐，此时利在速战，应以重兵分为三路：一截武宣之前，防其窜扰来宾、象州；一蹑武宣之后，防其窜回紫荆山；一合兵壮练，直捣武宣东乡，使之不及设备，似可一举而得。若稍事延缓，则一误再误，逆焰复生，更不可收矣。⁽¹⁷⁾

这个方案主张前截后堵，重心突破，乘太平军立脚未稳，一举拿下东乡。从理论上说，这不失为高明的军事计划。可是，它脱离实际，过高地估计了清军实力和集结速度，相反，过低估计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和构筑防御基地的进度。其实，直至3月25日，清军才完成第一线兵力集结，太平军早已严阵待攻。李星沅的构想成了行辕幕僚们撰制的具文。

向荣首先不同意速战，而要坚持江口圩那一套围困封锁战略，“四面围困，断彼粮食”，而后发动总攻。李星沅担心，“但恐不能围断，又旷日持久，转致另生枝节”。由于说服不了向荣这位“悍将”，他自行放弃速战方案。⁽¹⁸⁾

（二）东岭村会战：挫败向荣挑衅

太平军展开了侦察性的战术机动。3月18日，一支部队进向武宣，周天爵布防的百名兵勇逃至新路桥的向荣营盘，太平军跟踪疾进，看到向荣军旗，不战而返。周天爵承认：“是武宣之不失，省城之不危，向一人之力也。”⁽¹⁹⁾他未免夸大了向荣的功绩。当时，楚兵不过2000名，如果太平军真的全力进攻，是不难击溃楚兵、攻克武宣的。向荣所起的只是一定的威慑作用，使谨慎的洪秀全等不敢发动会战，保全了武宣。

19日，一支太平军进据东岭村，向荣又出兵挑战，双方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会战。

周天爵亲历戎行，写道：

十七日，向提军遂大战于台村、云湖之间，带兵只百名，贵州勇、福勇五百名，不意各勇先溃，镇筸兵大奔。我方作书，即提新至之东勇二百名，自己兵勇二百名急援，时提军被围已时许矣。我催勇一百名挥刀直进，而东勇果怒气而进，翼提军破阵而出，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当是时，贼皆聚击于我，炮子如雨，我仍吃烟，点火者按不住烟窝，而抬轿者后二人起不来矣。⁽²⁰⁾

周天爵承认这一仗不仅壮勇，而且镇筸兵都一败涂地，据他说，原因“皆镇筸兵欲害之（向荣——引者）也，因为向荣徇私保举之故”⁽²¹⁾。周天爵的兵勇如雀似羊，斩首也不愿前敌，幸亏东勇还算敢战，终于救出向荣。

徐广缙却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在周天爵身上，他说：“缘二月十七日之战，周天爵自逞匹夫之勇，贪功失利，全局顿挫，气难复振，遂至畏贼如虎。”⁽²²⁾

看来，这次清军兵力千人，太平军为数也不会很多。周天爵、向荣妄图一口吞掉太平军，反而遭到太平军的坚强抵抗。而且，太平军相机反击，突破清军虚弱的两翼，中路镇筸兵亦随之奔溃。周天爵接应，太平军火力阻击，向荣溃围而出，双方并未继续会战，太平军凯旋收兵。从此，清军畏敌如虎，士气不振，周天爵承认：“自二月十七日开仗，至三月初二等日（4月3日）进兵，虽则相持，而实无一胜。”⁽²³⁾东乡前线呈现半个月的相持战局，战场上转趋沉寂。双方都不主动发起会战。洪秀全3月23日登基，封授五军主将，忙于政权建设，加强反围剿准备。清军则利用这一时机，完成兵力集结，组织新的进攻。

（三）三里圩会战

1．双方完成战前准备

战局每况愈下，清军矛盾日渐加剧。周天爵坐镇前线，在李星沅—向荣指挥体制中横插一手。本来，他对军事进展缓慢，归结为李星沅“全不知兵”。现在，他又责怪向荣与各镇将恶怨深结，兵不用命，认为向荣“唯其失众由于不能与众同功，其子向继雄虽有微劳，何必偏厚而忽兵弁之微贱，于是他营周凤歧深诋之而已，楚兵亦遂不为出力也”⁽²⁴⁾。周天爵主张发回黔、滇兵将，改调北方马步劲旅，为李星沅拒绝。⁽²⁵⁾周天爵满腹恼怒，把自己推至矛盾的泥淖，上为李星沅猜忌，下遭诸将掣肘，清营将帅潜伏着冲突的暗流。

向荣与周凤歧早成水火，3月底又与李能臣发生冲突。原来，黔、滇兵400人防堵紫荆山隘口，后向荣调黔兵至武宣前线，留滇兵防守界顶，李能臣因兵单拒绝移营。双方向李星沅告状，李支持向荣，“即经严批申饬，并密扎杨署臬司就近确查禀复，以凭参办。正当军务需人之际，该镇将不能和衷，奋勇堵剿，乃至各执一词，实堪愤恨！”⁽²⁶⁾又劝谕向荣：“现在紧要著力全在东乡围攻，正须滇、黔同心，万勿视为无用，以致大众解体。”⁽²⁷⁾但谁也不听李星沅的劝告，矛盾和倾轧有增无减，对战局投下更加不利的阴影。

在战略上，李星沅因向荣抵制，改变了速战的初衷，他告知前线：“现在武宣兵勇太单，千万不可速战，须俟秦镇到武，带有重兵。或滇、黔兵从后路追袭，彼此知会，再行开仗。”⁽²⁸⁾清军将帅们的战略遂取得一致。

3月25日，周天爵通报李星沅：“武宣前后两路，现经布置详密，步步为营，定期夹攻，当可得手。”李星沅没有这么乐观。担心“两路均有重兵，而象州兵力较单。恐其大伙奔突，势将不敌（势必径走此路。可虑之至）。”他提出将滇、黔兵调赴堵截，又令李瑞新到黔兵增防象州。⁽²⁹⁾3月底，清军第一线集结兵力6000人，第二线防堵兵力4000人。周天爵在武宣县城指挥全局，向荣扎新路桥，与武宣互为犄角，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周天爵的主攻方向确定在三里圩。“盖一过三里，则修仁、象州、柳府处处可通，故三里最为紧要。”⁽³⁰⁾为了掩护主攻方向，25日，张敬修奉命率东勇在南线沙安、明村一带展开牵制性进攻，迅为南路太平军所却。⁽³¹⁾

太平军觉察出清军的战略意图与进攻方向，立即迅速作出反应，将紫荆山至东乡道路挖绝，使敌军无法从东线威胁东乡总部。太平军主力“大半移住三里，并抢夺牛车，似将由大路窜越牛栏、古城一带”，集中精锐配置在主战场，准备痛击来犯之敌。⁽³²⁾

4月3日，双方会战于三里圩、东岭一线。

原来，3月19日东岭会战后，周天爵曾受咸丰帝表彰，寄谕称，“看其精神矍铄，并非老不能军。现既亲历戎行，着即专办军务，带兵督制。俾得殚竭血诚，捷音迅奏”⁽³³⁾。重任荷肩，周天爵亟欲寻战，妄图获胜奏捷，再得升赏。因此，他制定了多面向心攻取三里圩的军事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向荣、秦定三担任主攻，分别由西、北两个方向突击，东岭、台村为牵制性进攻方向，则由刘继祖、张敬修负责。会战开始，拟先实施牵制攻势，造成太平军判断错误，乘虚总攻三里圩。由于兵力不足，四路分攻，清军无法考虑预备队的配置，只指望各路相互策应，进攻时“步步为营”。周天爵自以为“布置详密”，“胸有成竹”，可以稳操胜券了。

洪秀全等获悉情报。4月2日夜，全军动员，洪、冯亲率东乡总部生力军乘夜增援三里圩，使太平军在前线力量对比上居于优势。清军方面，为了振作军心，统一进退，周天爵“申明号令”，各路皆置杀手队，专斩退却者，可谓煞费苦心。太平军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又居精神优势。洪秀全等重兵集结于三里、东岭、台村、灵湖各村圩，互为预备队。并且，在大林设置伏兵，突然阻截秦定三部，使其不能如期参加三里圩会战，以减轻主战场上的军事压力。

2．决战东岭，粉碎周天爵的重兵进犯

4月3日会战，周天爵自己打头阵，亲督水勇进犯东岭要塞，太平军严阵以待，战场上“寂无人声”。双方炮击，太平军突出2000余人围困水勇，原欲进袭台村之张敬修立即放弃既定进攻方向，增援水勇，太平军则投入预备队，又将东勇、闽勇紧紧围困。原定计划向荣主攻三里圩。只好转援东岭，企图从中间突破，分割太平军，再与被围清军会师突出。但“楚兵溃北，提军亦无如何”⁽³⁴⁾。太平军又增调援军，围住楚兵。总计4000余清军在东岭战场与太平军相持了半日之后，溃逃回营。秦定三指挥的2000余名黔兵，在大林遭到伏击，率部“大奔”，根本未至三里圩。此役，清军伤亡百人，周天爵承认，太平军“视死如归，赤身赴敌”，“死而后已”，以为吃了迷药。“受创不知在己”。一场2万军队投入的规模空前的会战以太平军大捷告终。周天爵辜负了皇帝的钦命，一战夺取三里圩的计划彻底破产。⁽³⁵⁾

三里圩会战显示了太平军臻于成熟的防御战术，在大兵团会战中发挥了这一战术的巨大威力。太平军准备充分，取得了兵力和精神优势，又在预先布防的阵地上与清军会战。会战开始，太平军就夺得战场主动权，迫使清军放弃原来计划的主攻方向，改在次要方向东岭会战，这是周天爵始料未及的。加之，太平军预先设伏，堵回黔兵，严重削弱了清军会战兵力。

会战时，太平军有一套独特的打法。据周天爵总结：

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躲藏。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³⁶⁾

太平军深知敌我双方的长处与短处，在会战中扬长避短，以木石架支藤牌防护自己，使清军火力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同时，发挥自己精神优势，与清军展开肉搏战，以竹针克敌之钝刀、短矛，清军且无护身之具，因而迭遭惨败。

三里圩会战是太平军投入预备队，逐次使用兵力的典型战例，清军对此深为畏惧。李星沅哀叹：

（太平军）则勾结煽惑，其党最坚。……其抗拒官兵，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贼令极严，进退分合有步伍，且看清一步方走一步。其有贼智，非奇兵不能破之。⁽³⁷⁾

这一仗太平军始终驾驭敌军，迫使其由进攻转为防御，太平军则由防御转为围困与进攻。这正是积极防御战术的集中体现，比以前战术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周天爵无可奈何地承认，洪秀全等“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综观所有大帅，无与敌者！嘻，莫非气数也夫！”⁽³⁸⁾自视甚高的老酷吏在几次挨打后服输，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清军将帅指挥能力深为失望。

三里圩会战表明，太平军的严重军事缺陷并未克服，洪秀全等没能在会战中把重点放在歼灭清军有生力量上。太平军虽然击回秦定三，包围向荣，却没有歼灭任何一部。清军失败，力量仍然保存，喘息休整之后，将会卷土重来。在战略上，洪秀全等未能在胜利之后，实施局部战略进攻和发展，战役胜利又不能转化为战略成果，战略水平未曾逾出以前的窠臼。

会战的直接军事效益是保卫了东乡基地的安全，太平天国政权又争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是洪秀全等第一次指挥万余兵力的大规模会战，胜利大大振奋了全军的战斗精神，扩大了敌对双方精神素质差距，对未来战局发展产生了无形而又深刻的影响。

二　清军的“坐战”与太平军的机动

（一）清军陷入军事困局

清军将帅们检讨了三里圩惨败的原因，发现他们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兵力不足，且不能战。周天爵与向荣早就主张大肆增兵，这次会战证明了这一要求的必要性。周天爵将双方兵力对比夸大为3∶1。李星沅也受到影响，叫苦不迭。先是三个人自觉无能指挥军事，联衔奏请咸丰帝，特简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办军务，并请增兵入援。4月22日，咸丰帝同意湖南、云南、贵州、安徽四省各调兵1000人，合计4000人驰赴前线，但一时缓不济急。周天爵片奏，请将直隶等七省军流犯发配广西，充当前驱。⁽³⁹⁾李星沅请徐广缙帮助，雇募潮勇，因为“南、太、泗、镇，各路纷纷请援，谢四纠伙窜扰，官军失利”⁽⁴⁰⁾。尤其是凌十八部号称万人，3月底直抵郁林，欲与太平军会师，李星沅更加感到局势吃紧，但徐广缙隔岸观火，反而拆李星沅等人的台，片奏咸丰帝称：“贼匪男妇老幼不及二万，虽小有伎俩，究属乌合。现在武宣兵勇共有万余，兵力尚不至单。其屯兵尚得地利，兵心生懈，有所由起。”⁽⁴¹⁾拒绝拨兵支援，只允雇募1000名潮勇。李星沅只好挖肉补疮，将不愿防守紫荆山隘口的李能臣部滇兵2000名，并贵县团练1800名，由杨彤如统带急驰郁林，阻击凌十八。东乡前线清军更形单薄。周天爵愤怨不平地向赛尚阿陈述：

续到之黔、滇兵三千，其到无期，而凌十八、刘八万余众欲来东乡合伙，于是力不主战而主守。将新募之练勇，并向秦之兵四千人，共万余众，守江守陆，通布四面三百余里之地。总言之若多，析言之则少也。⁽⁴²⁾

周函所云当为事实。就这些兵力，战斗力也极差。周天爵还说过：“贼愈战愈多，而我兵则愈怯，实无法可以剿灭之。贼凶悍有力，非乌合之众。彼方纪律严明，而我军则毫无纪律，退易进难，虽屡加劝谕，而孱弱畏葸如故也。”⁽⁴³⁾就军事常识而论，包围，进攻者必须具有明显的兵力优势，构成纵深配置兵力的包围圈，然后发动攻势，才可能围歼防御者。清军万余兵力与太平军数量相当，要想冒然进攻，将重三里圩惨败的覆辙。周天爵接受教训，转取守势，兵力不足实为重要原因。

其次，军费拮据，筹饷不易，不能多募壮勇。李星沅在奏陈清军后勤供应的机构和职能时说：

（1850年7月）先于省城设立粮台军需总局，并于南宁、宾州、梧州、浔州、太平、柳州、庆远、思恩、郁林等府州分设粮台支应局，派员管理转运粮饷、军火等件。所有支用文武官员薪水、盐菜、口粮，添制军械炮火，采买米面，雇募壮勇，及随营长夫、台站、马站、里夫各项安家工食，船夫脚价，驼马折夫，一切应用经费均由司库陆续转运，随时接济。并以此次军需先奉抚臣会核具奏，饬司筹动。⁽⁴⁴⁾

据署藩司吴鼎昌统计，李星沅抵广西时，该省已支用银49.6万两，咸丰帝原饬拨饷银50万两告罄。李星沅奏请，于“广西省城设立分局，就地收捐”⁽⁴⁵⁾。接着，周天爵又片奏，设立“米局”，“每米一石，银一两九钱，外加折耗银二钱，共银二两一钱。如米谷交纳，照米价减半计算”。其他杂费一概删除，⁽⁴⁶⁾借以罗掘军费。并连次上奏，请求拨款，咸丰帝一直拖延，及至4月下旬，才批准拨银80万两。李星沅对此牢骚满腹地说：

查广西群盗如毛，东奔西突。诚不能以无数之贼预调无数之兵，又不敢以有数之兵重费有数之饷。惟贼多则需兵多，兵多则需饷多。官兵例给本不赀，加以长夫、余丁及雇募各路壮勇为数实繁。……即现准部拨八十万两内，除归还司库垫同军需二十余万两，尚存五十余万两，核计算用，不足三月。又当先期上请恩指拨，省份有远近，库藏亦有盈虚。解运未为依时，支放何能刻缓！⁽⁴⁷⁾

广西军费由江口圩战场时的每月10余万两，上升到目前近20万两，而且还在增长。但是，咸丰帝、户部削其所请，限制供应，徐广缙偏又掣肘，捐输者寥寥。李星沅面临各粮台一片请饷声，他如今过着和郑祖琛差不多的穷日子，只好请皇帝另委高明。

三是将帅之间的矛盾激化。三里圩失败后，清军阵营爆发了一场剧烈冲突，周天爵立即推卸责任，指控楚兵临阵溃北，向荣放任姑息。责怪秦定三未参加会战，中途收兵，竟将秦总兵“脚大骂”，向荣在场旁观沉默，周天爵遂迁怒于向。向荣乘机打击宿敌周凤歧，指责其作战不力。周反噬向荣挟嫌诬告，严词驳诘。向荣“词穷”，二人“水火之势成矣”，周天爵“百方排解不得”，反遭向荣忌恨。⁽⁴⁸⁾4月8日，向荣密禀李星沅告二周之状，钦臣不能帮忙，劝他胸怀宽坦。“军务至重，又当棘手之时，惟有异姓同心。无分彼此，以期和衷共济”，“与敬翁（周天爵——引者）同策万全”。并引向荣为知己，告诫他“以后凡有密语，可不入公文也”，应以私函联系。还表示与向荣“自托同舟，心心相印”⁽⁴⁹⁾。实际上支持向荣，牵制周天爵。周当然不放过李星沅，断言：军事失利“皆李星沅一人之过，彼不遑军务，唯事空谈”⁽⁵⁰⁾。又揭发钦臣“力袒郑梦白（郑祖琛——引者），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⁵¹⁾。周天爵上有钦臣遏阻，下遭悍将顶抗，“愁极而病，内苦于己之无兵，外虑于兵不知贼，若乘之不知死所”⁽⁵²⁾。他敢于任事，但又自命不凡，刚愎暴躁，诿过于人，而且听凭儿子周光岳干预用事，更加陷入孤立的困境。

咸丰帝对前线军务非常不满，准备彻底改组将帅班底。3月24日，任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军务。姚莹为广西按察使，赴军营差委。4月11日，授内阁首辅、蒙古族权贵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调派川兵4000名，名曰赴湖南防堵，实际是取代失宠的李星沅。

（二）周天爵改行“坐战”围困战略

1．前线“坐战”兵力布局

上述困难与矛盾限制了清军发动攻势的能力，向荣在江口圩采用的坐困战略，得到周天爵的首肯，经过一番加工，化为一套坐战的战略理论，并得到李星沅批准。⁽⁵³⁾周天爵声称：“不得已分守紫荆李能臣、王锦绣之两千兵速解郁林之围，尤恐与三里对垒兵勇六七千不能抗之，创为坐战，以死拒之”“于是北连象南，东连紫荆，西跨长江，列屯而守。”⁽⁵⁴⁾具体兵力部署是：“西面已派有提标兵三百五十名，张钊等壮勇七百五十名，在于沿江一带防堵；东南通紫荆山双髻卡，派有练勇三千堵御；东面大樟地方亦派有兵勇堵截；东北通象州之古城地方有官兵一千二百名驻守；其武宣城外，大兵扎营之处正当东北面之冲。如贼窜东北，大兵即可出营截剿。”⁽⁵⁵⁾周天爵将主力布防在武宣城外，以为可以堵截太平军进军象州。李星沅不以为然，深以象州空虚为忧，他几次警告，“象州尤须堵截。设有他窜此路，必饬追兵跟踪轰击，能至前头迎剿更好”⁽⁵⁶⁾。钦臣的指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周天爵奏陈“坐战”之军事意涵

周天爵还拟出一套“坐战”的战术，4月11日，曾专片向咸丰帝吹嘘：

先据高敝之地立为坐战，挖沟挑濠。坚筑五尺之高、五尺之厚四面围墙，弹不能伤，怯不能走，火弹少歇，人心自奋。总以尽贼先发其锐气，俟贼四面逼垒，我火器大小齐施，势短节险，贼伤必多，愈鏖愈死，万不失一。……遂令诸军于营盘五里外，先择善地，立一坐战之营。每日作为教场，夜间守之，以逸待劳。若据贼之首棨，贼未有不至者。其设伏则设伏为一营，其抄后则抄后为一营。凡林菁菜园附近之地界，加以修筑，皆可为伏为抄。其要总求厚为遮护，铅弹、炮子、火药罐迄不能伤。而后立足始固，人不乱走，强弱尊卑如在一城之中，贼其有不败且饥馁者乎？！⁽⁵⁷⁾

周天爵还企图把坐战推广到两广，他和向荣联衔会奏说：

必合广东兵勇于一省，一萃于南宁，由西南而东北；一萃于梧州，由东北而西南。两军皆以浔郡为总汇之地，灭尽一股，再歼他股，粤西既平，即将所有精锐毕萃于广东，亦照此办理，庶痛创之后，必获数十年之安。而总以先堵后剿，堵则打坐仗，剿则打行仗而兼坐战，不纷纷调兵，俾地方死守为不易之纲领。⁽⁵⁸⁾

周天爵想入非非，企图整合两省战略部署，先清广西，再图广东，各地皆实施先堵后剿战略，而坐战为基本战术环节。他以为这是唯一制胜的战略战术，显然是一厢情愿，难怪李星沅不敢苟同。所谓坐战，不过是挖长濠，筑厚墙，建高垒，包围封锁太平军，同时也把清军置于防区之内。“四面皆厚墙深濠，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师淮阴背水之遗意也。”⁽⁵⁹⁾周天爵以此迫使太平军因饥馁放弃防御，而转入进攻与突围，这将遭到清军的杀伤，不能突破封锁线，最终将被围歼。

徐广缙对坐战嗤之以鼻，指责周天爵“畏贼如虎，其所以权称固守之谋者，始为掩其虚骄，终复任其纷窜。向荣亦以此推诿，坐视迁延”⁽⁶⁰⁾。而后他进一步点出坐战的要害，片奏咸丰帝：周天爵“乃为此迁延苟且之计，动为坐战之说，又云致人而不致于人，殊不思按兵一月，糜帑二三十万，而贼情狡狯，山路纷歧，势不能处处设兵，杜其窜越。”当太平军突围转移象州境内，徐广缙诘问：“其所谓坚守力困者安在？”⁽⁶¹⁾

乌兰泰5月3日至军营，十天后启奏：“前此三次接仗俱未大胜，再战无益。只可相持严堵，以待续调之兵。”⁽⁶²⁾他认为坐战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制胜方略。后来，他看到坐战实质上是“既不筹剿，若再不能堵，实属不成事体”⁽⁶³⁾，简直是消极怠战的代名词。

周天爵摇动刀笔，继续发挥坐战理论，他预测最终将收到全歼太平军的胜利结局，说：

此时兵力不足，宜专理坐战之法，力有余，则连营逼进，总以大围收成小围，步步逼紧，使之步步缩归，要在驱诸罗渌洞，聚而歼之。若猝然击之，纵获胜仗，必有脱逸。见在暗中四面分窜，恐成流贼之势，是一战之功小，致贼四出之罪大也。⁽⁶⁴⁾

咸丰帝被周天爵的大言不惭所盅惑，谕称：“周天爵亲历行间，所见自有把握。”⁽⁶⁵⁾他在等待罗渌洞聚歼太平军的捷音。

3．“坐战”实施之现实困难

坐战，根本办不到。清军兵力不足，不能形成一个纵深配置兵力的包围圈。万名清军只能重点布防，或者单线配置兵力，无法合围太平军。相反，包围圈上必然产生若干空隙或薄弱部位，正如徐广缙所云，清军“势不能处处设兵，杜其窜越”。实际上，这给太平军突围转移提供了方向。太平军主力一旦杀出，清军单薄，无法抵挡，周天爵的坐战及罗渌洞歼灭战的构想将变成梦呓。

三里圩大捷再次检验了太平军的战斗力。清军将帅担忧太平军乘胜反攻或发展，李星沅对清军聚集武宣一隅很不放心。他说：“贼由东乡至庙旺圩，相距大营较远，恐倾巢而往，仅一股在三里圩牵制。官兵尚不及知。必定秦竹坡（秦定三——引者）带兵扼住二塘，既可断其一路，又可接应古城。”⁽⁶⁶⁾4月13日，秦定三奉命移驻二塘，但距象州较远，难以策应。18日，周天爵令秦定三再次移营，驻屯大林，扼住武、象交通线。秦定三拒绝，断言毋庸移营。⁽⁶⁷⁾周天爵无奈，令重纶之续到黔兵驻扎，⁽⁶⁸⁾而该部5月18日才至象州。因此，武、象之间一直空虚，为太平军运动发展提供了有利方向。南线黔江“江路自武宣至桂平之碧滩百余里，凡渡口十余处，已派刘继祖领张钊水勇七百名、福勇三百五十名昼夜梭巡”⁽⁶⁹⁾。看来，各渡口防御也单弱，无力抵御大部队进据。

（三）太平军实施军事机动

但是，单纯防御的传统方针更多地制约着洪秀全等的战略决策。他们在东乡据险防御，缺乏发展战略。三里圩大捷以后，太平军分散在七十来个村圩，“营皆散处，战亦散布”⁽⁷⁰⁾。还是没有把运动、发展放到战略地位去考虑。

检视清方档案，此一时期，太平军曾实施若干军事机动。

4月11日，太平军小队佯攻旧县圩之江口，被张钊炮击堵御。周天爵指称，洪秀全等意图是：“以偏师牵动大营”，而以主力“布满山谷”，“谋攻黔兵营（指秦定三营——引者），溃围北上。”但主力却无行动，所谓“溃围北上”当属虚构。4月18日，太平军“欲明攻旧县江口，而暗攻勒马”，企图夺取黔江渡口。周天爵截获情报，并令张钊预作战备，“以少船守勒马，而以多船藏山脚”⁽⁷¹⁾。

是日，“贼攻旧县圩。远作疑兵而不即其地，乃暗攻勒马者，果四五百人。其预遣救应勒马之福勇三百尚未至。晨刻，闻炮声震撼者疾而多，必我兵；炮响而迟者，必贼也。……未几，贼果大败，伤毙二十余人，水勇受伤者一人”⁽⁷²⁾。这一仗规模不大。太平军主攻勒马只有四五百人。

洪秀全等热心夺渡，原因主要在获取盐硝。由于长时间相持战局，太平军战略后备居于劣势，缺乏补给源流，长期拚消耗，必将导致后备枯竭、军资短缺的严重局面。此时，“粮食虽充”，盐硝则须通过黔江各渡口接济。张钊防堵江面，控制渡口，“而食盐，烟硝果不能入于山乡。现今贼苦无食盐、洋烟甚矣。凡拿获二十余匪讯供，俱系偷买食盐之人，屡杀屡出，皆因无食盐、洋烟之故”⁽⁷³⁾。太平军多次派小分队武装争渡，“至于见仗堵毙者，则旧县、勒马、滑石、平冲、洞尾、崇响、碧滩等处，皆因争渡，截杀、轰击、淹溺者数百人”。周天爵心毒手辣，“差人售入毒盐六石”，妄图毒害起义将士。⁽⁷⁴⁾

由于清军严密封锁江面，4月29日，太平军“在东乡食无盐，乃分股：一走紫荆，一走鹏隘，路皆崎岖，至（新圩）则掠盐而去，他无所取”⁽⁷⁵⁾。这两支武装小分队，分进奔袭，筹盐成功，但不能解决根本困难。看来，太平军多次实施有限的战术机动，企图夺取和控制黔江若干渡口，以接济盐硝，都遭到失败。

4月24日，太平军数百人窜入古董、古蓬地方，经官兵壮练合力堵御，仍即退回东乡。李星沅“饬李瑞等加意严防”⁽⁷⁶⁾。

这些机动规模有限，咸属战术性机动之范畴。我们不能借此判断太平军有北进象州、桂林的战略发展意图。当然，这些机动也不能改变其单纯防御的战略性质。

（四）双方消极相持，各有难解的困境

1．太平军军资补给告竭

洪秀全等的消极固守，使周天爵坐战取得一时收效。当时，双方数万大军拥挤在这一狭小贫瘠地区长期相持，军资给养始终是两军统帅关注的主要问题。清军可由外地不断增援接济，力量因此不断增强。相反，太平军尽管击败清军，但无法在一隅基地内解决物质困难。清军坐战切断了供应源流，洪秀全等又不愿采取重大战略行动去开辟新的补给地区，只是搞一些小型战术机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时间越长，军资越缺，军心不免动荡，士气也在下降。可是，洪秀全等始终没有把解决物质困难放置于战略地位去考虑与决策，只想到用精神动员去克服物质难关。4月15日，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号召全军将士，“要真心扶主顾王”，“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⁷⁷⁾。19日，太平军暗攻勒马失利的第二天，萧朝贵以天兄名义号召将士，“要守天条，要遵命令，要和傩兄弟。……要修好炼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认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认实天堂路来跑，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⁷⁸⁾。这通天兄诏旨曲折地反映了军中存在的若干不良倾向，因为物资供应匮乏，少数人不能忍受艰苦，破坏军纪，搜罗民物，私藏银钱，甚至作战时不遵照命令，临阵畏缩。值得注意的是，萧朝贵第一次提出了“小天堂”的概念。他号召将士们忍受目下苦楚，克服不良倾向，“认实天堂路来跑”。这里的“天堂”显然不是指人们死后，灵魂所在的彼岸世界之天堂，而是太平天国决心在人间创建的“小天堂”，这标志着拜上帝教口号的新演变。萧朝贵宣布，太平天国打江山的目的在于建立人间天堂，现在艰苦奋斗，将来“自有高封也”。这一演变孕育着拜上帝教理论的重要发展，它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关联。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革命处在剧烈的武装斗争阶段，要求宗教理论适应于武装斗争的需要。于是，仅靠那个神秘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天堂对将士已经缺乏现实吸引力了，而人间天堂，即后来的“小天堂”，就应运而生。因而，萧朝贵的这通诏旨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

不过，精神动员，严厉的命令和人间天堂的口号并不能替代物质力量，物质困难只能用物质手段来克服。洪秀全等却不大理解这一道理。他们拥有强大的物质手段——万余大军，素质优于清军，完全可以运用这一优势解决困难。但他们计不出此，只是消极发动妇女，将“粮米日日搬运”到罗渌洞中，周天爵称之“是以为郿坞矣”。看来，太平军在准备退却基地。为此，周天爵大言不惭地向咸丰帝担保：“滇、黔新兵到，休息一二日，挑选兵勇一攻东乡，一攻东岭贼巢，可以一鼓逼入罗渌洞中。”⁽⁷⁹⁾他要想逼洪秀全走陈亚贵之路，全军覆没于罗渌洞。对太平军说来，必须立即抉择：是困守罗渌洞或东乡，还是在清军援兵未到前线时，另寻出路。

2．清方将帅矛盾激化

就在这个时候，清军阵营内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

钦差大臣李星沅十分清楚前线的不利战局，他越来越感到，太平军可能由北路突围，进军象州。三里圩会战后，他三番五次函告周天爵、向荣，提请他们注意北线防务。当秦定三抗命拒绝移营大林时，李星沅无可奈何，请周天爵另行调兵防守，但未得落实。4月29日，他声称接到太平军企图三路突围的情报，说：

连日探悉贼情，查阅各犯供词所云，逆匪欲分三路逃窜：一由平冲至贵县，一由大林至象州，一至修、荔等语。又欲与贵州官兵打仗，直上柳州鹿寨。如贼败，即由东乡回窜紫荆山、新圩，出平南思旺，走大乌圩，及扎簰南渡等语。据逆匪分伙于初十、十七等日窜近勒马渡，……是其意图他窜，已与犯供相符。……臣拟即日移营，先至象州察看，再至武宣面晤抚臣、提臣。……臣惟雇勇数百名随行。⁽⁸⁰⁾

先是26日，李星沅得知大林还未设防，亟待续援黔兵驻守，但“尚无确音”，非常不安，只好亲自出马。他说：“贼既图象州，该处要紧。沅拟亲往查看，再行奉商。”⁽⁸¹⁾决定29日启程。但到28日，李星沅却病倒了。他“大汗不止，几濒于危，幸服药稍有转机，而精神极形衰惫”，遂改于5月1日，“力疾登舟”⁽⁸²⁾。3日，舟次象州。次日，驶抵武宣军营，拟亲自督师，部署北路防务，阻止太平军突围。

李星沅坐阵军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线瘫涣，兵将离心，全军解体。他片奏咸丰帝：“武宣前后两路堵剿最为吃紧，兼闻兵将练勇彼此各不相下，自须亲往查察，作其气而使之平。”⁽⁸³⁾周天爵早就不把李星沅放在眼里，而且他与诸将的紧张关系继续恶化，向荣推诿怠战，指挥系统不能正常运转。李星沅清楚，如果放任不管，太平军一旦突围北上，将会产生严重军事后果，难以推卸责任。因而他指望亲临前线，调和矛盾，激励士气，继续围困太平军于东乡地区。

比李星沅抵军营晚一天，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亦抵武宣，只带亲兵和火器营八旗兵20余名。十天之后，他奏言：“奴才甫至军营，一切情形尚未深悉。且自带兵少，未便轻议。”⁽⁸⁴⁾看来，乌兰泰似乎谨慎，避免涉足矛盾之中，并未向咸丰帝揭露前线的真实情形。但已对所属兵少，没有发言权一事有所影射。其实，乌兰泰牢骚满腹，不便向咸丰帝奏陈，只好在老上级徐广缙处倾诉，这位总督也把乌兰泰作为他在军营中的耳目。乌兰泰函告：

四月初三日，行抵武宣，接晤周天爵、向荣。皆言会匪凶悍，实难再战。及细访情形，贼匪男妇不及二万，虽小有伎俩，究属乌合。现在武宣兵勇共有万余，兵力尚不至单，其屯兵处尚得地利，兵心生懈，有所由起。曾屡与周天爵、向荣言及：此时既不筹剿，若再不能堵，实属不成事体。面催函催，至再至三。且与周天爵言，或拨给一千余兵，妥为教练，一俟可战，拟为前敌。及始而允，数日后顿改前说，只给兵二百名。其持论总以兵少贼众，兵不得力为词。会议数次，愈说愈坚，至军中一切事件，概不与闻。急欲筹计，竟无可商。因恐贼久困思窜，屡先言及大樟等处须添兵防堵，亦复置若罔闻。⁽⁸⁵⁾

同一个乌兰泰，在不同场合，俨然两副面孔，谦恭省事是假，骄悍凌人是真。乌兰泰并不是什么“未便轻议”，而是下车不久，这也指责，那也不满，与周天爵、向荣顿生嫌隙，会议数次，不欢而散。周、向当然不愿给这位空头帮办决策权，索性不与他商讨军机，将其排斥在决策机构之外。乌兰泰手中无兵，说话无力，乃心生一计，借口训练，企图捞取一支队伍，终被周天爵识破而受挫。徐广缙当然不会坐视乌兰泰被排挤，立即将乌兰泰函作为附件，拟片揭劾，猛攻周天爵。他评论道：“即有勇于任事之人，必先为之掣肘。两月以来，养寇贻患，咎有攸归。”⁽⁸⁶⁾看来，乌兰泰情不自禁地跳进矛盾的激流，清军阵营又潜伏着新的动荡。

李星沅扶病就道，至军营病情恶化。5月11日，他在垂危之中疏称：

臣辄星夜驰往，舟行触冒雾露，心气既亏，兼感瘴疠，四肢委顿不举，疾势日甚。既抵武宣，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皆来就商军务，且视臣疾。……在事文武日来进谒，而臣偃卧在床，精神渐觉惝恍，殊难支撑。伏惟军事重大，万不能因疾置身事外，亦未便乞假迁延，致诸军闻而懈弛。⁽⁸⁷⁾

李星沅进退维谷，死前心怀忧郁，连病假都不敢请告，但根本无济于事。第二天，他便病逝军营。清军阵营更加混乱，周天爵承认，“刻下石梧既没，戎事垂成，而诸将不能治兵，互相仇怨。将既不和，兵愈解体”⁽⁸⁸⁾。这给了太平军突围转移或者发动攻势的极好机会。

简又文以汪堃《盾鼻随闻录》为主要论据，曾探讨李星沅之死，“以为自尽之说比病卒之说较为可信”，引起了李星沅玄孙李青崖的抗议，打了两年笔墨官司。⁽⁸⁹⁾档案材料证实，李星沅实系病卒，自尽一说乃汪堃捏造。

三　再次胜利突围

（一）太平军顺利进驻庙旺

李星沅一死，清军更加陷入混乱，大林一线的防务当然无人问津。洪秀全等决定立即突围，摆脱困境，转移到新的基地，取得补给，大林一线正是最理想的进军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天爵事前就截获了关于突围的方向、日期的情报，立即作出军事部署。但清军胆怯惧战，分裂解体，致使太平军顺利转移。周天爵疏陈洪秀全等的突围计划说：

十五日（5月15日），探得贼情，此数日贼必北走。东岭贼由落梅走东乡，贼韦正由大蓑走。同过大林、小林，趋象州之庙旺。贼妇日夜作干粮，其米谷现屯头村、莫村、下六庠三处。多往霞山等处捉人作担夫，抬炮械。⁽⁹⁰⁾

乌兰泰证实，“周天爵并言得密报”，太平军“分十三起”突围转移，而且做了“五日干粮”，准备行军之用。⁽⁹¹⁾

周天爵立即将情报“飞送秦定三，令即派兵于大林、小林倍加防堵。秦定三自夕达旦，未发一兵”。显然，秦定三记着老账，公然不顾大局，抗拒周天爵军令，使武象之间交通线完全敞开。5月15日夜半太平军突围，第二天，5月16日清晨，秦定三报称，太平军经大林突围。⁽⁹²⁾突围行动时间、路线是5月15日四更，“由三里圩、东岭、大林、小林一带窜出，直奔东北而去。”⁽⁹³⁾没有遭到清军的任何堵截，顺利攻克武象边界重镇庙旺。

周天爵看到堵截计划破产，立即与向荣、乌兰泰在16日辰刻会议，决定兵分三支：1.派三股练勇及贵州兵，共2500名紧逼追击；2.贵县勇1000名，桂林兵、马平勇200名，进据大林，配合张敬修部500名东勇，截击太平军后队；3.和春、博春率楚兵进至东岭，搜索尚未撤离的太平军。会议间获悉，秦定三仍未出兵追击。于是，周天爵赶到黔营，秦定三始带兵1000名北追，又嘱周凤歧再出兵500名赴大林接应东勇，周凤歧固执不肯，遂留守黔营。周天爵派常启云催督秦定三前进。又令胡连伸、赵荣升扎营二塘，堵截太平军后队。

由于清军在大林、二塘增兵布防，太平军后卫军“遂由小林、大蓑一路”行军。傍晚申刻，“刘季三等三股勇至官塘桥”，追上太平军后卫军，发生小规模战斗。秦定三赶到，亦投入战斗。交火一个时辰，太平军边战边撤。⁽⁹⁴⁾这时，清军“因各兵勇俱无锅帐相随，无处买食住宿”⁽⁹⁵⁾，失去斗志，由秦定三率领“不追而回，大众亦随之南走”，太平军后卫军摆脱了清军的纠缠，驻守官塘，中军连夜向庙旺集结。

16日午后，周天爵、向荣、乌兰泰第二次会商，悉知向荣督楚兵在东乡一带搜索抢劫半天，太平军全部突围。当晚起更时，又得知秦定三不愿追击，从官塘撤回。向荣决定，“四更时起营，先赴大林、小林等处探踪追剿。”乌兰泰“亲带护器械兵二百名督追”，周天爵留守武宣大营，算是落实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⁹⁶⁾

（二）太平军突破象州清军防线，转进寺村、中平

5月17日，太平军前卫部队抵达牛栏塘、古城一线。清守备夏文龙、苏春华部500人守牛栏塘，署总兵李瑞部1200人，扎营古城，相互之间，中隔二岭，并有小河两道，交通联络颇感不便。彼此约定，如果太平军进攻，“放炮三声，互相应援”⁽⁹⁷⁾。16日，李瑞等获悉，太平军前卫军4000余人，“由官桥、大蓑，至黄峡、盘古等村占据”，距古城—牛栏塘防线八九里。清军惊慌忙乱，仓促备战。除了留兵守御营盘之外，诸将督兵在营外防线据险堵截。

5月17日清晨卯刻，太平军“分路而至”，发动猛烈攻势。一路指向牛栏塘，一路直取古城，一路切断清军这两个据点间的交通线，使其无法相互策应。⁽⁹⁸⁾夏文龙一看势头危急，“当放号炮，并飞禀李瑞策应”，一面督兵试图抵抗。⁽⁹⁹⁾李瑞自顾不暇，“遂分派三百官兵前往接应。”⁽¹⁰⁰⁾可是交通线已被太平军切断，援军只好退回古城。夏文龙、苏春华闻讯丧胆，太平军从黄峡凹内冲击，“摇旗呐喊而至”⁽¹⁰¹⁾，夏、苏立即溃逃回营。太平军“连放枪炮，大队攻扑，并将火药罐抛入营盘内，燃及帐房”，清军绝望，弃营鼠窜。夏、苏“欲赴古城求援”，太平军已“分股截住（溃兵），前无生路”，后有太平军追击，“驻足无地”，逃到白石岭暂扎躲避兵锋。⁽¹⁰²⁾

李瑞与夏、苏行径如出一辙，先守古城外线山梁。他发现太平军“三股抢上，将牛栏营盘烧毁，一面直扑古城大营而来”。而且，太平军又分三路进取古城，左右两路由翼侧迂回，清军正分兵炮击，忽然中路太平军突击队“接踵拥上”，李瑞率部逃回营盘，太平军集中兵力，“逼近山坡，四面攻围，又用风车扇扬石灰入墙”，李瑞“势不能支，遂溃围出”，太平军急追，“俱短兵相战”，歼灭清军200余人。由于团练救援，李瑞逃至象州东郊七里之地驻扎，害怕太平军攻取州城。⁽¹⁰³⁾

太平军连破象州清军这两道防线，廓清了北上中平或西取象州的交通线，形势非常有利。清军溃败之后，李瑞首先向周天爵告状，将营盘失守的责任扣到夏文龙、苏春华的头上，周天爵当即逮捕夏、苏，奏治重罪，以示惩戒，⁽¹⁰⁴⁾而且片劾象州署知州彭作檀，“辄以守城为词，首先退回，致李瑞无援而败”，建议革职拿问。⁽¹⁰⁵⁾同时，他还追究向荣、秦定三的责任，认为李瑞虽属溃败，“然犹胜于尾追不力之楚兵、黔兵，该二营之将卒不遏大林、小林，又互相观望，无一急追在前。致李瑞无夹攻之兵，鏖战而败。臣等以此责楚、黔之将，均闭口无词。”⁽¹⁰⁶⁾

再看清军追击部队的动向。向荣四更起程，各路兵勇随之追击，楚兵中午抵达大林、小林，太平军已经全师转移。乌兰泰此时由武宣出发，赴黔营督追，傍晚至二塘，秦定三、张敬修早已安营驻扎，不想再进。乌兰泰知悉，太平军后卫军“尚在官桥”，还以为李瑞在古城堵住太平军前队，急令“赶紧追剿”，指望“前后夹攻”，使太平军“无处逃窜”，他可以建树大功。于是，乌兰泰督责兵勇连夜追击。半夜亥时，抵达官塘桥，向荣已由小林进至扎营，乌兰泰四更时赶到与向荣会师。不过太平军已全师进向庙旺，清军又扑了个空。⁽¹⁰⁷⁾

5月18日，太平军前队向北前进，晚间占领寺村，中、后队驻扎古城、庙旺等圩。清晨卯刻，向荣、乌兰泰督军追击，巳刻，行至新造，离庙旺10余里。获悉探报，古城为太平军攻占。清军“一闻俱有惊色”，踟蹰不进。向荣、乌兰泰严催力督，追至牛栏塘，侦知古城、庙旺有太平军主力集结设防。向荣、乌兰泰令军暂停休息，遂即至马岭侦察地形，准备追击。岂知兵勇皆不愿卖命，“将未下令，兵即自行”，黔、楚兵“竟然多有前往象州而去，各路壮勇亦奔象城，以致原议牛栏塘扎营竟自不可”。乌兰泰、向荣只好退扎古磨村，他们无可奈何，迭声慨叹：“兵如此不听号令，真要人之命！”⁽¹⁰⁸⁾二人会商，担心李瑞等溃兵“回到象州城内，人心必乱”。乌兰泰“遂带兵先赴象州，日落时入城”。向荣留古磨驻营。当天，新到贵州总兵重纶进驻象州，驻扎东门外。⁽¹⁰⁹⁾象州兵力增至5000余人，形势转趋稳定。

5月19日，太平军前部向东北前进，控制大井、白石等村庄，总部设在寺村。晚间，太平军后队由庙旺移至寺村。乌兰泰、向荣都担心，太平军由寺村，经桐木、四排、石墙，进向省城桂林。二人在象州东郊七里亭会商，决定：向荣“驰赴罗秀、桐木一带迎头堵剿”，楚兵当天进驻“离县城三十里之林村”。乌兰泰留防象州，令秦定三、张敬修“于次日带兵勇由古城探踪尾追”。这一天，双方无战事。

5月20日，双方维持昨日态势，太平军仍在寺村一线休整。向荣驻林村，秦定三、张敬修驻庙旺，不理睬乌兰泰军令，拒绝尾追太平军。21日，太平军由寺村进向中平、百丈，⁽¹¹⁰⁾向荣在当天“二更后起营，由（象州）三里圩，赴小河二道，至二十二日（22日）申刻，赶至桐木圩，择要扎营堵守”⁽¹¹¹⁾。其他各军均无行动。

5月22日，太平军转移行动胜利结束，全军进驻中平、百丈、新寨、寺村一带。周天爵赶至象州，制订新的围困计划，中平战场上出现了新的武装对峙。

关于东乡—中平转移的日程及两军态势列表如下：

（三）转移中平评议

太平军突围迅速，进展顺利，基本上没有大的追堵。当时清军兵力较多，象州境内堵截兵勇1700人（不包括象州守军），武宣追击兵勇至少可以抽调六七千人。如果将追兵一分为二：一路紧逼尾随，一路平行追击，增援古城一线，前后夹击，太平军将陷入困境。周天爵、乌兰泰都曾如此构想，但由于内部分裂，士气低落，消极畏战而无法实施。看来，太平军转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清军的弱怯。

太平军突围时是否存在进军桂林的战略方向？一些记载和史学家肯定这一方向。史实表明，太平军突围转移的原因，不是为了进军桂林，而是因为物质和补给无源，不能继续在东乡坚守下去。突围方向则是清军未加设防的大林、小林一线，与桂林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洪秀全等真的有进军桂林的计划，他们就不会从19日—22日始终在寺村、中平、百丈一带盘桓不进。23日，太平军分遣队攻克大乐，控制了北进桂林的第一道关隘。如果全军北上，向荣在桐木也难以抵御。而且，罗秀无军设防，太平军由此进军桂林，将较为顺畅。但洪秀全等见向荣军扼桐木，便放弃大乐，收缩至中平一线，可见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当然，如果桐木没有清军集结，太平军可能由此北进桂林，但不能据此判断洪秀全等有了既定的战略计划。也许，他们在中平曾经产生过北进的意图，但这并未形成坚定的战略计划，一遇向荣扼阻，他们立即放弃这一意图。再看中平战场上即将出现的单纯防御战局，反证洪秀全等仍没有任何明确与长远的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