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击退乌兰泰的攻势

一　清军的矛盾和困难

（一）清军分散追堵

永安失守，清军陷入混乱，新圩战场一度出现的指挥和战略比较统一的状况遭到破坏。远在桂林的赛尚阿无法遥控分散在各处追堵的各部清军。当时清军分为六个大的军事集结：乌兰泰、秦定三、经文岱扎水窦西北之佛子村，所部6000人，是进犯永安主力；向荣、巴清德徘徊于太平圩、蒙江，防堵南路，兵力5000人；刘长清、李能臣10月1日至荔浦新圩，兵力3000余人，加之姚莹募集福勇、潮勇及松安率领的皖兵、荔浦守军等约7000人，防堵永安北路，并准备参与围剿；张敬修的东勇追击北路太平军后路，在大黎至永安一线，2000余人；刘继祖、张钊水勇1000人防守蒙江；平南、藤县团练游击南路太平军，活动在蒙江沿岸，至少5000人。清军总兵力当在26000人。

太平军仅有万余，永安与水窦不过三四千人。南路军正向永安收缩，沿途与清军冲突。清军虽居兵力优势，但缺乏统一调度，各行其事，消极迁延。有的抗拒军令，乃致溃逃哗变，严重减弱了追击和进攻能力。永安前线实际上是乌兰泰孤军作战，使太平军得以从容设防立足，准备长期的反围剿斗争。

（二）清军粮饷不济，士气低落

1．军资供应不济。

赛尚阿就任钦臣，饷银转输一度顺畅。咸丰帝拨银500余万两，清军又集中新圩战场，粮饷、军资转运及时而有规律。太平军突围，南北转战，难测行踪。清军分散追堵，被牵着鼻子运动。军资供应系统随即发生故障，输转不灵，各军叫苦不迭，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向荣官村岭惨败，丧失军械，呆在平南半月补给。长瑞、李伏奉令，“由太平圩拔营翻山前进，道路崎岖，溪河杂出。山中无圩场买卖，粮食缺乏，粮台赶赴不上，兵食山芋，勉力行走”⁽¹⁹⁾。乌兰泰追至麻油坪，“奈粮运不济，夫役逃散，炮械子药均未运到”，只好等待。9月24日军抵马林，“兵粮仍未运到，……买米分放”。次日，行军至天黑，“锅帐未到，忍饥露宿”。直到28日，大炮还未运到前线，影响进犯永安的攻势。⁽²⁰⁾张敬修自9月11日至21日，“追剿未曾稍息，加以山川雨日，寒暖不时。山区本属疾苦，虽间有村舍，十室九空，食米毫无。昨抵大泽，始令挖芋充饥，而千余之众不能周遍。……亦有顽梗不化者逃去数十名”⁽²¹⁾。10月24日，向荣抵昭平后，大发牢骚说：“各兵现在日食，未经支领，粮台经费未到。官兵既枵腹乏食，而锅帐军械，虽由省委员解束，亦未到营。……今军士乏食，岂能使之枵腹从事；而冲锋御侮，亦不能使其徒手拒敌，自不能不暂候一二日。”⁽²²⁾清军不堪忍受物质困难，延宕不前，严重影响了集结速度，不能迅速发动攻势。

2．军队疲弱，普遍厌战，士气低落，不堪驱策。

姚莹评论，“贼情兵事通观之大病，在我兵怯。虽众而心不齐，诸将各人自顾，而无彼此策应之心”⁽²³⁾。赛尚阿估计：“查各路官兵疲顿已久，伤亡之外，疾疫居多。计尚可出队者，不过十之五六。……撤换之议，势固不得不然。招勇一举，本属万不得已。此辈唯利是图，所谓饿则依人，饱则飏去。……然为今之计，若乘其锐而用之，勇胜于兵，亦势所必然。至各处乡团实可资保障，而各县亦难划一，且仅可赖守御，而不能使攻剿。”⁽²⁴⁾向荣自官村岭挫败，“威望少损，兵心涣散，平时禁令竟不能行，以致于延宕于平、藤之间”⁽²⁵⁾。张敬修9月29日行至樟村，探报太平军船在山门、王村，“次早督勇出队，一时之久，竟无一人一旗敢进。亲自持刀驱赶，行仅一里，又复停住。其时未见一贼，而壮勇忽称贼至，纷纷四散，殊堪发指。张敬修愤懑填胸，以致情急投河，壮勇竞赴救援，而锐气竟难复振”⁽²⁶⁾。兵、勇、练都不足依恃，赛尚阿焦急无奈，感到前途黯淡，不寒而栗。咸丰帝严旨言犹在耳，钦臣只好听天由命。

（三）向、乌矛盾暴露，导致清营分裂危机，严重影响战局发展

由于丧师失律，向荣在全军丢尽脸面，骄横气焰顿摧，日子委实难过：上有咸丰帝的惩处、赛尚阿的冷脸，外有乌兰泰、姚莹之流的攻讦嘲讽，内遭巴清德等的埋怨责怪，下则号令不行。乌兰泰间道追击，扎营永安南线，与太平军打了两仗，咸丰帝、赛尚阿寄于厚望。姚莹又大造舆论，掀起一股贬向扬乌的鼓噪。他说：“盖我兵所恃善战者，乌、向二人。……向犹轻锐不能无败，乌则精稔不败；向已有前日之失，乌不可小挫也。”⁽²⁷⁾姚莹肉麻地往乌兰泰脸上贴金。其实，乌兰泰从马鞍山惨败以来，吃过多次败仗。在姚莹的影响下，赛尚阿逐渐改变原来信任与依恃向荣的初衷，把攻取永安的希望寄托在乌兰泰身上。于是，乌兰泰成了正在上升的明星。向荣愤怨难忍，称病躺倒，拥重兵不进，不愿北上与乌兰泰合围州城。

10月9日，永安失守已经半月，向荣始派长瑞、李瑞率军从太平圩北上。次日，他请假赴梧州治病，14日返回军中。18日，巴清德亦告病假去梧州治疗。19日，李瑞军抵永安东路古苏冲，即被太平军乘夜劫营，再度丧失军械、锅帐，龟缩至大峒。而后，向荣令其改道，经平乐绕道至荔浦，29日方抵永安北之新圩营盘，在战场北面兜圈子。此时，已距永安失守一个多月。其间，26日，向荣抵平乐，再请病假20天，又委巴清德代统其军。之后，还到桂林养病。据丁守存记载，向荣到桂林，提出拜谒赛尚阿，“意必有欲达之词。揆帅不容陈禀，催令即赴平乐防堵。因其迁延，未予重兵。而向提军怏怏不肯往，兼以胸口痈毒未痊，遂听其调养于舟中”⁽²⁸⁾。显然，悍将向荣消极迁延于前，统帅赛尚阿愤恨报复于后，向荣失宠，索性小病大养，冷眼旁观战局，所部楚军消极泄气。赛尚阿暂时排斥了向荣，但无法驾驭他留下的山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取代向荣。故而永安前期的战事就在向荣缺席的情况下展开了。

永安失守后，赛尚阿、邹鸣鹤派姚莹带壮勇赴援。后姚莹请求事权，被命为前线翼长。10月8日傍晚至荔浦新圩。刘长清、李能臣10月4日扎营古排，在州城东北10余里。9日姚莹赴古排。永安北线清军配置是：“刘、李二镇营中相去里许，各占一平山。……两大营彼此相望。其中大路诚为扼要之地。再南五里即凉亭，过去即龙眼潭。”古排兵力近7000人。“其壬山间道，已嘱刘、李二镇派练丁四百名，……往该地驻防。……朱绍恩带旧福勇四百名、同宁琙之东勇四百名，前往昭平，择要防堵”，加上昭平壮丁、平乐壮勇，总计2000人。“修仁一县仅有勇二百五十人”，平乐遣勇100名、姚莹拨福勇500名，总计850名。⁽²⁹⁾可见，北线壮勇居多，集中古排，其他各方面比较空虚。盖此时清军布阵重点在于防堵太平军北攻省城桂林，并威慑永安州城。姚莹私下对署藩司吴鼎昌说：“弟出门两旬，所有修、荔、阳朔、永安防堵事宜，粗得就绪。兵不敷用，全以壮练支撑。谓之有备则可，谓遂可恃而得力，不可信也。防堵之外，则言进剿，然亦谈何容易！”⁽³⁰⁾

二　太平军单纯防御永安

（一）洪秀全等决策全军驻守永安

其时，洪秀全统率南路主力尚在蒙江活动，与藤县团练在多处接仗。9月26日，天王获悉永安攻克，下令大军弃南进北，转进永安。27日，南路太平军在上标村、麻油村一带与张敬修及当地团练冲突，“全行窜回永安”⁽³¹⁾。

姚莹在荔浦报告：“荔浦所报续来之贼三千人，即从大黎来也。但贼以大黎为巢穴，恐老弱妇女、辎重仍在大黎。自必留人照应，未必全数悉来。……如果贼系全股悉来，则为大妙。盖贼之利在流窜，且须左右近地有接济附和之人。孤守一城，地狭粮少，四无应援，非贼之利也。”⁽³²⁾

姚莹的情报不够准确，续到太平军不是从大黎，而是由蒙江而来。但他的判断有些眼力。太平军的正确战略应该是把建立基地和适当分兵运动结合起来，以永安为中心，开辟蒙江流域的广大基地。这一地区“有接济附和之人”，天地会、拜上帝教都有活动，经济上，沿江地带比较富庶，宜于支持较长时间的战争。由于基地较大，清军兵力有限，无法围困封锁，太平军则可以回旋运动，逐个歼灭敌人，开创战争新局面。这正是姚莹最害怕的积极防御战略。

洪秀全等计不及此。他们放弃了蒙江、大同江与大黎一带基地，将全军集结在永安。这个太平军第一次控制的城市，有城池和城防工事，四周据险可守，又筹集了若干军资，永安城内亦有储备，比村圩防御更加有利。太平军突围以来，连续转战半月，物质条件艰苦，饥疲劳顿，难以尽言，将士亟待休整，部分人不愿继续运动。赛尚阿说：“风闻匪徒连日奔走，颇有怨言，若不拜会，何至如此受罪。”⁽³³⁾洪秀全等看到家属、辎重常常暴露在团练的游击之下，自己也不大安全；向南发展又被向荣、巴清德堵截。即决定掉头北上，进驻永安，在相对安全环境里，休整补给，并可考虑政权建设上的若干重大决策。这样，永安战场又呈现一轮新的防御战局。

（二）筹集军资，构建内外结合的城防体系

据守永安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

其一，军资粮秣的储备。以往多次防御战局表明，太平军的素质、战术优于清军，保证了多次战役的辉煌胜利。可是，这些胜利并没有导致防御战略的成功，因为不能解决军资困难。洪秀全等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这一困难，结束防御战局，转移新的基地。而今，若要长期坚守永安，物力储备则是关键。因此，他们采用多种方式筹粮筹款，征集军资。为了集中储备，统一使用和分配，洪秀全在10月1日进驻永安当天，严诏重申，坚持缴获归公的圣库制度。诏旨写道：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³⁴⁾

原来转战山乡、艰苦朴实的将士，进入相对富庶的城市，经历了一个较大的环境转变。为了适应转变，洪秀全等坚持用严格的军纪约束将士，重申将缴获财物归圣库，使得太平军进入城市后，仍然保持朴素奉公的优良传统，不致为金钱财货所腐蚀，引起战斗精神的衰退。从经济上看，则可以把有限的物资与财源集中储入圣库，支持长期的防御战争。像以往一样，太平军所到之处，征集粮米、军资。除拜上帝信徒从征，携带财产，还向居民征取。李秀成承认：“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依（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³⁵⁾这样，在大同江、蒙江、大黎等地可得征得一批军资粮食。克城时，州库、富户、商铺咸被没收，都由圣库储存。之后，太平军“每日仍到附近村庄骚扰”，“……日出抢掠，积谷可三四月之守”⁽³⁶⁾。此时，正值收获季节，“所有附城近处禾稻，皆为贼收，是以充足”⁽³⁷⁾“足敷今年（1852年——引者）正、二月之食”。⁽³⁸⁾此外，外出购买，或由人民、商人接济盐、硝。直到1852年3月，“尚有昭平奸民翻山接济硝磺”⁽³⁹⁾。这样，所储粮米较多，火药、盐不足，铅子、炮子也不能生产，相持时间一长，就会消耗有限的储备，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

其二，根据永安军事地形特征，构筑坚固工事，合理配置兵力，形成严密的有纵深的城防体系。洪秀全等第一次防御城市，吸取清军失城的军事教训，把防御重点放在近城阵地。太平军“在州城外分守要地者甚多，城内不过二三千人”⁽⁴⁰⁾。水窦是南翼要塞，与州城互为犄角。城南莫家村居中，策应州城与水窦。近城长寿圩也屯集重兵，拱卫州城。其他各村圩皆驻扎部队，以为机动。北路“东城外五里之龙眼潭，安设大炮台，以阻我北路之兵”⁽⁴¹⁾。乌兰泰说：“贼系初一破永安，其时地势亦尚不熟，木寨、土垒、炮台尚未修起。初六夜起，该匪日夜赶修。……各营添挖深沟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设地雷，并将我兵进路挖断。”⁽⁴²⁾可见，太平军完全不同于阿尔精阿、吴江之流一意株守孤城，而是控制城外要隘，构筑垒寨、炮台，切断清军进攻线。营外土墙重濠，“要径挖坑置物”。各营之间地道相通，联络援应，形成清军深感畏惧的纵深防御体系，“以为踞守之计”⁽⁴³⁾。至于州城，“其东、南、西三门，则稽查甚严。一恐我之侦探混入，二恐城内民人出外送信也”⁽⁴⁴⁾。严密精细，使敌人无隙可乘。整个防御体系，正如赛尚阿概括：“贼以城垣为巢穴，以水窦为门户，以莫村为接应，以各路隘口为堤防，各贼首俱在城中。”⁽⁴⁵⁾难守易攻的永安城被建成一座坚固不拔的要塞体系。将士们把原来的山地与村圩防御战术进一步提高，结合城市的地形特点，创造出成功的城市防御战术，为以后防守城市奠定了战术基础。

兵力配置适宜于防御会战的需要，“贼之精锐皆在城外扎营，击此而彼应，击彼而此应”⁽⁴⁶⁾。覃汉阳供称：州城南郊长寿圩有1000多人，莫家村有2000余人，城内外男妇共有1万多人，妇人中有一半能打仗，俱戴藤壳帽。天地会首领吴七、陈得清（陈亚贵弟——引者），充任前敌，为太平军主力之一。⁽⁴⁷⁾姚莹情报与覃供不同，他说：“此次永安在城之贼皆土匪也。其会匪除贼首外，皆在城外水窦、莫村等处。……会匪仍三四千人，战手不过二千。此次人众，乃土匪倍于会匪，不足虑也。”⁽⁴⁸⁾他显然低估了太平军的实力。洪秀全等在城外配置的第一线兵力精锐善战，准备迎击清军围剿。城内预备队及卫戍部队质量稍逊，还有妇女协守。当然，并不尽如姚莹断言的：老战士驻城外，新战士守城内。这样，当清军发动攻势时，太平军就能在城外集中优势兵力实施会战，御敌于防线之外。

三　永安南线的战事

（一）乌军侦察，引发冲突

上述分析表明，太平军攻克州城后，基本放弃了运动和进取的军事意向，仍然回复到单纯防御的传统战略。清军尚未集结完毕，困难重重，无力发动攻势。诸军中唯有乌兰泰部尚未遭到大的损失。乌军自太平圩向北间道平行追击，9月26日抵达文圩，其他各路清军皆未赶到。次日休整一天。28日，乌军在佛子村与太平军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赛尚阿奏云：

初四日（9月28日）早，炮位尚未运到，乌兰泰急不能待，带领滇、黔、湖北、广东及川屯兵三千余名，向永安州城前进。行至佛子村，距水窦仅八、九里，探闻该匪有一千余人在水窦驻扎。恐我兵全往州城，该匪从水窦出来抄我之后。留兵八百，令经文岱及江忠源在佛子村后岭驻扎，以防水窦之贼，乌兰泰及开隆阿、秦定三率兵前进。行至佛子村中间，倏见该匪八九百名，由岭蜂拥而来，被我兵击退，乘胜追过岭。城内及水窦之贼约二千余人，闻信从两旁抄来，势甚凶猛。我兵……将抄出之贼全行击败，且击且追，直至永安南关。该匪逃入城中，闭门拒守。时已酉正，又因兵少无炮，不能围攻，只得撤兵回营。⁽⁴⁹⁾

钟文典引述贫农廖立开的口碑，自己也到实地考察，写道：乌兰泰“带领人马从文圩出佛子，刚在村背的北帝岭、来横岭造营盘，就被几队长毛军杀来。……杀死好几百人，营盘无法造成”⁽⁵⁰⁾。就是说，这一仗太平军获得大胜。

姚莹拆穿了乌兰泰进攻州城的谎报。他行抵荔浦后方才确知：“乌都统扎营仍在文圩，距州城二十里，在州之南。数次接仗，皆贼到文圩，被官兵击败，非官兵到城边也。”⁽⁵¹⁾显然，乌兰泰并未向州城发动攻势，而是太平军主动出击，清军应战，击退太平军。

就乌军行动考量，因大炮尚未运到，乌兰泰是不敢冒险进犯州城的。他的目标仅在于由文圩推进至佛子村，实系侦察动作，便于日后移营该村，逼近州城南郊。但在奏报中，乌兰泰竟吹成“向永安州城前进”。因为担心水窦太平军抄截后路，遂留经文岱扎在村后岭上监视。乌兰泰军行岭，遭到一支太平军攻击。乌军人多势众，击退这支小部队，追过岭，旋遭州城、水窦太平军夹击。经文岱立即侧击水窦太平军，乌兰泰击退州城太平军，追至南关回营。双方没有大的战事，只是火力杀伤而已。太平军撤回州城，并非败溃，而是夹击计划失败，实施退却。双方都没有重大伤亡。所谓击退八九百人的战绩系乌兰泰谎报。当然，太平军亦未杀死几百名清军，口碑也未免失实。很难想象，死了几百人，乌兰泰敢匿而不报。

（二）乌军移营佛子村，太平军出击干扰未遂

9月30日黎明，乌兰泰率清军“出队，令后队保护辎重，移营佛子村”。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的“前队行至岭，遥见莫家村有贼摇旗放炮，城上及各营贼匪纷出”。乌兰泰立即准备应战，派“副将和福等带兵在松岭后埋伏，开隆阿等兵在新村左右，秦定三等随同接应，岭仍留广东、湖北兵听调”。州城与莫家村太平军“分五路蜂拥而来，势甚凶猛”，企图夺取岭，粉碎清军移营计划。

“乌兰泰赴高坡”，指挥战斗，“令旗兵放火箭五支”，以为出击信号。开隆阿“乘势而进”，太平军稍退，布阵待战。首先，西山梁及山麓两支太平军，“齐扑而下”。和福率“屯兵突出，连环枪炮攻击”，山梁那支太平军受到伏兵侧击而退回。开隆阿、秦定三也滥施枪炮，将山麓太平军击退。中路太平军迂回攻击和福侧后，乌兰泰调预备队湖北兵增援，太平军旋即退兵。莫家村杀出的太平军，“隔河抗拒不退。”东南路太平军欲过河抄截清军，见常禄在河西布防，未敢强渡，遂与莫家村两股合一，约有3000人，用数十大炮轰击清军。乌兰泰“遂差人调取火器，并调岭兵六百名”，由经文岱带领“前来接应”。

清军增强火力与兵力后，士气上升，先以大炮滥轰，之后“乘势过河”，太平军只好撤军。清军“追杀到城”，城上太平军开炮轰击，煞住清军进攻势头。清军伤亡46名，撤回营盘。⁽⁵²⁾

清军接近城垣，太平军退却慌乱遭到损失。这一事实引起了萧朝贵等注意，必须迅速加强城外防御工事，30日连夜紧张行动，构筑防线，“在各要隘赶造木垒、炮台，并于要径挖坑置物，以为据守之计”⁽⁵³⁾。州城外围的坚固防线逐渐构成，乌兰泰难以突破，对此伤透脑筋。

（三）乌军岭设伏，引发战斗

南线小有战事，北线清军日渐集结。10月9日，姚莹至古排大营，诸事待举，无力发动攻势。乌兰泰呆在南线毫无作为，不敢冒险进犯，战场上平静了几天。10月5日，南线又发生冲突。

这一天，清军“卯刻出队，设伏留防水窦，以五百兵诱敌”，欲将太平军引出防线，在岭伏击。巳刻，五六千太平军，由莫家村和州城，“分四路攻扑而来”。清军诈败，太平军追击，“行至岭”，清军“大队由岭后突出，枪炮齐发，短刀相接”。太平军遭到若干伤亡，连忙“退归木寨，或纷纷逃窜”。水窦立即出动1000余太平军，支援岭战场。他们乘虚直取清军营盘，以图牵制清军。而水窦东面预伏清军正欲出而堵截，太平军“退至岭上，分为二股：一股由岭北”“一路直奔岭，欲截归路”。这样，各寨太平军复出，声势再振，分八处与清军游击。乌兰泰投入所有兵力，双方恋战，“至日落收兵”，彼此互有少量伤亡。⁽⁵⁴⁾至此，乌兰泰对突破太平军外围防线并逼攻州城缺乏信心和力量。相反，乌军处在水窦、莫家村、州城等防区太平军交相威胁之下，难以发动攻势。清军进犯永安的有利战机迅速消逝，乌兰泰从此消极徘徊于水窦与莫家村，州城则成了他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未久，他索性放弃攻城，转而力主进犯水窦，企图拔除这一南线要塞。

综观南线三次战事，双方都没有大的胜负，而且行动谨慎。乌兰泰已经逐渐摸清太平军会战时的主要战术特点，相应改进自己的战术。他不敢冒险轻进，而是配置较多预备队，注意设伏，诱使太平军出战，相机出击，获得小胜，促成移营佛子村的计划。9月30日后，乌军移营成功。太平军出击干扰，争夺岭，威胁佛子村，但未能奏效。于是，改取守势，抓紧在乌军正面构筑防线和阵地，增强守御兵力，防止乌兰泰在南线进犯州城，而且整个防线太平军相互联络援应，牵制和阻滞乌军行动，取得显著绩效，迫使乌兰泰由积极转为消极，放弃进犯州城的军事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