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投汨罗考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两千多年来,这一记载早已为世人认可。
然而,2014年暑假,湖北郧县邀请了几位教授学者,到郧县考察了一番,郧县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屈原出生在郧县,流放在郧县,投江也在郧县,屈原压根儿就没到过湖南,更谈不上在汨罗投江。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竟称赞此说“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更有甚者,中国史记研究会的一位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说:“我曾说过,虽然《史记》记载屈原的投江地在汨罗,但屈原的真正投江地不一定在湖南。因为《史记》也有错漏的地方。”(11)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争抢名人,甚至用名人搭台,经贸唱戏,促进招商引资,开发本地旅游资源,从这个角度说,郧县的提法本也无可厚非。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名校的权威教授,竟然对这种漏洞百出,明显谬误的所谓学术成果大加赞赏,予以肯定。特别是那位《史记》研究会的副会长,真不知他是怎么带领众多学者研究《史记》的?
笔者作为一个汨罗人,觉得有义务对这一误导予以纠正。
首先,我们来看看屈原自己是怎么说的。屈原在《怀沙》中写道:“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怎么解释这个“汨”,是解开这个疑问的关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浩浩’,广大貌也。‘汨’,流也。言浩浩广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将归乎海。伤己放弃,独无所归也。”(12)“分汨而流”,即指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清钱澄之《屈诂》云:“‘汨’,水名,近长沙,所谓汨罗江也。”他在注《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句时,说:“南夷不指郢,指江湘以南……原之所以比寿齐光,惟在汨罗一死。”(13)清屈复《楚辞新注》云:“‘浩浩’,广大。‘汨’,汨罗,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浩浩沅湘,分为汨水。”(14)他说得非常明确,“汨”就是指湘江的支流汨水——在汨罗山下会合罗水后,称为“汨罗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云:“汨罗在长沙府湘阴县。沅,出蜀郡,至长沙;湘,出零陵,亦至长沙。”他在注《怀沙》“进路北次”句,也说:“向汨罗之路。”(15)清刘梦鹏《屈子章句》也云:“独由湘至汨罗也。”(16)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沙’,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他在释《怀沙》开篇“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句,说:“滔滔,水大貌。莽莽,茂密貌。汨,行貌。南土,指所怀之沙言,今长沙府湘阴县汨罗江在焉,其地在湖之南也。”(17)这些注释都讲得非常清楚,屈原自己说的“分流汨兮”的“汨”,就是现在的汨罗江。
如果说上述论证,除王逸外都是清人,不足为据的话,我们不防沿着历史的时空隧道,继续上溯,看清以前的人是怎么记载屈原投汨罗这件事的。
二是古人亲临汨罗的记述。最早是汉初贾谊,他在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也就是说距屈原投汨罗仅102年时,赴长沙王太傅任途中,亲临汨罗凭吊屈原,有感自己几乎与屈原相同的遭遇,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开篇即道:“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古‘侧’字)闻屈原兮,自湛(古‘沈’字)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竢”,等待,待罪是也。“仄闻”,侧闻,从旁听说,也就是说贾谊在这里听到了当地民间关于屈原投江的传说。向他讲述这些传说的人的父辈或祖父辈,算来应是与屈原同时代的人,所以这个“仄闻”应该是可信的。清郭嵩焘《湘阴县图志·卷四》载县北凤凰局:“有贾谊吊屈原处,旧志在汨罗江。或谓谊舟行之长沙,停帆湘江,为赋以吊,则指汨罗(江)北岸。或谓谊为傅三年,羁处长沙,赋鵩长沙,故造湘流,敬吊三闾以寄慨,则在汨罗(江)南岸。今两岸俱有土台,乡人彼此相夸,以为名胜。”郭嵩焘说明这是“旧志”所载,肯定不是其个人杜撰的传说。汨罗距长沙不远,水路极为便利,从“南岸”、“北岸”分析,贾谊在长沙为傅期间,很可能还不止一次来汨罗凭吊屈原。
继贾谊之后,司马迁也来到汨罗,遍访屈原遗迹,在屈原投江处江潭凭吊,痛哭流涕,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屈原列传》。至今这一带还有“昔日子长流涕处,至今无草怆江潭”的传说,说的是司马迁当年凭吊屈原的地方,因司马迁洒泪,后来竟寸草不生。司马迁自己也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18)这个“湘”,当然包括汨罗。
南朝梁湘州刺史张邵,任上曾于宋五年(公元424年)亲临汨罗,凭吊屈原,并请著名文人颜延之写了《吊屈原文》,开篇即写道,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佩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诸。”(19)“罗潭”,即屈原投江处,又称“罗渊”、“江潭”,今称“河泊潭”。“舣舟”,即停舟。“汨诸”,即汨罗江边。最后感叹道:“望汨心欷,瞻罗思越。”意思是说望着滔滔的汨罗江水,令人唏嘘不已。张邵站在罗渊之畔,思绪跨越时空,仿佛看到了形容憔悴的屈原的身影。
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在贬广东阳山县令赴任途中,停舟汨罗,凭吊屈原,留下了《湘中》一诗:“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萍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唐代亲临汨罗凭吊屈原的诗人,还有柳宗元、戴叔伦、杜甫等,不胜枚举,《云梦学刊》2015年第一期刊发了钱征《唐诗里的屈原与汨罗》一文,作了全面的梳理。唐代蒋防在赴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任途中,也专程来汨罗凭吊,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在《汨罗庙碑》一文中写道:“案《图经》,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则为大水也,古之与今,其汨不甚异也。……愚则以为三闾魂归于泉,尸归于坟,灵归于祠,为其实。”(20)他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屈原投汨罗江,葬汨罗山,是千真万确的。
宋潭州守真德秀,继朱熹守潭州,在续修朱熹启动的忠洁侯庙(即今屈子祠前身)落成后,恰逢端午节,他亲临汨罗主持竣工典礼和祭祀屈原仪典。真德秀亲撰《祭屈原文》,文中有“伊南阳之吉里兮,祠妥灵而尚存”之句(21)。南阳里是屈原流放汨罗首先居住的地方,后迁玉笥山。元、明、清来凭吊者无以数计,如历代《长沙府志》、《湘阴县志》均有记载。在越南编纂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一书中,还保存了许多有清一代越南使者北上京城途中,经汨罗凭吊屈原的诗作,宋词元曲中也不乏此类诗词。
笔者真不明白,清华和北师大的两位大教授,对于这么多先贤亲临汨罗实地调查采访的历史记载,竟然弃而不顾,却硬要附和毫无依据的论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历史上这么多名人的调查都错了吗?
三看历代文献的记载。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东方朔,在《七谏·哀命》中写道:“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译成白话文大概是:我们君臣为何会分道扬镳?我只能溯沅湘而上与君分离。我打算身赴清冷的汨罗江中,面对这败坏的时俗绝不回头。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为这段话注曰:“汨水在长沙罗县,下注湘水中。”王逸自己也在《九思·遭厄》开篇写道:“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译成白话文就是:哀悼屈原遭受祸殃,他的玉体沉入了汨罗江。晋罗含《湘中记》载:“屈潭之左有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那么屈潭、玉笥山又在哪里呢?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载:“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汨水又西,径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径玉笥山,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遗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尝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22)不仅记载了屈原在汨罗投江,也记载了贾谊、司马迁来此凭吊屈原。这里还有一个地理坐标问题,即长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即屈原投江57年后,秦始皇设长沙郡。长沙的地名据有文字可考,已达三千多年之久,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该书记载了周成王大会诸侯时,各路诸侯所贡之物。湘北这一带,当时属三苗之地,为了表示对周王室的臣服,也向周王进贡了当地的土特产“长沙鳖”。《逸周书》成书于战国之前,方物以地为名,可见在周初,长沙已是很有名气的地方了。《战国策·楚策四》中有“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2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也”的记载;再看出土文物的印证,1986年湖北荆门发掘了属于战国中期的包山2号楚墓,墓中出土了一批楚简,有两件记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龚泽”,一为“长沙公之军”。从这些记载和出土文物可证,到春秋战国时,“长沙”地名已经确立。晋罗含《湘中记》云:“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平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起于洪荒之时。”长沙的地望,是与天上的“长沙星”对应的。(24)循着这个地理坐标,汨罗江的地理位置不是昭然若揭,明白无误了吗?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储米,投水祭之。”又,“世人五日作粽,皆汨罗遗风。”简短的文字,一是记载了屈原于端午节投汨罗而死,二是记载了投粽于江祭祀屈原之风俗源自汨罗。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明白无误的记载了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发祥地就是汨罗。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载:“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诸郡率然。”这几条关于端午龙舟竞渡的史料,一是说明了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二是说明龙舟竞渡缘自拯救屈原,源自汨罗,逐渐流传外地,以致“诸郡率然”;三是说明汨罗江在五月涨水季节,是流入洞庭湖的一条河流。汨罗江本是湘江的支流,原在磊石山南注入湘江,然后汇入洞庭湖,涨水季节,这一带一片汪洋。1958年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将汨罗江改道从磊石山北直接注入洞庭湖,汨罗江才成为一条独立的河流。
《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载: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夏五月“丙辰……磊石庙旧封昭灵侯,进封威显公”。这一年五月的丙辰日,即五月初五端午节,晋高祖石敬唐封屈原为“威显公”,并赐庙额,命马殷之子楚王马希范代往汨罗祭祀。“磊石庙”即今汨罗屈子祠前身。在浩瀚的史料中,类似的记载还可以找到许多,比如刘向的《新序》,唐沈亚之的《屈原外传》,佚名《襄阳风俗记》等,就不一一例举了。
是历代修史的人搞错了?还是清华和北师大两位教授为了支持郧县的旅游发展计划,而违心的怀疑司马迁的记述?我不能枉作结论,我相信两位教授自己是清楚的。
四为近代学者的论证。郑振铎先生在《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一文中写道:“他在江南漂流了九年,最后住到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边。……公元前二七八年,……在五月五日那一天,抱了石块,投到汨罗江里自杀了。”唐弢先生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写道:“公元前二七八年,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在这一天——五月五日投入汨罗江殉国了。”已故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禇斌杰先生在《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一文中写道:“终于,在最后一次的流亡生活中他死在汨罗江中。”(25)游国恩先生在《屈原的生平》一文中写道:“最后走到长沙东北的汨罗江,投江自杀,与楚国人民永别了。”并肯定的说,“屈原自沉汨罗的传说是可靠的”。(26)台湾学者宁新著《屈原传》也说:“屈原用尽全身力气,纵身跳进了汨罗江!”(27)楚辞泰斗姜亮夫先生考证“顷襄王十六年,戊寅,六十一岁,《九章·惜往日》当成于此年之前。(屈)原于此年前后自沉于汨罗。”(28)他在《楚辞通故》“湘汨”条注:“按湘汨者,湘水与汨罗也,汨罗入湘,故连举以为词。屈子死所也。”(29)由周建忠、汤漳平编纂的大型工具书《楚辞学通典》中“湘汨”条亦注:“屈原忧愤国事,怀石自沉于汨罗。”(30)周建忠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楚辞专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几十年间,他多次到汨罗考察。2009年端午节前夕,笔者应邀到江苏电视台协助周建忠先生录制《把酒话端阳》节目,周先生在释读“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的“汨”时,明确说应读“mì”,是指汨罗江,对笔者启发很大。
当代流行的两部大型工具书《辞源》和《辞海》,在注“汨罗江”时,都注明屈原因忧愤国事,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流放,到过许多地方,为什么单单选择汨罗投江呢?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职大学报》主编周秉高先生在《屈原自沉汨罗之研究》一文中先是剖析了屈原为什么要自尽以及为什么要选择投江这种方式自尽,然后归纳了屈原为什么选择汨罗自尽的三大原因:“总之,汨罗确实也是楚人的‘先王故居’,屈原在此自沉就能表现‘首丘’之情;又是熊绎后裔被迁之地(按:指楚文王迁罗人于此),到此自沉,有政治共鸣之意,正好可以‘下著其志’;更重要的是,汨罗紧靠大都会长沙,信息流通快捷,自沉之后,有可能达到‘上悟其君’(即‘尸谏’)的目的。”(31)笔者想做点补充的是,汨罗居住的罗人,与楚王室同出颛顼之后,熊、罗、屈实是一个家族,这里有罗氏宗庙,也可视为屈氏宗庙供屈原祭祖。这里的汨罗山上有罗氏家族墓地。他希望死后能归葬汨罗山,了他“狐死必首丘”的心愿,也符合楚人流传至今的死后“归葬祖山之阳”的习俗。
面对这些今人的研究成果,再与郧县的研究结论做一个比较,谁是真正的做学问,谁是哗众取宠,另有目的,我想清华和北师大的两位学者,应该是了然于心的!
五为屈原在汨罗的遗迹与传说。唐沈亚之《屈原外传》载:“(屈)原因栖玉笥山,作《九歌》,托以讽谏。”汨罗江北岸南阳里和玉笥山有屈原故宅遗址;玉笥山上有屈原吟诵《离骚》的“骚坛”;江边有屈原与渔民促膝谈心的“独醒亭”;玉笥山西侧的峭壁上,有屈原避暑赋诗的“桃花洞”;玉笥山西麓有一条小溪叫“玉溪”,自北向南注入汨罗江,溪口有屈原洗缨濯足的“濯缨桥”;玉笥山西侧凤凰山南麓汨罗江边,有屈原投江的“河泊潭”;玉笥山下汨罗江南岸,有屈原遗体出水处“晒尸墩”;玉笥山东侧汨罗山上,有屈原墓等。玉笥山上还有传为屈原女儿女媭的一些遗迹,如传为女媭在屈原外出时,站立其上,盼父归来的“望爷墩”(爷,汨罗方言读yá,即父亲);遥望屈原的坟墓,给屈原绣像的“绣花墩”;磨剪自刎殉父的“剪刀池”;汨罗山下,有传为女媭为葬屈原取土成塘的“楚塘”;有女媭取土葬父经过的小桥“烈女桥”等。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说,如《一卷〈离骚〉山鬼哭》、《玉溪清清好濯缨》、《罗城望郢》等(32);玉笥山上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纪念屈原唯一的古建筑“屈子祠”;凤凰山上原有第一批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屈子庙”,可惜“文革”中已被拆毁;还有为纪念宋玉、景差为屈原招魂的“招屈亭”等。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学子,前来汨罗考察,感悟屈原的情怀,探索汨罗山山水水对屈原爱国思想形成的影响。我想,清华和北师大的两位教授,如能亲临汨罗,做一次深入细致的调研考察,定会得出在郧县考察后的不同结论。
通过以上五点论证,笔者认为司马迁关于屈原投江汨罗的记载,应是准确无误的。
(载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2016年3月15日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