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作于汨罗辨

《离骚》写于何时何地，历来分歧颇大。如细细数来，竟可达数十种之多，有的观点相近，有的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曰作于怀王朝屈原遭谗被疏，罢“左徒”，黜“三闾”之后，地点在郢都；二曰怀王朝被放于汉北时所作；三曰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未立或初立之时，地点或汉北或郢都；四曰作于顷襄王朝流放江南之后，或流放之初，或流放途中，或流放之末。上述诸说，就时间而言，最早的认为作于楚怀王十四年或还早，最晚的认为作于顷襄王三十年左右，先后竟相差几十年。写作地点有汉北、郢都、辰溆、沅湘等说，竟相距千里。我认为《离骚》是在顷襄王朝屈原流放江南途中，沿途即景抒情，逐步构思，来到汨罗后，几经删削修改，在汨罗最后完稿的第一篇作品。现将管见，略作陈述。

一、从司马迁《史记》辨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一部严谨的史书，两千多年来，常被引以为据。近年来考古发掘也证明，《史记》确实是可信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赋《离骚》。”又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分明说《离骚》是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但有人用《史记·屈原列传》中“……（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段话，论证《离骚》写于怀王朝被放汉北之时。或者认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和《屈原列传》中说法互相矛盾，失其要领。其实，这是由于《屈原列传》的错简所致。众所周知，关于《离骚》的记载，在《屈原列传》中被分割于两处，按现在的顺序，实在解不通。“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被怀王疏远以后，还能“使于齐”，还能“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还能谏怀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足见他在怀王时没有遭流放。这段时间汉中之地时秦时楚，归属无定，屈原可能去过汉北（因《抽思》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但绝不是流放，可能是负有某种使命，且逗留时间不长。在怀王朝他只是被“疏”，即疏远了，不如以前“王甚任之”时那么亲密无间了。只是被“黜”，即不再任“左徒”而黜为三闾大夫了。可是紧接着无端又出现了“虽放流，睠顾楚国”。“放流”与“疏”、“黜”无论怎么解释，也是牵扯不到一起的。由这两句看，似乎屈原前段时间流放在外，与前面实在衔接不上。其实，自“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以下，应紧接“屈平既黜”，直至“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再下去应紧接“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这一段写的是楚人和屈原指责子兰，指责顷襄王，从而激怒了顷襄王，直至被“顷襄王怒而迁之”。“迁”即迁徙之意，大家都公认这一次是被顷襄王迁到了江南。屈原再也无法谏君王，使齐国，不能“与王图议国事”了。接下去才应是“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一段，其下才是“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这样，司马迁本人对《离骚》的评语以及引刘安对《离骚》的评语就贯穿一气了。再接下去便是“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调整错简后的《屈原列传》大致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偿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下略）

这样，屈原的一生，由“王甚任之”，到被上官大夫所谗，至使怀王怒而疏之，继而绌之，以致使楚国事一蹶不振，兵挫地削，怀王拒谏而客死于秦，屈原因此而责备子兰、顷襄王，最终被怒而迁江南，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并吟诵于江滨；渔父听到这悲壮的诗歌，知道是屈原来了，便出现了渔父与屈原的一段对话，对完话后，屈原又吟着诗句，投江殉国了，脉胳十分清晰。不过，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正清楚：一、怎么理解“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这段话呢？我觉得这段话不是对楚怀王而言，而是对顷襄王而发，因为屈原过去曾和楚怀王关系十分密切，楚怀王客死于秦后，屈原时时系心于怀，是十分自然的。他总结了怀王成败，时时不忘返回新君身旁，用怀王的教训使顷襄王“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从而达到“存君兴国”的目地。二、屈原在何处遇渔父？我认为“屈原至于江滨”的江，就是指汨罗江。如若不信，再看“泽畔”。《风俗通·山泽》谓：“水草交厝，名之为泽。”泽就是沼泽，汨罗江南岸，古为东洞庭湖区，河港交错，实为一片沼泽地带（按：现为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屈原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加之忧心如焚，来到汨罗，正应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见屈原是在汨罗江边遇渔父，而出现“渔父见而问之曰……，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这一段精彩的对话。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于《离骚》的记载，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的记载是不矛盾的。

二、从《离骚》文义辨

从《离骚》的本文中，也可以窥测其写作时地。

《离骚》题意辨。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释“骚”为忧，虽未释“离”，但明显可见他将“离”作“抛却”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离，别也。骚，愁也。”他释“离”为“别”，盖源于司马迁说。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颜师古同此说。王伯厚在《困学纪闻》中则认为“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竟认为是“发牢骚”之意。今人游国恩先生说：“我认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³³⁾扬雄所释是种曲解，实不可取。王伯厚的解释也很牵强，不能尽通。其实“离”字作为标题，除了含有“遭遇”、“抛却”的意义外，其主要用途恐怕还是用来点明写作地点。“离”字在古代是指一种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离，离黄，仓庚也。”《尔雅·释鸟》载：“仓庚、商庚，即鵹黄也……，鵹黄、楚雀，即仓庚也，鵹音离。”《说文解字》段注又载“离”：“从隹，离声，吕支切，古音在十六部，今用鹂为鹂黄。借离为离别也。”可见“离”字作为离别解，在古代是借用的。古“离”字的本字实为“罹”，“罹”从网从维，而繁体“罗”字也是从网从维，且同声。所以《集韵》说“罹”与“罗”通。《文》曰：“罹本亦作罗。”《说文解字》段注释罗：“从网从维，会意，鲁何切，十七部，或作罹，俗异用。”这些都说明：“离”本为“罹”，“罹”通“罗”。罗即罗地，汨罗江一带。屈原在标题中就点明了写作地点。又“骚”与“商”古为双声字，亦可通用。商乃古五音之一，一种悲怆低沉的歌。就是说：《离骚》是屈原在罗地唱的一首歌，不过不是悲歌，而是一首高昂奋进的壮歌。

《离骚》地理辨。《离骚》中涉及众多的地名人名，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实地史人、欲往诉陈，主要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二作史地史人，数之悟君，如傅说操筑傅岩，武丁梦而求之；吕望鼓刀朝歌，文王遇而为师；宁戚歌于东门，齐桓载归为卿等。三是仙地神人，想象遨游，如咸池、白水、昆仑、赤水、丰隆、宓妃等等。三类中尤以“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重要。屈原正道直行，忠君为国，却含冤靡诉，抱直无归。彷徨之中，欲渡沅、湘，济苍梧，就重华而陈诉。谒重华是屈原久有的夙愿，作《涉江》时就想：“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是南行途中所作，《离骚》是南行至溆浦折而北归至汨罗后作，是紧接的两篇作品。重华即舜帝，颛顼的后代，也算得是屈原的远祖，南巡崩于苍梧，葬于九嶷。九嶷在今湖南宁远县境内。如果《离骚》作于郢都或汉北，那么必先船出夏水，荡舟汉水，横渡长江，飘过洞庭，再溯湘水而上，才得到苍梧之地。只有在辰溆，才只需渡沅湘即可达九嶷。可见屈原在溆浦时就已铺好了《离骚》的草稿。这样庞大的作品，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只有在他来到汨罗，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之后，才能坐下来修改、整理，直至定稿。因为谒重华是他久有的夙愿，所以在定稿时，他保留了这句。或者说涉江时没有实现的愿望，仍然萦绕在他脑际，他非要记载下来于心方安。

《离骚》中描写地貌的诗句还有：“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等句。“阰”即大的土丘，丘上生长着木兰。“洲”乃水中之岛屿，洲上长满了宿莽。泽畔长满兰草的高地曰“兰皋”，高高隆起且生长着椒树的土包曰“椒丘”。这些都不是江汉平原的地貌，也不是辰溆的莽莽山林地貌，而是典型的水乡泽国的丘陵地貌。考屈原所到之处，唯汨罗江一带地形地貌与此极为吻合。

《离骚》草木辨。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草木，达数十种之多，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诗人褒奖，以喻美好的，如芙蓉、芰荷、江离、薜芷、宿莽、菌桂、秋菊、胡绳、薜荔等；二类是先褒后贬，以喻人之失节变质的，如秋兰、申椒；第三种是恶草，以喻奸佞小人，如萧艾、榝、薋、箓、箷等。这些花草，在汨罗江两岸比比皆是，俯首即得，有专家统计，汨罗江畔拥有这些种类花草总量的95.2％以上。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句中的“芰荷”即菱角，“芙蓉”即荷花，汨罗江两岸几乎处处池塘都有，夏秋季节，水面上满是细小的菱花，硕大的荷花。如今汨罗江南岸屈原农场内的万亩莲湖，已辟为旅游景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之句，屈原提到了人民的习好：大家都把萧艾佩带在身上，以为芳香美丽。而散发着淡淡暗香的幽兰却被弃之路旁地角，无人问津。汨罗江一带的人民，至今每到农历五月，家家户户都要到山上割回成捆的萧艾，插在门窗上，吊在屋檐下，并成捆的收藏到阁楼上，竢时待用，有的甚至将艾叶装进小孩佩带的小小的香荷包。而那些葱兰、菖兰、韭兰、秋菊等，并不为人们所注重，往往被当成恶草除掉，或是沤到田里作肥料。据一些古籍记载，这种习俗，并不源于屈原投江，而是在屈原之前很久就有了。又如汨罗江北岸延绵的山丘上，长满了蒺藜和苍耳（《离骚》中的薋和箷），行人经过，稍不注意便被蒺藜划破皮肉，苍耳籽粘满衣裤，根本无法拍打，必须一粒粒细心的摘掉才行，非常讨厌。屈原在汨罗江畔生活了一段时间，看到这些现象，联想到朝廷里的人际变迁，政治上的黑白颠倒，社会上忠正者被贬，谗佞者当道的现象和自己的遭遇，便将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和植物赋予深刻的含义，写进自己的诗篇。

当然，这些花草植物和民间习俗、自然现象，并不是汨罗江畔所独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当时摩肩接踵的郢都是不可能有的。

三、从遗迹和传说辨

在汨罗江两岸，至今还保留了许多有关屈原的遗迹。唐沈亚之《屈原外传》载：“原因栖玉笥山，作《九歌》。”玉笥山在汨罗江下游的北岸，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的玉笥山上（当地称之为山，实际上只是高大的土丘，这一带是典型的红壤丘陵区），有闻名遐迩的屈子祠，还有濯缨桥、独醒亭、桃花洞、饮马塘等。特别是屈原故宅遗址的北侧，有一个面积约六十平方米的高土堆，四壁陡削，顶部平坦，如桩如柱，临江耸立，传为屈原写作和吟诵《离骚》的地方，称之为骚坛。

还有汨罗江一带至今流传的，妇孺皆知的“一卷《离骚》山鬼哭”的故事：

传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夏夜，屈原携女儿女媭信步来到坛顶，在黑暗中引颈遥望北方。屈原高声吟诵近日完稿的千古雄文《离骚》，悲壮激昂的声音在静谧的南国夜空飘荡，仿佛要让这含有斑斑血泪的诗句，唤醒远方的君王和佞臣。当他吟完最后一句“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时，激动得高举双手，仰天长叹，泣不成声。只听得寒风哀号，江水悲鸣，坛下号啕大哭之声顿起，屈原父女吃了一惊，忙点燃松明，只见坛下黑压压男女老少跪了一地，直延伸到汨罗江边，有的是文人学士，有的是樵夫舟子，有的穿戴官衣官帽，有的赤声裸体、鲜血淋漓，屈原与女媭忙步下高坛，站在半腰一块小平台上，问大家是何方乡亲，为何深夜来此悲伤啼哭，大家听了，争着向屈原哭诉自己的冤情悲事。屈原方明白这些哭诉者并非生人，而是各类屈死的冤魂野鬼，听了自己刚才吟诵的《离骚》，来求自己为他们伸冤鸣屈的。屈原快步走下平台，逐一扶起大家，允诺为大家伸冤鸣屈，众鬼魂齐声道谢，再三跪拜，方才渐渐离去。

据说，湖北秭归一带也有类似传说，只是将鬼魂改成了巫山神女，但是大家都公认，屈原流放并没有到秭归，所谓“屈原有贤秭，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见其从，因名曰秭归”的说法，只不过是想证明“秭归”之地名与屈原的关系而已，《离骚》更不可能是在秭归写的。

四、从郭沫若屈原研究辨

郭沫若对《离骚》的写作时间有过两种看法，先认为是屈原最晚期的作品，是屈原留下的绝命辞，“是屈原在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最晚期作品，也是最成熟的作品”。“它的作期是在到了江南以后，大约是在《怀沙》之前，在长沙时做的。”⁽³⁴⁾可是后来，他对这种说法又作了些修正，说“《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的话，古人七十始称老，屈原必须至少到五十以上才能说得出。我以前又把它的时期定得太迟，定在《哀郢》之后，认为是屈原六十二岁将死时的作品，这也是不妥当的。像《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在作者必然要有精神上和体魄上的相当余裕才能产生。《哀郢》之后，在短促的逃难期间，不可能产生出这样充实的作品，因此，我推想这篇作品必作于《哀郢》之前。屈原在长期流窜中，是曾经在湘沅区域放荡过的”。⁽³⁵⁾郭老在《屈原研究》中所定《离骚》写作时间，是不准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定得太迟。”写作地点定在长沙，也值得商榷。所谓长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说：“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熊绎始封，实在于此。”他这里说的长沙，是指湘江下游的一大片土地，包括汨罗江一带在内，他认为这片土地是熊绎始封之地。狭义的长沙，仅指今长沙市附近，郭老所说“在长沙时做的”，是广义还是狭义，也没有言明，按其作为屈原“留下的绝命辞”说，是应该包括汨罗的。但《离骚》不是屈原的绝命辞。所以这一说法地点上对了，时间上错了。他在后来修正了的说法中，对《离搔》写作时间是定得准确的，但其写作地点只含糊的说“是曾经在湘沅区域放荡过的”，“湘沅区域”就其地理范畴说，比广义的长沙还要大得多。这里，郭老有点难于自圆其说，既然“像《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在作者必然要有精神上和体魄上的相当余裕才能产生”，这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这又怎能产生于在广大区域里的放荡之中？“放荡”者，飘泊无定也，飘泊无定者在精神上和体魄上岂能有相当的余裕？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矛盾，主要是因为郭老认为屈原在汨罗只是短暂的停留。他在《屈原考》一文中说：“就在郢都攻破的那一年……。我认为就在那一年，屈原从他亡命的地方——汉水之北，被敌人压迫，流徙到洞庭，到长沙，再回到汨罗，终于悲愤难遏，怀沙抱石，自沉汨罗江中。”十年后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文中还是认为：“在郢都破灭后，他在逃难中做过一首《哀郢》的诗来表示深沉的悲痛，他那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是往南方逃走的，这恰恰是白起进兵的方向。所以他逃到了那儿，白起也追到了那儿，这就逼得他在郢都破灭的那一年，终于跳进湖南境内的汨罗江自杀了。”⁽³⁶⁾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推敲，就是既然《哀郢》是作于白起破郢后的南逃途中，而《离骚》又“必作于《哀郢》之前”，就是说屈原作《哀郢》之前是没有到过沅湘一带的，那么《离骚》怎能是作于在沅湘区域的放荡之中呢？不难看出，产生这种矛盾说法的原因是郭老把屈原到汨罗的时间定在白起拔郢这一年，屈原在“方仲春而东迁”的二月离开郢都，“滔滔孟夏”的四月到汨罗，五月初五就投江了。持这种观点的除郭老外，还大有人在。这个问题又涉及《离骚》的写作时地，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地论证一下。

汨罗江一带，古为罗子国境域，《水经注·湘水》载：“汨水又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罗子国当时实际上是楚的一个附庸国，后被楚所灭，完全成了楚的版图。罗人本是商代中叶芈部落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所以《广韵》载罗：“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至今汨罗江南岸还有罗子国故城遗址，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2011年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带还有罗家巷、罗家坪等地名，其居民大多姓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罗氏宗祠，方志记载这些罗氏居民，乃罗子国遗民的后裔，实为“颛顼末胤”的末胤。《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可见楚、罗本同宗。《史记·屈原列传》又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和楚王室同出一个宗室，他在《离骚》中亦自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屈原也是“颛顼末胤”。所以屈原与罗子国贵族亦同祖。熊（楚王室）、罗、屈可谓是一个家族中的三个分支。屈原在顷襄王初年被流放后，出汉水，渡长江，过洞庭，溯沅水到溆浦，再进资水，下湘江，辗转流离，无所定泊，若干年后来到汨罗。来到这里后，他看到罗氏的宗祠里供奉着自己的祖先，这里的贵族是自己的家族，这里的人民又都是楚人，土地肥沃，生产发达（近年来在汨罗江流域特别是屈原曾居住过的玉笥山一带发现了多处商周遗址和春秋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商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的陶器和青铜器，可以说明这一点），且“为楚东南之会，去郢未远，因与荒徼绝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较之“哀南夷之莫吾知”且“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的辰溆一带发达得多。他经过对比选择，最后决定把汨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而长期定居下来，并最终作为自己的“首丘”之地，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据传屈原来到汨罗，首先居住在南阳里，罗子国贵族接他到罗子国城内，热情款待，真忱挽留，屈原还是回到了南阳里。这里地处汨罗江与一条无名小溪汇合的三角地带，地势较低，极易被淹。屈原在这里居住不久，就搬到玉笥山上。罗含《湘中记》载：“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今玉笥山有屈原宅。”郑振铎在《屈原传》中说：“他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当地人民是很敬爱他的。”⁽³⁷⁾所以，屈原在汨罗江畔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和传说。

由此可见，屈原在汨罗江边不是作短暂的停留，而是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样，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对《离骚》写作时间的说法就解释得通了。屈原写完《涉江》后，经资水到了桃江（今桃江还有钓鱼台、天问阁、三闾桥等屈原遗迹）。当时，湘、资两水下游是错综的支流，相互交织，屈原由其中一条支流进入湘江（屈原没有到过长沙，所以后来才写《怀沙》）。古代汨罗江并不直接进入洞庭湖，也是在下游分成几条河道汇入湘江，屈原由湘江又进汨罗江，来到了罗子国故城这一带，决定定居下来。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在“精神和体魄上”有了相当的余裕，便着手整理前几年流放途中的构思或草简，完成了《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也是最成熟的作品”，之后相继又写作了《哀郢》、《九歌》、《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等诗篇，最后投汨罗江殉国。

（载《船山学报》1987年“屈原研究”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