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起炉灶”
——大陆迁台剧作家的总体面貌和特征

第一节　台湾前期戏剧中的大陆迁台剧作家

台湾前期戏剧是剧本主导的时代，戏剧剧本的创作是所有戏剧活动的核心，剧作家在这一时代的剧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创作不仅构成了台湾前期戏剧本身，也将他们对于戏剧的认识和态度传达出来，主宰这一时代的戏剧思潮。因此，台湾前期戏剧研究中作为戏剧活动载体的核心的是剧作家的研究。

一、大陆迁台剧作家的界定

“大陆迁台剧作家”是本书对台湾戏剧中的一部分具有共同经历的剧作家的一个群体性的称谓。其范围的界定参考古远清教授对“大陆赴台作家”的定义：

“大陆赴台作家”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1949年前后由大陆渡海来台的作家，其中有的在大陆已经成名，如胡适、梁实秋、叶公超这些新月派作家。有的在大陆只是有点小名，到台后，基于各种原因，一时名声大振，如陈纪滢、尹雪曼。还有的不是因作品而是以文艺论争出名，如胡秋原、王平陵。个别的在大陆因从事其他行业工作而默默无闻，赴台后才正式登上文坛，广为人知，如柏杨。少数则是由大陆到台湾再到海外定居，如谢冰莹、於梨华。也有反过来由大陆到海外再到台湾定居的，如苏雪林。⁽¹⁾

“大陆迁台剧作家”是指1949年前后由大陆迁居台湾的剧作家，他们在大陆时期就已经成名，或者并未成熟，只是接受过戏剧教育，参加过与戏剧相关工作、活动以及有过观剧经历和自主戏剧学习经历，到台后，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剧作家。这里的“剧作家”只局限于话剧创作领域，传统戏曲的剧作家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

因为“剧作家”这一概念中对于能否称之为“家”的程度判定没有一个严格规范的标准，本书选择比较宽松的要求来界定，凡是有两部或两部以上的话剧作品问世（包括发表、出版或演出），均称之为“剧作家”，纳入本概念的涉及范围。

本书采用“迁台”作为限定剧作家范围的定语，而没有使用古远清教授“赴台”一词，是为了突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并在台湾定居”的剧作家。1945—1949年间，“新中国剧社”、“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旅行剧团”、“国立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剧团”三大大陆职业剧团赴台演出，欧阳予倩、刘厚生、冼群等大陆剧作家都曾在台湾做短期的演出和讲学。1947年12月，剧作家田汉来到阿里山寻找剧作素材。1946年7月，福建剧作家陈大禹由重庆经上海来台湾，在台湾组建“实验小剧团”并成功编导《香蕉香》、《疑云》等话剧，引起很大反响。但是他在1949年，为躲避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新生报》之《桥》副刊作家群的抓捕返回大陆。上述这些在台湾做短暂停留的剧作家都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整理出“大陆迁台剧作家”38位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见表1-1）。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社会巨变中，在抗战时期最负盛名的剧作家基本上都选择留在了大陆，但是仍有相当的戏剧人才搬迁台湾。在台湾前期戏剧中，戏剧创作基本上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的天下，他们的戏剧作品覆盖了台湾剧坛近三十年，至今影响深远。马森也认为“幸好来台的前辈剧作家，如邓绥宁、王绍清、李曼瑰、姚一苇、丁衣、吴若、钟雷诸先生都有剧作问世，使军中、学校等业余剧团不致无戏可演”⁽²⁾。当然，这样的结论我们不是随意得出的，还需要我们用台湾前期戏剧的事实来论证。

二、大陆迁台剧作家是台湾前期戏剧创作的主体

台湾前期戏剧的重要剧作家，基本上都是大陆迁台的剧作家。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论证和说明。

（一）台湾前期戏剧的获奖剧作家大多为大陆迁台剧作家

1950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迁台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机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奖会”），是张道藩在蒋介石的指派下成立的，以高额奖金诱使作家创作符合国民党官方政治需求的文艺作品。据统计，至1956年12月，在公布最后一批获奖名单后结束会务，“文奖会”共举办17次评奖，有120余人次的73件作品获奖，三千多人次的近万件应征作品获得优厚稿酬的奖助。“文奖会”奖助的话剧剧本详情见表1-2。

根据表1-2，我们可以统计出：“文奖会”共奖励话剧剧本39种，其中独幕剧19种，多幕剧20种；涉及的剧作家有29位，其中丁衣、高前、骆仁逸、申江、王方曙、徐天荣、钟雷、朱白水每人有两部剧作得奖，赵之诚是唯一三次得奖之人。而在得奖的这29位剧作家中，除墨深、王震梓、巴禾、陈万里的具体情况不可考外，其他25位均为大陆迁台而来。在这些剧作家中，有几位并不算是专职的剧作家，郭嗣汾同时也是小说家，黎中天、刘枋是小说家和散文家，虞君质主要是文艺评论家，王鼎钧是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符涤泉（笔名符节合）是诗人，骆仁逸是广播电视节目编导、影评人。他们在剧本创作方面只是偶尔的尝试。

此外，在官方文艺政策的主导下，“教育部”为发扬民族精神提高文艺水准，也设立了文艺奖金，分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类，1955—1971年每年颁发金质奖章和超高额奖金。“教育部文艺奖金”（戏剧类）获奖状况见表1-3。

从表1-3我们可以看出，“教育部文艺奖金”在戏剧方面并非每年都有颁奖，15年间仅有8年颁奖，共9位剧作家获得此奖。而这9位剧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

（二）台湾前期戏剧大型的戏剧会演和展演的剧作基本都出自大陆迁台剧作家

国民党从迁台之初起，常常在庆典日组织影剧界举行公演，演员、编导、舞美均为一时之选，军中、官办、民营剧团中各类影剧界精英通力合作，演出效果颇为轰动。黄仁对当时演出的盛况这样描述：“由于每次联合大公演，都达百人以上，甚至四五百人，阵容很强，难得盛会，无不一票难求，轰动一时。”⁽³⁾其中1956年2月至1957年12月，在张道藩、李曼瑰的奔走下，国民党当局拨款57万元新台币以整修新世界戏院，并提供话剧演出两年。1956年第十三届戏剧节开幕的“新世界剧运”共演出16档高水准话剧，对当时的台湾话剧来说可谓盛况空前。这16档话剧中有两档为上述的影剧界联合大公演，其他都为当时各大剧团各自排演，但演出中多有合作和协助。1960年第一期话剧欣赏会，组织者李曼瑰寄予厚望，由她所创建的“三一剧艺社”与刘硕夫任团长的“中华实验剧团”通力合作，同时广泛调动社会剧团和校园剧团，所演出的5个剧，基本上也具有大型公演的性质。1950年至1979年间台湾大型公演演出详情见表1-4。

以上除《天桥群相》的剧作者不可考以外，所记录的剧作者基本上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其中董心铭是戏剧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国民党军中话剧团队的领导人物，偶有话剧剧本创作。邓禹平的主要身份是诗人，也有话剧剧本创作。

（三）台湾前期戏剧重要的戏剧作品选辑中收录的基本上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的作品

一般而言，除却针对小范围特殊的人群、特殊的选题、特殊的类型以外，剧本选辑所收录的应该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范围内最为经典、影响力最大的戏剧作品，其作者也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剧作家。台湾前期戏剧重要的剧本选辑，主要有李曼瑰、刘硕夫选编的《中华戏剧集》和邓绥宁编选的《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

《中华戏剧集》一套共十辑，由李曼瑰主持的“中国戏剧艺术中心”出版。第一辑于1970年5月出版，收入六部剧作，其余第二至第十辑均于1971年12月出版⁽⁴⁾，封面标明“自由中国话剧六十种选集”。这九辑共收录剧作61部。

除了作为本套剧集发行人的李曼瑰和总编辑刘硕夫，其他参与这套剧集编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公开姓名。他们所选剧本的范围是“迁台以来到目前，海内外自由剧作家的作品，并且要公开演出过”⁽⁵⁾。李曼瑰曾在第一辑的序言中写到第一辑六个剧本“是由近十年间曾经多次演出效果颇佳的剧本中选出。选择的标准是：既可供普通一般读者阅读，又适合舞台或平常的礼堂演出，人物少，布景简单，题材切近生活与人情，主题深入浅出，而使雅俗共赏”⁽⁶⁾。刘硕夫还在新闻报道中强调：“无论如何，所选的剧本完全是以好剧本为主，所选的剧本就在这种着眼点下选出，绝不牵涉到‘人’的因素。”⁽⁷⁾

《中华戏剧集》共收录剧作67部，涉及剧作家42位，见表1-5。

表1-5　《中华戏剧集》剧目详表

既然编者将《中华戏剧集》的封面标明“自由中国话剧六十种选集”，那么其选辑的范围就不只是在台湾，而是他们概念中的“自由中国”，即除大陆以外的华人居住的地方。根据每一辑之后的“作者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剧作家居住的范围包括美国、菲律宾，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其中周坚乃是旅美的剧作家，许希哲是菲律宾的华侨作家，徐訏、熊式一和柳存仁主要活动在香港，其他的台湾剧作家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即非台籍本土剧作家。其中，张晓风迁台时较为年幼，应该不能归类为“大陆迁台剧作家”。周联华并非专职剧作家，他是一位牧师，翻译改编《圣诞先生》这样的剧作是非常偶然的。尽管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戏剧集》所收录的42位剧作家中至少有35位是大陆迁台剧作家。⁽⁸⁾

《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是天视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于1979年12月出版的。其编选者邓绥宁在《导言》中对话剧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近30年在台湾的发展做出梳理，对这30年的剧本创作也分阶段列举其代表性剧作，并分析其优劣，想必他对于此剧本集的编选也是建立在对台湾话剧整体水平了然于胸的基础上的（见表1-6）。同时他也在《导论》中说明其编选时所采取的“折中办法”，“凡独幕多幕剧都写的剧作家，选其独幕剧，仅写多幕剧而未写独幕者，则选其多幕剧”⁽⁹⁾。

表1-6　《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剧目详表

从表1-6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录剧作15种，皆为独幕剧；第二辑收录剧作6种，皆为多幕剧。所涉及的剧作家共21位，每人一部剧作。而经过我们的考证，这21位剧作家，除张晓风外，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

（四）台湾戏剧研究史论中所涉及的重要剧作家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

在台湾戏剧史论研究专著中，对于此期内的作家进行专门研究的，只有丛静文的《当代中国剧作家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此书的书名看上去范围涉及很广，但实际上只是论述了国民党迁台后至70年代之前的12位剧作家。她将这12位剧作家分成三类进行介绍和评论：“历史古装剧”有李曼瑰、邓绥宁、姚一苇、钟雷，“反共剧”有吴若、何颜、陈文泉、赵琦彬，“社会剧”有赵之诚、刘硕夫、徐天荣、张永祥。这样的分类是不够准确的，选取的剧作家的数量和范围相对于书名来说也是不够的。但是，丛静文所论述的12位剧作家都属于大陆迁台剧作家。

马森的《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一书在论述涉及60年代前的剧本创作方面时，认为“在剧本的撰写方面，可以说清一色是外省人的天下”。他引述了丛静文所论及的12位剧作家，并补充了“王绍清、丁衣、贡敏、姜龙昭、雷亨利、朱白水、贾亦棣、王生善、上官予、王平陵、王方曙、王慰诚、古军、吕诉上，徐訏、高前等”16位“丛书中未评论到的剧作家”。⁽¹⁰⁾马森所补充的剧作家基本上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其中徐訏是大陆迁居香港的剧作家，只有吕诉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台籍本土剧作家。

黄美序在《中国当代戏剧史稿》台湾部分论及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重要的话剧作家时也引述了丛静文的论述，同时补充了“未被列入而应该提及的，还有丁衣、王生善、贡敏、雷亨利、王方曙、朱白水、王平陵、彭行才、唐绍华、张英、王绍清等”11位。⁽¹¹⁾他在整个“当代台湾戏剧”（1949—2000）中选取了13位剧作家做重点论述，并按照活跃的时间和阶段性特点分为四类：“反共抗俄”时期的话剧创作——吴若、赵琦彬、王生善、贡敏等；“观浪有成的前浪”之作——李曼瑰、姚一苇、张晓风等；“弄潮归来的中浪”之作——马森、黄美序、阎振瀛等；“听潮成长的后浪”之作——金士杰、李国修、赖声川等。这13位剧作家在1979年之前有创作问世的有“反共抗俄”的4位，“前浪”的3位和“中浪”中的马森、黄美序。马森从1968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苍蝇与蚊子》起，至1979年共有9部作品问世。他的剧作通常都是发表在杂志或报纸的戏剧专刊上，在台湾前期戏剧中，几乎没有被演出的经历。因此黄美序认为“马森在当代戏剧中的影响，主要发生在1980年以来的实验戏剧大潮之中及之后，他尤其受到大学校园演剧者的喜爱”⁽¹²⁾。黄美序在1979年之前的戏剧创作有《傻女婿》（1973）、《心的传奇》（1979）以及《小小短剧》（1978）剧本集中收录的5个小短剧。他和马森一样，80年代以来才真正对台湾剧坛发生影响。除去这两位剧作家以外，黄美序在文中所提及的台湾前期戏剧中的重要剧作家，基本上都有大陆迁台的背景，其中仅有张晓风一位不能算是“大陆迁台剧作家”。

（五）根据《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台湾部分）的编纂经验，可以得出结论，大陆迁台剧作家是台湾前期戏剧创作的主体

《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是一本专门收集1949—2000年中国戏剧剧本的资料型工具书，由本人所在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研究所负责编纂，于2013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本人在其中承担台湾、香港、澳门戏剧总目的搜集、考证及编纂工作。考虑到1949年以来的台湾话剧存在大量仅有演出记录而无剧本发表的情况，台湾当代戏剧总目既收录了剧本发表或出版的信息，也收录了台湾戏剧史料中记录的剧团演出的信息，因此应该可以总括台湾当代戏剧的整体面貌。通过台湾当代总目的编纂经验和成果，我们可以看出1949—1989年的台湾剧坛主要活跃的剧作家基本上都是大陆迁台剧作家。

当然也偶有非大陆迁台剧作家的活动，主要有四类：第一种是台湾本土剧作家，例如吕诉上、林清文，他们在大陆剧作家为主的戏剧环境中处境相对艰难，吕诉上与国民党当局建立起比较良好的关系，早在1947年，吕诉上便已经发表《怎样使台湾戏剧成为三民主义的戏剧》一文，其主张暗合张道藩的论述，其戏剧创作的主题也多为“反共”、“复国”，符合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林清文既是台籍剧作家，也是诗人，他出版的剧本都为“撰者印行”，即个人出资出版。第二种是香港赴台的剧作家，例如刘非烈（刘熹），他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广播剧。第三种是居住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的剧作家，例如住在香港的徐訏、熊式一、柳存仁，菲律宾华侨许希哲，他们虽然没有居住在台湾，但其剧作在台湾有一定的影响力。第四种是年幼时随家庭迁台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例如张晓风、马森、黄美序，他们也是大陆迁台而来，但在大陆居住时太过年幼，基本没有受到大陆戏剧传统的影响。他们在70年代陆续登上戏剧舞台，代表了台湾戏剧转型的有生力量，在80年代的台湾剧坛大放光彩。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大陆迁台剧作家是台湾前期戏剧创作的骨干，他们的戏剧创作撑起了台湾前期戏剧的整体局面。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研究这些大陆迁台的剧作家可以深化对台湾前期戏剧面貌的认识，更为清晰地理解台湾戏剧生态的形成过程。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台湾话剧前期形成大陆迁台剧作家垄断剧坛的局面，并非由于大陆迁台剧作家在戏剧创作和能力上绝对高于台湾本土剧作家。这是台湾话剧在多种特殊条件循环作用下产生的阶段性生态特征。

承袭日据时期新剧传统的台湾本土剧作家在光复初期一度相当活跃，知识分子演剧和娱乐取向的职业新剧团都有复苏、蓬勃的趋势。带有文化取向的知识分子演剧受到大陆左翼文学的影响，充满五四批判精神。1946年6月“圣烽演剧研究会”演出简国贤的《壁》和宋非我的《罗汉赴会》；南部王育德和黄昆彬等人所组“戏曲研究会”演出《新生之朝》、《偷走兵》和《青年之路》，批判苛政猛于虎，讽刺台湾人过度的解放感；林博秋“人剧座”演出《罪》和《医德》……根据焦桐的统计：“战后至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前，台籍剧人演出的新剧（文明戏或话剧），不过十九出。”⁽¹³⁾这成为战后台湾本土话剧传统最初也是最后的发声。之后知识分子演剧逐渐销声匿迹、不复再现。而职业新剧团继续以商业利益为首要目标，虽然看似热闹，但演出品质不断下降，很多日据时期由传统戏曲改良的新剧团重回戏曲舞台，也有很多新剧团的演员最终走向闽南话片或者闽南话电视连续剧。台湾戏剧学者焦桐分析“台籍剧人昙花一现的活跃后，立即归于沉寂，除了是政治力的压迫外，也存在着语言文化的障碍”⁽¹⁴⁾。台湾当局对话剧的控制、迁台剧作家的官方背景、“二二八事件”对台籍剧作家的打击、语言转换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大陆迁台剧作家并未有机会与台籍剧作家合作或是竞争，就顺利占据了台湾话剧前期的整个剧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