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陆迁台剧作家的成长和迁台经历

对于大陆迁台的剧作家的数量，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者做过准确的统计。对于迁台的“戏剧工作者”或“戏剧人才”的多少，研究者的说法也有很大出入。吴若和贾亦棣在《中国话剧史》中多番提及迁台的戏剧人才之少，谈及“戡乱”戏剧兴起之背景时指出：“仓促之间，大陆各地剧人，十九均未能撤出大陆，以致话剧界经数十年陆续养成之人才，十九均陷身共区。”⁽¹⁵⁾马森也在《“中华民国”史文化志》中“现代戏剧”的论述中认为：“大批军政人员追随当局到了台湾，但是戏剧工作者来台的却寥寥无几。”⁽¹⁶⁾而学者黄仁却并不认同两人的观点，他列举了45位“大陆来台的戏剧人才”⁽¹⁷⁾作为反驳。其实双方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一方面，迁台而来的戏剧人才相对于留在大陆的总数来说，确实是不多；另一方面，就台湾以一省之戏剧人才所占全国的比例来说，已属相当丰富。

上述研究者用“戏剧人才”或“戏剧工作者”的名称来概括，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陆迁台的戏剧从业人员中，真正成熟，成为“家”者并不多。就编剧来说，据考证得知，这些剧作家迁台前有剧本创作发表的只有9位：陈文泉（文泉）、李曼瑰（雨初）、唐绍华、张道藩、王生善、王绍清、王平陵、王慰诚、张英。也就是说其他的剧作家基本上都是迁台之后才逐步成长起来或者迁台之后才开始剧本创作的。其他的文学领域尚有声名卓著者迁台，唯独戏剧方面没有，这一方面说明了戏剧在文学艺术中功能的重要性及共产党文艺政策在戏剧方面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台湾戏剧建设之艰难。不容否认的是抗战时期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基本上都因政治上的“左”倾而留在了大陆，而迁台的剧作家基本上都与国民党党、政、军有一定的关联。在一般的台湾戏剧史的研究中，他们被作为“台湾剧作家”来研究，对于他们戏剧养成时期的大陆经历所言不详或多有谬误。而在一般的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他们只是初次崭露头角的一些名字，继而就消失在戏剧史的视野中。将“大陆迁台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是因为他们的戏剧理念因为成长经历的关系具有很多同质性的特征，“大陆迁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成长背景的概括，这个概括既与地域相关，又与年代相关。

一、戏剧养成经历

如果说大陆迁台剧作家在戏剧养成方面有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成长于中国现代话剧的土壤，在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中汲取营养。就其个人的戏剧养成经历来说，情况又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大陆时期接受戏剧专业教育。此期在大陆专业戏剧教育最主要的学校就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即“国立剧专”）。国立剧专是抗战时期课程设置最齐全、师资力量最强、培养人才最多的高等戏剧学府，集结了当时中国戏剧界的多位大师和艺术精英，余上沅、洪深、焦菊隐、马彦祥、曹禺、陈白尘、杨村彬、黄佐临等均在校任教。自1935年创办以来，因战局经历五次校址的搬迁，一直处在抗战话剧运动的风暴核心，其师生的教学、创作和演出活动本身就是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话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前后，一部分剧专的校友迁居台湾⁽¹⁸⁾，他们大多继续从事戏剧相关工作。其中有担任文学、戏剧相关管理部门领导工作的，有从事戏剧教育工作的，有编剧，有演员，有导演，有研究戏剧理论和戏剧批评工作的，有进行戏剧相关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有活跃在广播界的，还有一些走向了电视和电影工作。剧专的迁台校友中，成为“剧作家”的有：贾亦棣（第一届）、董心铭（第一届）、乔竹君（乔文彩）（第三届）、彭行才（第四届）、崔小萍（第六届话剧专科）、陈文泉（第六届高职科）、王生善（第七届高职科）、雷亨利（第八届高职科）、高前（第十届）、金马（马泽楠）（第十届）、马骥（第十一届高职科）、刘硕夫（肄业）等。⁽¹⁹⁾除了剧专，此期还有多所提供专业戏剧教育的学校和研究所，朱白水就毕业于广东省立戏剧研究所。

第二种情况是在大陆的剧团演出实践中锻炼成才。抗战时期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与演剧活动为青年戏剧爱好者提供了最好的学习平台和训练基地，尤其是军中各种形式的演剧队和剧宣组织培养了很多创作人才。青年吴若组建雷雨话剧社，并亲率话剧社30多人赴华中各地巡回演出半年，其间为配合演出编写通俗的活报剧、街头剧，如《卢沟桥之夜》、《汉奸之家》等，之后又在成都组建四川青年剧社。丁衣抗战时期即投身抗敌演剧队，在演剧中学习。张英1938年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三厅教导剧团的第一期学生，其戏剧养成的经历正符合该团的成立初衷。1940年，他参加了空军“神鹰剧团”，两年后又组织“风云剧团”，在实践中进一步成长。

第三种情况是通过剧本阅读和观剧经历自学成才。这是众多迁台剧作家学习话剧创作最主要的途径，他们在大陆期间学习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与戏剧本没有关联，但是凭着对戏剧的热爱和感悟依然可以从中国现代话剧的母体中吸收充足的养料。钟雷（翟君石）大学学习中文，七七事变后离校投笔从戎，在戎马倥偬的余暇进行戏剧创作，这与因兴趣而起的自学有关，也与军中剧宣活动的影响有关。姚一苇在大学期间由厦门大学机电工程转入银行系，专业学习方面与戏剧毫无关联，但在厦大学习期间，“对他树立从事戏剧活动的志向和兴趣，积累有关戏剧的知识，乃至奠定创作方法的基本路向，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²⁰⁾。

第四种情况是迁台初期接受戏剧专业教育。由于“戏剧人才大多陷入大陆，因而撤退来台之初，戏剧人才不多，亦需要重新培养”⁽²¹⁾，戏剧教育在台湾前期戏剧受到极大的重视。戏剧专业和科系在很多高校中相继建立，各种形式戏剧研究班和讲习班相继举办，戏剧专业教育迅速展开。而承担教职的是此时相对成熟的大陆迁台剧作家和戏剧人才。在迁台初期的戏剧教育中，培养出比较多剧作家的是“政工干校戏剧组”。“政工干校”全名是“国防部政工干部学校”，成立于1951年，成立之初便建立“戏剧组”招收第一期学生。政工干校戏剧组的前五期均是训练性质，自第六期改为专科，至第八期改为四年制大学，方由“戏剧组”改为“影剧系”。其系主任先后有王绍清、李曼瑰、王慰诚、张永祥，均为大陆迁台的剧作家。其中张永祥是政工干校戏剧组第一期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政工干校戏剧组毕业的剧作家还有徐天荣、贡敏、赵琦彬、李冷等。这些都是有一定戏剧经验的青年学子，迁台后重返校园接受专业的戏剧教育。

第五种情况是在国外接受戏剧教育。这种情况下具体的经历又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是在迁台之前的留学经历，国外的戏剧教育直接对初涉戏剧的剧作家进行戏剧启蒙并形成其戏剧观念；二是在迁台之后的留学经历，创作上已经相对成熟的剧作家继续留学深造。李曼瑰虽然在就读于燕京大学期间曾受到过熊佛西的戏剧训练，但其主要的戏剧学习经历是30年代留学美国时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所受到的专业戏剧教育。赵琦彬1965年至1967年间曾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深造，王生善于1977年曾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戏剧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研究所“充电”五年。对于这两位在台湾已经成名的剧作家来说，国外的戏剧教育开拓其戏剧创作的视野，丰富其戏剧创作的技巧。

此外比较特别的情况有：张道藩的戏剧学习经历主要为留学法国期间的观剧活动。对于绝大多数大陆迁台剧作家来说，戏剧养成的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经历综合影响或交替影响，如国立剧专第一届毕业生贾亦棣、董心铭等都在完成专业学习后加入首都抗敌剧团自南京出发，溯江而上，沿途宣传，经皖、赣、鄂而至武汉，参加全国各剧团联合大公演。在演剧实践中继续深化了学校所习得的戏剧认识。王生善少年时期参加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孩子剧团，得到石凌鹤、郑君里等的专业指导，青年时期考入国立剧专，接受洪深等专家名师的专业戏剧教育，毕业后担任军委会文化班戏剧教官，在教学中继续接受洪深的指导，两年后进入国民党军队“缴总政治部话剧队”工作，迁台后在台湾剧坛寓教于学，70年代末期赴美深造，他各个阶段的戏剧学习和实践共同形成了他的戏剧认知、经验。贡敏曾提及自己从15岁开始就“有话剧必看，没有戏看就看剧本”，他17岁时考入军中话剧队，迁台后又进入政工干校学习，他的戏剧养成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以上的五种分类是针对其中主要的、程度较深的戏剧养成经历进行的归纳。

二、迁台方式和经历

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迁台潮流中，多数人迁台的原因是政治因素或战乱因素。根据各自身份、工作、阶层、环境的不同，迁台的方式和路线也各不相同。其中的大陆迁台的剧作家，据相关文献资料记录，他们配合当时各自状况，分别采取了六种迁台方式。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六种迁台方式所占的比重大致如图1-1所示。

第一种方式是随军调任台湾。这一种方式的人数最多，因为当时戏剧方面的贮备力量都集中在军中剧团和剧宣组织中。台湾光复后陆续迁台的国民党军中剧宣组织有：陆军七十军政治部剧宣队、国防部新闻局军中演剧第三队、青年军31军新青年剧团、青年军205师新青年剧团、装甲兵司令部特勤队等，带来大量戏剧专业人才，在台湾剧坛播下戏剧的种子。1947年3月，原计划随国防部驻日占领军赴日本工作的“南京联勤总部特勤处演剧第三队”奉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的命令改调台湾，6月改吏“国防部新闻局军中演剧第三队”。队长董心铭率队迁台，后在1949年“又奉命赴北平接受演剧二队，在南京驻了半年，奉命驻台湾”。⁽²²⁾原国防部后勤司令部特勤署有13个特勤队，配属各战区，因三大战役接连失败，署长黄仁霖有撤销解散特勤队的打算，蒋纬国向特勤署索借编制，通令全装甲兵各独立团营一体成立剧宣政工队。随装甲兵来台后，分成火牛、捷豹、金刚、三三等九个队，分驻台湾各地。后蒋经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下令特勤队归还建制，特勤队归“国防部总政治部”，重加整编，称康乐总队。徐天荣、周旭江、王绍清、刘垠等都此番随军来台，其中徐天荣为装甲兵随军记者，刘垠后任装甲兵火牛剧团团长。后来在台湾剧坛，凡演戏活动总少不了随装甲兵来台剧人的身影，因此有“无甲不成戏”的说法。此外，随军迁台的剧作家还有很多。上官予（王志健）1944年参加青年军，1948年冬随军去台。高前回忆“我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由上海乘中兴轮抵达台湾，在军队里参加戏剧工作”，同来的剧作家还有同学“马择南”（马泽楠，即金马——笔者）。⁽²³⁾钟雷也是以职业军人的身份随军迁台，“调上海受训，匆忙迫使下，带着刚刚分娩不久的妻子和儿子，搭上最后一班由上海飞往台湾的飞机，在炮火声中，离开了上海”⁽²⁴⁾。1949年6月，刘硕夫作为领队带领新六军政工队抵台。原服务于军中剧队的马骥在徐蚌会战中被俘，逃出后加入南京六十六军李礼团长所组剧团，“和廿多名男女团员结伴南下。经杭州、金华、江山，翻越仙霞岭过福州转广州，再从广州折回马尾，最后到达台湾”⁽²⁵⁾。贡敏则是1950年随十八军十一师的话剧队——“飞马剧队”，由金门来到台湾。

第二种方式是随国民党当局机关搬迁台湾。1949年12月8日，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迁去台北，国民党当局机关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也随之迁台。张道藩、李曼瑰等身居要职，作为高级公务人员，在国民党当局的安排下迁台。雷亨利时任考试部门科员“为其从政之始”，“后随雷法章先生来台”。⁽²⁶⁾此外，一部分隶属于党政机关的单位同时迁台。中制、中电、中教、农教等电影公司一并迁台，带来了不少影剧人才。陈文泉此时就职于“中宣部中央电影摄影场”，因此随之迁台。

第三种方式是与同学结伴或由国民党当局机关、军队或学校组织，作为流亡学生来台。据统计，1949年前后迁台的学生总数有三四万人⁽²⁷⁾，这其中也不乏对戏剧创作有经验和热情的青年，在台湾成长为知名的剧作家。在台湾剧作家中，作为流亡学生迁台的有赵琦彬和张永祥。赵琦彬“就读的学校，三十六年自烟台迁徙，经青岛至上海，转湖南、广州而于澎湖复校”，“三十八年自烟台联合流亡中学高中毕业”。⁽²⁸⁾张永祥也是山东烟台人，“十几岁离家，随山东联中四处流亡，三十七年搬迁至澎湖，毕业于高中部”⁽²⁹⁾。他们都是“烟台联中”的学生，而包括“烟台联中”在内的八所联中所组成的“山东联合中学”的迁台过程是学生集体迁台唯一的个案。他们在迁台前和流亡途中都有一定的话剧演出经历。

第四种方式是随同家人或个人自行个别行动来台。台湾光复之后至国民党迁台，也有很多个人和家庭自主地迁至台湾，有的是出于人生的规划，有的是考虑战局的因素。姚一苇1945年大学毕业，第二年来到台湾银行工作。王平陵在迁台之前“蛰居于重庆农村，渡其清苦的写作生活”，直到1949年，“才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来台”。⁽³⁰⁾随家人迁台的还有一些尚未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如丛静文、姜龙昭等。

第五种方式是因出差或旅游等原因来台后因战局变化而滞留台湾。这属于看起来比较偶然，实则是在历史形势发生巨变之时的常见因素，为台湾留下了几位才能突出的剧作人才。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为了提振陷入低迷状况的台湾剧运，台湾糖业公司邀请“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旅行剧团”赴台演出。“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旅行剧团”在刘厚生、冼群的带领下分两批抵台，剧团中演员崔小萍在剧团巡演后留在台湾工作，对于推动台湾剧运尤其是学生剧运发挥了重要作用。赵之诚时任上海中央通讯社记者，1948年来台观光而滞留台湾。1949年上海国泰影片公司《阿里山风云》外景队人员抵台拍片，其中包括后来的剧作家张彻和张英。因花莲的地震和台风耽误了拍片进度。这时上海的局势紧张，公司通知外景队立即回上海，否则无法支持经费。外景队多数人留在台湾继续完成拍摄。而拍摄完成后政局已变，张彻、张英等留台工作。

第六种方式是先赴香港后辗转来台。贾亦棣1950年抵港，任职于香港集成图书公司外，又先后担任香港中国电影学校教授及联合国香港协会中国古典剧艺组副主席。其后与顾文宗创办邵氏公司南图实验剧团，并任副团长，培养了不少影坛红星。1963年由香港去台湾。唐绍华1949年后任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1951年再由香港迁台。

三、来台后的社会阶层和生存方式

绝大多数迁台人员都是在紧张、仓皇的状态下来到台湾，并非出于个人生涯的规划，也没有做好久居此地的心理准备。抵达台湾之后，迁台人员除了延续迁台之前的工作外，也对职业进行了调整，迁台而来的戏剧创作人才也是如此。他们虽然相继有话剧作品问世，在话剧创作方面陆续发展成熟起来，但编剧工作并不能成为他们的职业，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工作，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将大陆迁台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他们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征：

1．普遍任职于军中剧团和公立剧团

在台湾前期戏剧的当局主导戏剧体制之下，官方戏剧团体的演出活动在台湾剧坛相当活跃。军中剧团和公立剧团等因为官方的保障也集中了优势的戏剧资源，包括剧本创作人才。按照“山东联合中学”集体迁台时“教育部”和“国防部”以及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针对此特例商定的办法：“十七岁以上及龄男生集体从军，不得任意进退”⁽³¹⁾。因此，赵琦彬和张永祥在毕业后都入伍，成为军中剧宣人员。

在大陆迁台剧作家中，有军中剧团及剧宣组织工作经历的有：陈文泉、丁衣、彭行才、高前、贡敏、何颜（刘垠）、姜龙昭、李冷、谭峙军、申江、王绍清、刘硕夫、马骥、王慰诚、张永祥、赵琦彬、金马（马泽楠）、朱白水等，其中陈文泉、高前、张永祥、金马、朱白水、丁衣、彭行才、高前、刘硕夫、马骥均就职于“国防部总政治部”直属的康乐总队，而李冷效力于隶属“陆军政治部”的陆光话剧队，姜龙昭则效力于隶属“海军政治部”的海总话剧队。

在公立剧团和戏剧组织工作的大陆迁台剧作家有：刘硕夫、李曼瑰、王慰诚、刘垠等人。李曼瑰为三一剧艺社发起人，台北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创始人和主任委员；刘硕夫为“教育部”“中华话剧团”团长，台北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副主委；王慰诚为“教育部”“中华实验剧团”团长；刘垠为“教育部”“中华实验剧团”副团长。

以上的总结未能尽数，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超过半数大陆迁台剧作家效力于官方戏剧团体，可以说有公职或者军职在身，还有少数剧作家拥有两种职位。此外，还有部分剧作家也有公职在身，但是并非演艺团体。张道藩为国民党宣传部长，雷亨利为机关人事科主管。

2．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

在这些大陆迁台剧作家中，迁台之前从事戏剧专业教育经历的人并不多，可能只有李曼瑰执教过国立剧专，贾亦棣执教过四川省立剧校，王生善担任过军委会文化班戏剧系教官，王平陵、邓绥宁等则从事非戏剧专业教育。而迁台之后，这些剧作家大多数都有参与戏剧教学和其他专业的教育工作的经历，甚至将教学活动延伸至海外。台湾前期戏剧进行专业戏剧教育的学校有：“国防部”政工干部学校戏剧组、“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电影科。还有很多综合性高校也开设戏剧及相关专业。表1-7为迁台剧作家在台湾的任教情况汇总，简单呈现了迁台剧作家广泛从事教育工作的面貌。

从表1-7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迁台剧作家都有在高校执教的经历，有很多迁台剧作家同时或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其中以戏剧专业教育为主，也有少数作家从事戏剧以外的其他专业教育工作。大陆迁台剧作家是台湾戏剧“重起炉灶”、戏剧人才“重新培养”的主要师资力量，而从事教育工作又成为大部分大陆迁台剧作家的主要生存方式。这对台湾培植戏剧基础起到很大作用。

3．部分兼顾广播、电视和电影创作

作为大陆迁台剧作家，在话剧创作方面已经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品问世，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广播剧、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崔小萍、高前、贡敏、姜龙昭、申江、谭峙军、张永祥、赵琦彬、赵之诚、朱白水等人具有相当数量的广播剧作品，其中高前、贡敏、姜龙昭创作的广播剧数量特别多（参考附录二）。陈文泉、徐天荣、王生善、赵琦彬、贡敏、吴若、唐绍华、王方曙、丁衣、王绍清、王平陵等作为话剧剧作家的同时也是专业的电影剧本编剧。其中赵琦彬参与编剧的电影作品《蚵女》1964年获得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彭行才、赵琦彬、邓绥宁、朱白水、姜龙昭、李冷、贡敏等均参与过电视剧创作。甚至有些剧作家在创作后期已经放弃了话剧剧本创作，专职投入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创作中。

多数大陆迁台剧作家都在迁台前后接受过专业戏剧教育，分别以“国立剧专”和“政工干校戏剧组”人数最众，成果最为丰硕。迁台前无论是受教育还是具体的戏剧实践活动基本上都处在其时话剧活动的核心地带——大后方，在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之下，受大后方的话剧传统和理念影响相当直接、深刻。迁台后戏剧教育在台湾当局的重视下广泛发展，其教学活动中重要理念依然遵循大后方传统，然其最核心的教学单位为隶属于“国防部”之“政工干校”，基本上决定了其学员的构成与去向，也决定了其基本的思想倾向。

在迁台剧作家中，随军迁台的人数最众，基本上是国民党军中戏剧团队的整体搬迁，保存了抗战时期剧中剧团的传统，直接保证了台湾前期戏剧中庞大的军中戏剧团体组织的人员基础，奠定了台湾前期戏剧以军中剧团为主的基本格局。

从戏剧养成经历和迁台方式来看，都基本上将大陆迁台剧作家保留或吸引到官方戏剧团队中，这是50年代官方戏剧体制得以维系和运行的基础条件，实际上构成了台湾前期戏剧的战时戏剧生态。迁台剧作家的教师身份是时局的需要，又反作用于时局。高校给予大陆迁台剧作家在戏剧思想上更多空间，也使得他们既服务于官方戏剧体制，又不依附于官方戏剧体制。校园成为台湾前期戏剧战时戏剧生态中自由发展的宽松地带，是前期戏剧生态转型酝酿和启动的资源平台。大陆迁台剧作家向广播、电视、电影的分流有迁台前工作背景本身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战时戏剧生态对于正常戏剧活动空间的挤压所致。创作人才的流失直接造成前期生态的内部瓦解，促使其发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