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进城不落户的半城市化不可持续

第四种方式即“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随着乡镇企业弊端的凸显，我国工业化路径逐步由乡镇转向城市。

然而，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却阻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7.35%和41.20%，二者相差16.15%；2017年，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8.52%和42.35%，二者相差16.17%。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的巨大差额就是2.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这部分群体在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以及住房等方面受到制度的限制，无法拥有城镇户籍或在城镇定居，因此也不能真正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待遇。

户籍制度导致的福利差异，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口流动的意愿。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来看（见表2-2），我国农民工总量虽然在逐年增加，在增长高峰期的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可达5.42%、4.36%和3.89%，但在随后的若干年中，农民工总量增速不断下滑。从农民工类型来看，我国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的比例不断减少，从2008年的62.29%下降至2017年的59.98%。而本地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从2008年的37.71%增加至2017年的40.02%。

表2-2　我国农民工数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另一方面，由于绝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与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他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每年把相当一部分收入和时间花在了旅途上。这不仅延缓了城市化进程，还导致了耕地占用总量的扩大。“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工业化模式，限制了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也减少了由于人口转移带来的各种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