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的《黄鹤楼》，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我就从这两首熟悉的作品着手，来考察一下初盛唐时期题写名胜的诗篇及其相关问题。

因为涉及名胜，这类诗篇通常与登览、宴饮、访古和行旅等场合相关。与此相应，对题写名胜的作品也可以做出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定义专指以名胜为题的作品，广义的外延覆盖了与名胜相关的场景，包括赠答和送别之作等等。我在这里主要采用狭义的说法，但狭义与广义的作品之间有时也难以严格区分。例如，有的题写名胜的诗篇同时就是赠答之作。从写作方式来看，题写名胜可以一并归入即景诗或即事诗的范畴。其中有的作品是题写在壁上的，与题壁的书写行为和物质条件紧密关联，具有潜在的表演性和展示性。这些因素都需要在解读文本时，予以特殊的考虑。

名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历史名迹到风景胜地，都包括在内。不言而喻，名胜离不开文字书写：一处地点总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并因此而成其为名胜的。而书写的名胜也同时构成了文本化的风景。人们往往在诗歌中遇见名胜，无论是否亲临其地。

为什么从唐诗入手来讨论题写名胜这个话题呢？题写名胜固然并非始于初盛唐，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却是前所未有的。伴随着南北统一所带来的地域版图的拓展，历史名迹得到了普遍的确认或被重新确认，此外还出现了新的名胜和地标建筑。这给诗歌写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并以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参与了诗歌全盛时代的缔造。的确，如果剔除掉题写名胜的诗篇，以及与名胜有关的诗篇，我们所熟知的唐诗便立刻面貌大异，诗歌的黄金时代也为之黯然失色。

值得强调的是，诗歌题写不仅造就了名胜风景，还反过来塑造了初盛唐的诗坛版图。在标志着名胜的诗坛版图上，遍布了诗人的足迹。他们因为题写名胜而闻名诗坛，并在其中赢得一席之地。题写名胜的诗篇同时参与绘制了当时的名胜版图与诗坛版图，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和功能。

严格来说，诗歌题写的名胜版图，正是在唐代成形的。它的背后隐含了一部唐代诗歌史，不仅涉及空间的维度，同时也包括一个时间的维度。由于诗人的唱和应答，以及后来者的反复题咏，自唐代开始，每一处重要的名胜都形成了一个诗歌题写的系列，而每一个系列就是一部微型的或微缩版的诗歌史。它细致入微地展现了诗歌史生成、演变的过程与方式，也让我们了解到，初盛唐诗，乃至整个唐诗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通过后人的回顾视野而建构起来的。就时间而言，题写名胜之风自初唐而日渐兴盛，但诗歌造就的名胜版图之所以得以确立，又有赖于后来者对先行者的选择与认可。这些后来者包括唐代之后的诗人，也包括了唐代的诗人。

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着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模仿崔颢的《黄鹤楼》并与之竞争的。这个例子提供了切入盛唐诗坛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直接感受诗人的压力与动力、体察他所受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李白在与其同代诗人的竞争中感到了压力。这正是来自先例的压力，也就是先行者对迟到者造成的压力。对于李白来说，先例不再只是写作的资源和灵感的渊薮了，它开始变成一个负担。这一变化决定了迟到者通过诗歌写作对先行者采取新的、不同的回应方式。与此相应，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尽管每一处名胜题写的先行者都占据了天时地利，但这却未必能够保证他在这一诗歌题写系列中拥有奠基者的地位。奠基者只能在一个回顾的视野中，经由迟到者的选择而产生出来并获得承认：迟到者选择了一位先行者，通过与之竞争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同时又反过来帮助确定了先行者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沿着李白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前后推延，一路上会遭遇许多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从文本化的名胜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到题写名胜面对哪些挑战，又引起怎样的回应。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和重新估价古典诗歌的写作实践与批评话语，尤其是即景诗或即事诗的理想范式和经验基础。所谓即景诗或即事诗也就是“场景诗或场合诗”（occasional poetry），涉及各种场景或场合，如羁旅、出征、赠别、宴饮等等，当然也包括与题写名胜相关的登临游览。就即景诗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即景题咏的假定和在场写作的预期，因为这些假定和预期暗含了重要的价值判断：唯有亲临现场，触景生情，当即写作，才能确保登览题诗作为即兴创作的真诚性（authenticity）与未经媒介的直接性（immediacy）。

显然，所谓即景诗的模式并不限于一个主题或一种类型，而是涉及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核心问题：古典诗歌所呈现的世界究竟是写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是直接出自作者的观察与经验，还是虚拟和想象的产物？它与作者生活其中的经验世界，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1]落实到题写名胜的诗歌上，我们应该借助什么概念框架，来讨论诗与物、题写与名胜的关系？

即景诗的假设与判断构成了一个规范性（normative）的理想命题，而规范性的理想命题显然又无法有效地解释诗歌实践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难以回答诗歌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与多方挑战。实际上，在诗歌阅读中，我们不得不经常处理缺席写作的情况与诗歌作品的互文性现象。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观察与虚构、创造与模仿、竞争与因循、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以及诗歌题咏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纷至沓来，但又自有内在的理路可循，环绕着古典诗歌范式的核心特征而展开。因此，我希望一方面把握问题的脉络，另一方面梳理文学史的线索，最终在论述中达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上述问题是从文学史上题写名胜的诗作生发而来的。事实上，许多重要的观念和命题都来自诗歌自身，或蕴含在诗歌的形象化的表述中。通过解读诗歌的文本，将这些观念和命题勾勒出来，串联成有迹可循的思路，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寓意，也就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诗论与文论的相关问题，便有可能将作品的细读，与文学史的叙述和文学批评的论述综合起来，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让我们从具体作品的细读出发，看一看这次旅行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一路上又会有哪些收获。

[1] 这里所说的“虚构”，主要是就诗歌表达的内容与作者的经验世界的关系而言，不应与小说戏曲中的“虚构性”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有关的论述与争议，在中、英、日文的学术著作论文中，已多有所见，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