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与乳汁的书写

——《子宫》序

不曾读过吕学敏的其他文字，也不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只是碍于友人的相托，才接了这部稿子。本没抱多少艺术上的希望，心想以前也是友人介绍了稿子来，说得天怕怕地怕怕的，再紧要的事就都放下了，赶紧阅读，生怕失去了一次面对杰作先睹为快的机会。但经验使我懒散了，朋友的吹嘘吹凉了我对当代文学的热情。于是，《子宫》在我的书柜里“睡”了70多天。刚好，丁亥之冬阴冷多雪，终日躲在暖气房里读《黄帝内经》，与友人讨论养生之道实乃人生乐事。说中间就到了戊子之春，应人事小，误人事大，我漫不经心地翻开这部书稿。

这其实是一则很别致的故事，讲计划生育的。我猜想大概在中国以外，再经典的作家都编不了这个故事。他们没有这个“国策”，更不知道这里边的渠渠道道有多深了。作品为第一人称，口述体，语气慢条斯理，却像泡馍馆里大清国遗存的老锅汤，那种结实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喜情节，没有离奇古怪的人物或言论，却为什么让我读得放不下呢？审读了半辈子的小说，对文本的挑剔常常让友人不快。好在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批评立场——好处说充分，坏处说准确。所以友人送来或审读，或作序，或评论的书稿垒在书桌上往往盈尺。这几年老眼昏花，送上门的书稿我是能推即推，养生要紧啊！

《子宫》讲述了县上一个未婚的年轻干部下乡蹲点抓计划生育的故事。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他上边有“国策”和“局领导”“镇专干”，下边是村干部，认真的、不认真的、假公济私的；还有一大群育龄妇女，她们的丈夫、公婆、子女；以及出外打工的育龄女、外来驻村的神秘兄妹等；更有婚外恋婚外情婚外孕、有儿的想生女、有女的想生儿，超生的要罚款要切扎输卵管、遵纪守法的孩子出意外需要再将输卵管接通、无生育能力的需要治病、阳痿的早泄的无精的、真假伟哥壮阳药、野广告上的“广州老军医”等等；真真是一个湍急的旋涡、一团理不清头绪的乱麻。但作者叙述不乱，他的视角始终跟着村计生干部雪娃以及与她打交道的人和事。这是一个干练的农村妇女，吃得亏、容得人，政策性强却颇富人情味，政策与现实在她身上通过中国“特色”糅合得十分妥帖，比如“雪夜捉女人引产”一节，很容易使人想起时兴的“侵犯人权”一说，但事情到了雪娃手里，你咋看咋合理，似乎没有第二个好办法。还有，她解决三个儿子不赡养老父的问题，也是入情入理，不但村人服，读者也服，她把政策、人情、世道揉得像面团一样软和，话到了她的嘴里就不一样。虽然在她高矮胖瘦的外在形象上作者省却了必要的笔墨，但她内心世界的丰富柔软、鲜活灵动却在当今小说人物画廊里不多见。

“计划生育”这个节点，作者抓得好，它牵扯到当今时代的方方面面。往往之“国策”，是大框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而“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却连着每个社会细胞，说丑了如毛细血管一样连着男人的精汁女人的子宫，这是在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传宗接代上做功夫，撞了谁谁都拿命上！多少年来，在小说的审美功能上，专家们是一个倾向掩盖着一个倾向，当初拨乱反正，反对文艺作品工具化，就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单纯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而今到处都在“戏说”“调侃”“玩文学”“下半身写作”，致使文学功能的多样化被极端压缩，文学的传道功能、传知功能、认识功能、信息功能、教育功能、意识形态功能等统统被“批评家”们阉割了，艺术是纯粹了，但味道却单一了。我想，批评家什么时候从批评自己的胸怀做起，也许真正的大作家、大作品也就出现了。

《子宫》中，作者说了许多农耕闲话，这“闲话”夯实了作品的文化底蕴，也丰富了故事负载的人文内涵。作者深入生活很深，他可以随意地将故事、风景、情绪糅合成一段别致的文字，如“这时无由头地来了一股风，仿佛背后出现了一位奸诈的小人，我不由身上一阵冷索。细看风是黄的，从河道里向南滚过，到了桥上，立起黄柱，几秒钟又如一袭绸袍塌落下来，我心里顿生阴森”。再如，作者描述了播种后的秋田多么平整舒服后，接着写刚才的经历和心情，“我是迷迷糊糊回来的，刚才突如其来地被已婚女人狂吻一顿，整整齐齐的心情，让一个大我十多岁的妇女光脚片踏着跑了一圈，立时就秩序无存了”。我在一些俄罗斯文学经典中，读过不少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有关风景描写的中性文字，并作为瑰丽句子抄录在我的文学笔记里，但现在看来，不管它是多么了不得的经典，那种离开人物和情绪的纯客观风景描写都是文学写作的“初级阶段”。由此看去，吕学敏不像是新出炉的笔手，也不是故作的老到，而是泥土与乳汁的书写。他把泥土的芬芳和乳汁的甘甜融进自己的生命，又将生命埋到生活的深处与民族根须相缠绕。他不作口吐莲花状，但那平实的讲述却竹苞松茂、花果鲜活。

作者无意颂扬什么，却在家常话似的叙述中包含着倾向；作者无意批判什么，却在貌似憨厚的文字中夹裹了锋芒。这或许是吕学敏的风格，听说他还有两部长篇即将脱稿，我真诚地祝贺他，祝贺一种文学品质的生成和壮大，它是健康的、实际的、阳光的、开阔的，而不是凌空虚蹈的、故作深沉的、文学沙文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