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陕西的小说和批评

在张国骏教授和我谈到“为陕西作家诊脉”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提得适得其时，但静下心来要为这个话题做文字准备的时候，我有些恐惧了。在文坛上看过了30年，多少兴衰沉浮告诉我：这个话题太沉重！因为就陕西小说作家而言，被全国读者认可的也就那么几位，且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了，他们大约都即将越过创作的高峰期，而且这批人基本都是经验写作和情感写作，要对他们进行理论指导或学院式诊断，大概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他们的情感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经验更是得之于血泪；他们不是北京、上海的一些作家，毕业于正规的大学中文系，又系统地研习了语言文字学、修辞学，但全盘接受时髦的或经典的外国文艺理论等，完成所谓的理论准备之后才投入创作的。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有话要说，有情感要吐诉，有故事要讲述，所以在这些以“干货”昭示世人的作家那里，那些外来的、凌虚高蹈的“水理论”更多的是受到拒斥和嘲笑，他们不认为不久前还在玩尿泥的小朋友能对他们的高灶大火理解多少，事实上，小朋友玩的西洋打火机很难点燃老作家们手里的旱烟袋，特别在西方的文明病正在越来越毒害国人灵魂的时下当前。而且，稳固而持续的读者群强力地支撑着他们的创作动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两种文化选择，一些批评界人士到底该持怎样的理论胸怀？

别说是一些卓有成就的大作家，就是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以某些批评家独有的手法批评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知道，批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牛不喝水强按头不是真正的批评者所为。那么在批评陕西文学的时候，我的建议有两句话：化批判为建设，化个性为理性。双赢永远出于理解，让理解走在批评前面。风霜冰雪下寸草不生，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为人厚道永远是大评论家的基本品格，这就是多元化的视野和宽容的胸怀。作家是红薯，评论家是秤，说你几斤就是几斤。所以，职业道德要求掌秤的人一定要心态平和，要秉持公道，不管你是磅秤还是传统的十六两。陕西几位在全国能站住脚的小说家，他们都有丰富的生命历程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也都经过了长期的文学准备并具有相当的学养储备，他们自有一套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人云亦云之辈，更不会被那些半通不通的洋理论吓倒。

站在这个基点上，我对批评界的建议是：理解为前提，提醒为原则，好处说充分，坏处说准确；我对陕西小说界的建议是：进补国学，扩胸壮胆，脚踏实地，为民请命。同时，还必须指出：陕西小说家在题材上存在共同的盲区，这就是清末民初那一段，以西安为中心的波浪滔天的社会生活，哥老会、红枪会、刀客帮、靖国军、镇嵩军、西安围城、蒋冯阎大战等，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影响的小说出世，作为文学大省，题材开发上有待平衡。当然，这一块丰厚的资源也可能被外省的作家“吞”掉，但我还是希望本省的作家来填补这个空白。清代的题材叫河南人“占”了，湖南的湘军被武汉人“吃”了，对西安在20世纪初的那一段历史和延安时期13年，以及更早的汉唐故事，这三大块被陕西当代作家遗失了的题材，由本土作家完成写作或许更符合责任一类的说法。这个建议，我曾对忠实说过，忠实说：“等谁哩？你写么！”我想来想去自己写不了，现在就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希望有人能做这个活。